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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诺贝尔奖属于稀缺资源，嗅觉灵敏的企业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大好机会，充分挖掘其商业价值。诺奖得主来到中国，也从本领域的专家变成了横跨多个领域的明星。《知识分子》梳理的一系列资料显示，一些诺贝尔奖在中国的活动可谓形形色色，有面向公众的科学演讲，也有为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差甚远的公司站台。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讨论。

近年来，随着国内基础科研水平的提升，我们的朋友圈里经常出现“诺奖级发现”、“颠覆性研究”等表述。科研界以及产业领域对诺奖的如此心态，也催生了一门生意：诺奖得主产业链。从高额出场费到被企业邀请做科学顾问，再到四处设立工作站，诺奖得主在中国十分忙碌。

不少诺奖得主拥有“双重的身份”，在本国是受人尊重的、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但来到中国后摇身一变，横跨科学与商业，成为中国科技产业的意见领袖、公司的科学顾问，甚至是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

诺贝尔物理学奖乔治·斯穆特就是这样的一例，他原本是一名天体物理学家，被誉为宇宙胚胎学之父，但来到中国后就成为了一名生产养生、保健器械公司的老板，2015年他在中国成立斯穆特集团，据相关资料显示，他致力于将其专业知识，即物理高端技术，整合于健康与医疗器械产品中。但这些医疗器械有多高端呢？随便列举几个：能量仪、磁力震动床、空气清净机、净水机，读者朋友们可以自己判断。

下面是《知识分子》梳理的更多的例子。

横跨学术、产业、生物和教育的科学明星

近年来，诺奖得主爱德华·莫索尔（Edward Moser）经常被邀请到国内，大学为他设立诺奖工作站，生物公司聘请他为科学顾问，连教育培训公司也打起他的主意，让其担任首席科学家。来到中国的莫索尔俨然成为了一个从学术界到产业界，从生物领域跨越到教育领域的弄潮儿。

2019年5月5日，莫索尔又开始访问中国，此行的目的地是山东大学。自2014莫索尔获得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以来，他就被国人“盯上了”，成为四处追捧的科学明星。

诺贝尔奖得主Edward Moser。Credit：Bengt Oberger. CC BY-SA 4.0

此次山东大学之行，莫索尔行收获颇丰，不仅与山东大学、济南市历城区政府及济南泉润泽投资有限公司共建诺奖工作站，还将担任山东大学的兼职讲席教授、脑与类脑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名誉院长。

山东大学要求莫索尔每年在站工作不少于4个月，这一要求显然对他来说可能有些高，因为他不仅是挪威科技大学的全职教授，同时在中国还有其他诸多身份。《知识分子》通过邮件联系到了莫索尔，他回复道，“这是一个荣誉职位，我的角色是在有限的双方同意的时间访问中，给具体的项目、科学训练、政策提供灵感、指导和建议。”

这不是莫索尔今年第一次来中国。今年4月初，莫索尔还参加了河南郑州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技创新中心的揭幕仪式，该中心隶属于上海细胞治疗集团。在揭幕仪式上，另一位被邀请过来“撑场面”的诺奖得主还有埃尔温·内尔（Erwin Neher），他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近年在中国也非常“活跃”。

在中国的莫索尔已开始涉入生物产业领域。但这位远在大洋彼岸的挪威科技大学卡维里研究所（Kavli Institute）系统神经生物学创始主任显示，主要从事神经科学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其工作同生物产业没有很多交集，但近年他在中国的合作领域已偏离他的专业特长（神经科学），延伸至肿瘤免疫、干细胞治疗甚至是教育等领域。《知识分子》发现与莫索尔合作的高校、公司多以中医学院、干细胞治疗公司以及健康管理公司为主。

至于教育培训公司为何要与莫索尔建立合作关系，在他们看来，“莫索尔能将脑科学和教育结合起来”。

2018年，莫索尔还与深圳一家公司共建诺奖实验室，致力于阿尔茨海默症的预防和治疗。根据莫索尔的论文发表记录和所在大学的主页介绍，莫索尔此前从未介绍自己涉及这一领域。只是来到中国之后，他将自己的研究工作同阿尔茨海默症的治疗关联起来。

至于莫索尔同国内这些机构合作的方式，莫索尔在回复《知识分子》时表示，“目前，我跟中国的大约10家机构有合作，但这个数字不是很确定，同不同机构的合作深度不同，这些合作大多数仅限于我给他们的项目提供科学建议，而并不是义务性的。”

来中国三年期间，至少建了10个工作站

2018年3月，另一位诺奖得主兰迪·谢克曼（Randy Schekman）也来到山东大学，并与山东大学、海尔集团设立“兰迪·谢克曼创新成果工作站”，以“对接和引进高端创新资源，推进干细胞医药领域研究成果的实践应用和就地转化。”

谢克曼因在细胞囊泡运输方面的工作，2013年与另两位学者分享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至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目前还不清楚，但他早已与中国的健康产业产生诸多交集。

谢克曼参加产品发布会

近三年来，谢克曼与中国的不同机构、公司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根据公开报道，谢克曼目前在中国设立的工作站至少有10个。与之合作的单位，从中医药大学到民营医院、投资公司到化妆品公司等，涉及面非常广泛。

