▲韓國瑜和國民黨若不敢面對兩岸關係的「庶民經濟」，不碰階級問題的「本土化」，只不過是民進黨台獨思想的尾巴而已（網路圖片）

2020年的選情，並沒有因為藍綠兩大政黨的初選結果出爐而涇渭自分，反倒因為第三勢力組合舉棋不定而渾囤未清。政治人物熱衷「圈粉」挟眾自雄，不管政策、不問理念，合縱連橫之間關心的只是勝負輸贏，哪有什麼生民百姓？！去年九合一選舉，韓國瑜訴求「貨出去、人進來」的庶民經濟，為國民黨兩岸和解政策翻身，一時如日中天。一旦，蔡英文升高兩岸對抗，擺出「統獨對決」的陣仗就瞬即軟化，連「九二共識」都羞於啟齒，反倒提供柯文哲曖昧不清的兩岸政策可趁之機，作為關鍵少數左右政局。

韓國瑜的能量，來自於庶民百姓對民進黨施政的不滿，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就在於蔡英文錯誤的「兩岸對抗」政策導致經濟疲軟、民生凋敝。春江水暖鴨先知，在台灣佔有人口絕對多數的小生產者、小農、流通餐飲服務業的店家老闆、攤商，他們未必是兩岸經貿交流往來最主要的受益者，但絕對是兩岸經貿關係受挫最直接的受害者，也是承擔市場風險能力最低的弱勢群體。這股來自社會底層的民氣之所以匯聚在韓國瑜，這個在政商菁英眼中「望之不似人君」的「庶民總統」身上，恰恰是因為藍綠兩黨傳統政治菁英除了要選票，從來不關心他們的死活，更不用說是「苦民所苦」。韓國瑜受制於黨內菁英「親美、反共、革新保台」僵固的意識形態，在兩岸政策上裹足不前，自絕甘霖，所謂「接地氣」根紮得再深，找不到活水源頭，就算開花也結不了碩大豐美的果實。

國民黨在台灣通過「本土化」經營偏安格局，其來有自，早在上個世紀台灣退出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席次就已成定局。蔣經國先生主政下的「革新保台」，無異於向世人宣告「從此無意西渡」，只想在東西冷戰的時代格局下，藉由美國的軍事保護作為反共島鏈偏安一隅。因此，他一方面壓制工農階級，發展進口替代的重化工業，厚植黨國資本，扶持民營資本；一方面吸納在地菁英，執行「催台青」政策，合理化國民黨在台統治基礎；一方面重用留美技術官僚，逐步接受美國以自身為形象，對台灣進行「民主化」改造的要求，爭取美國的支持。從「自由中國」、「大學雜誌」再到黨外民主運動，紀錄了台灣社會「民族主義」退潮，在意識形態上接受「全盤西化」（其實是美國化）的再殖民歷程。「反共國家安全」從五○年代對社會主義愛國力量的全面肅殺，轉換成為七○年代以降，延緩美國對台灣民主化壓力的口實。

更重要的是，蔣經國「革新保台」本土化政策，奠定了國民黨迄今為止，以黨國資本為經濟後盾，以留美技術官僚體系、「催台青」本土政治菁英和地方派系三股勢力相互牽制的扈從體系。當前在檯面上主政的藍綠兩黨政治菁英，無一不是成長在這個時期，「親美、反共，維持現狀」的意識形態深入骨髓。在這個階段，國民黨通過反共軍事戒嚴體制，牢牢掌控著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新聞等領域的制高點。雖然台灣經過六○年代的勞力密集出口導向工業化和七○年代資本密集進口替代工業化，在社會結構上產生了許多現代大資產階級和大量的中小企業主，以及600萬雇佣勞動者，已經具備了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樣貌。但是，脫下軍裝的蔣經國文人政府在大量啟用技術官僚的情況下，仍然必須服膺於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的雙重構造，以「軍事戒嚴令」來維持反共的威權主義獨裁統治，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限制資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民主參與。這種既矛盾又統一的政經構造，在冷戰體系下，確實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但在面對「新自由主義經濟」高漲的後冷戰時期，就不得不顯得捉襟見肘而窘態百出。