每次访问中国期间，他行程都安排得非常紧凑。有时甚至在一周的时间里，拜访10多家机构或企业，如2019年3月11日，谢克曼访问陕西西安的西北大学，并成立“诺奖工作室”，3月12日，谢克曼接受了广药集团聘请的首席科学家邀请，3月15日，谢克曼访问浙江中医药大学并进行演讲，并共建“诺贝尔奖工作站”。

诺奖得主在中国活动背后的推手

诺奖得主在中国的行程安排得如此紧凑，是否能够与合作企业碰撞出火花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搜集到的资料显示，莫索尔和谢克曼在中国的很多活动，与中国的人才中介公司有关。

2019年3月15日，谢克曼访问浙江中医药大学并进行演讲，此后浙江中医院大学副校长和上海拉德钫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代表签字共建“诺贝尔奖工作站”（国际再生医学研究中心）。

为何是拉德钫斯生物跟浙江中医院大学签约，而不是直接由谢克曼来签？谢克曼在给《知识分子》的邮件中回复表示并不知情，亦没有明确与拉德钫斯生物的关系。

浙江中医院大学与拉德钫斯生物代表签订合作协议

拉德钫斯生物是什么样的背景？资料显示，拉德钫斯是一家生物细胞研究、技术转化公司，同时也做健康管理服务，提供“个性化整体基因健康管理服务”，以及脐带干细胞存储，自体免疫细胞存储等服务。不过，该公司的公开报道基本上是以人才中介服务出现。目前已有9个诺奖得主罗列在该公司等专家团队中。

诺贝尔奖得主巴瑞·巴瑞什（Barry C. Barish）访问拉德钫斯，谈引力波与健康的关系

2018年，拉德钫斯与莫索尔共建脑神经研究实验室，利用共建实验室但名义，与其他高校建立诺奖工作站。

拉德钫斯生物官网罗列的9位诺奖得主首席科学家

其公司网站及公开的信息显示，诺奖得主莫索尔、哈特穆特·米歇尔（Hartmut Michel）、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 Roberts）、托马斯·苏德霍夫（Thomas Südhof）、巴里·巴瑞什（Barry Barish）都曾拜访过拉德钫斯公司，并与之签约，成为该公司的特聘专家。

巴瑞什受邀拜访中医医院，并聆听了医院的建设情况。

当然，拉德钫斯并非唯一一家提供诺奖得主中介服务的公司。莫索尔造访山东大学，即是通过一家人才服务中介公司达成的——SK全球医学交流发展集团。据资料显示，该公司自称是全球知名的医学交流智库，可募集美国和加拿手大等国的诺贝尔奖科学家及团队资源，帮助国内学术发展。在它的牵线搭桥下，天体物理学家斯穆特成功拜访山东日照市中医医院，并成为这家中医院的“科学顾问”。除此之外，关于该公司的公开资料不多。

在这些人才中介公司的安排下，诺奖得主的行程紧凑而充实，虽然他们每次在中国只待1周左右的时间，但基本上每天都会拜访不同的高校或公司。谢克曼也在回复《知识分子》的邮件中提到最近一次来中国的访问，“我差不多访问了10个医院、医学中心、大学以及企业。我在这些机构待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从一天到几个小时不等。我的行程是由我的中方代表来安排的。”

诺奖得主在中国受到了明星般的追捧

近几年来，诺奖得主成为高端活动的重要“标配”，在国内大大小小的论坛上，总会有诺奖得主的身影，他们被奉为座上宾，并总是受到领导的接见。

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之一阿达·尤纳特同中国公司签订协议，展示自己的诺奖奖牌

莫索尔、谢克曼等诺奖得主短时间内在国内建立这么多的实验室和工作站，只是诺奖得主在中国受到追捧的冰山一角，甚至有诺奖得主就自己的诺奖奖章展览同中国有关公司签订协议。

据了解，目前深圳已有10家诺奖得主实验室，每个诺贝尔奖实验室将收到最高一亿元的建设资助。他们能够给当地的基础科学带来多大影响？留下的是一个巨大的问号。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夏志宏在2019年未来论坛·深圳技术峰会上表示，“深圳市建了很多的‘诺贝尔’实验室，这当然是一个好事，但从科学的角度，其实应该让将来有可能拿诺贝尔奖的年轻人来深圳工作，科学家做出成就，往往是在获奖之前。”

诚然有些诺奖得主利用自己的专长在中国发挥余力，帮助了中国的基础科学，但也有些诺奖得主在中国“找机会”，寻求短期的个人利益，背后其实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

急功近利的中国科研机构和公司

2015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实现了中国本土科学类诺贝尔奖零的突破，日本则在新世纪的18年里获得了18个诺奖。作为一个科研大国，中国对诺贝尔奖的情结似乎在情理之中。

近年来，各地方政府、园区、投资公司和企业都希望通过诺奖得主头上的光环，吸引更多的才智，助推当地产业发展。不过，从科学到产业还非常遥远，再加上当地的产业与诺奖得主的领域相距甚远，他们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

值得肯定的是，引进诺奖得主的确是促进学术交流的一个有效有段。今年清明节逝去的诺奖得主西德尼·布伦纳（Sydney Brenne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从1980 年代以来一直在为新加坡政府提供科学政策方面的咨询，晚年甚至在新加坡定居工作生活，为新加坡的科研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如果盲目地、不加选择地引进诺奖得主，让诺奖得主沦为人才中介的工具，成为不良的公司或产品代言人，甚至使得公共资源向这些机构倾斜，这是需要警惕的。

最后留给大家一个思考题：诺奖得主为何会变成“双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