後蔣經國時代的藍綠惡鬥，以及國民黨的數度裂解，其實就是建立在冷戰解體，東亞分工重組的歷史背景下，不同經濟成分和政治派系相互傾軋的產物。首先，七○年代美國東亞戰略佈局的重新調整，在「連中抗蘇、以台制華」的新指針下，國民黨政權在外交關係上的主權危機進一步波及到對內統治的合法性危機。但是，在反共的軍事戒嚴體制下，國民黨政權仍然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對金融體系進行嚴格的控管，導致龐大的過剩資金既無法進行資本輸出，又無法順利的轉換為貨幣經營資本，加上國家資本牢牢的控制上游原料生產部門和電力、交通、電訊等產業。在國民黨羽翼下逐漸壯大的本土資產階級，藉由反獨裁民主運動的發展，廢除軍事戒嚴體系、解除金融管制、解編黨國資本，透過自由化、私有化和去管制化共同蠶食黨國資本解散後所騰空出來的金融、通訊、運輸和基礎工業的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就成為他們共同的默契。

李登輝主政下的「本土化」就是利用這股「資產階級民主化」浪潮，以「國會全面改選」為依據，與地方派系結盟掌控立法生態，發起「主流、非主流」鬥爭，共同壓制「技術官僚」體系。因此，本土資產階級雖然嘴巴上從不張揚，表面上維持著與國民黨的從屬關係，但在實際上，不但鼓勵國內自由主義學者為其造勢助威，並且在八○年代中期後進一步積極地培養「美麗島辯護律師群」做為其政治上的代理人，展開對威權主義政治體制的挑戰。同時，海外的台獨勢力也在這個歷史條件下，藉由美國「人權」大傘的保護和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勢力的挹注，潛回台灣，在九○年代後與本土資產階級暗通款曲，逐漸成為台灣政治上的主流。

其次，台灣在反共東亞分工的架構下，所逐漸發展出「國營資本→私營資本→中小企業」的上、中、下游垂直分工體系，由於金融寡占和中、上游原料的價格壟斷和投資限制，非但在景氣上昇時期限制了中小企業產業轉型和擴大再生的可能性。他們一方面要面對國、私營壟斷資本的壓迫，一方面又要面對跨國資本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加上其企業主大多是經過「二二八事件」和土地改革的本省籍菁英，對國民黨本來就不信任。因此，以「黨外運動」為泛稱的反獨裁民主運動，就成為他們情感的投射方向，成為「美麗島世代」的傳統支持者。但是，以1983年台美貿易談判為標誌的東亞分工再調整，迫使以勞力密集生產直接消費品輸美的中小企業，頂著戒嚴體制的壓力轉移到大陸地區生產，導致美麗島世代喪失群眾基礎與經濟挹注而黯然退出政治舞台，由「辯護律師」世代取而代之，用省籍矛盾和統獨問題來掩蓋背後的階級利益。

韓國瑜的出線，意味著國民黨正面臨著第三次「本土化」風潮的考驗，只不過，這一次的本土化，不是以省籍為界線，更無關乎地域與統獨，只不過是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堅壁清野的兩岸對抗路線與合作共贏的兩岸和平發展路線的再一次民意對決。但是，韓國瑜的成敗，卻關乎國民黨能否跳脫傳統黨內「技術官僚」、「催台青」和地方派系三大體系的歷史糾葛，也有可能翻轉藍綠支持者的階級構造，深刻的影響島內的利益格局。全民最大黨「討厭民進黨」或許是韓國瑜匯集民氣的利器，但絕對是體察民意的誤區，甚至是認識上的陷阱。不敢面對兩岸關係的「庶民經濟」，不碰階級問題的「本土化」，只不過是民進黨台獨思想的尾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