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根本问题

▲ 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不可收场的地步？这座城市的未来在哪里？

对香港观察者来说，香港的局势发展到今天，其实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震惊。这么多年来，香港的抗议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不难计算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出自不同背景、具有不同目标的抗议活动。一座城市发生如此频繁的社会抗议活动，在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实际上，抗议趋向于具有人们所说的“死磕”性质，抗议活动已经“日常生活化”了。有人说，香港是名副其实的“抗议之都”，这说法并不为过。

人们感到震惊的是抗议活动的暴力化。香港是一个富裕城市，中产阶级居多，较理性，较之其它地方，抗议相对平和。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暴力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大趋势。而这也不难理解，任何社会抗议，如果各方得不到妥协，必然以暴力终结。有太多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必然的结果。

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人们必须选择支持哪一边。但如果面向未来，人们必须花很大的精力来理解“何从何去”的问题。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不可收场的地步？这座城市的未来在哪里？

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

1997年香港主权从英国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那么，是中国在治理香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实行“一国两制”，中国只享受主权，没有治权，“港人治港”，治权在行政长官和香港政府。如此，中国所享有的实际主权少而又少，表现在有限的外交领域，而在大多数领域只享有“名誉主权”。即使是驻军也只具有象征意义。就治理而言，最具有实质性的法律体系并不在中国的主权之内。

在维持“一国两制”上，中国内地并没有像西方所说的那样，积极介入香港事务。即使有介入的想法，也受“一国两制”这一“意识形态”的制约。实际的情形是，为了维持“一国两制”，内地把大量的好处向香港输送，以期维持其繁荣，至少是经济上的。有关方面也的确想做一些能够促成实质性主权的事情，但想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成过，例如早些时候的“23条”和这次的“送中条例”。社会、经济和民间层面的交流和来往大大增加，但这些可以对香港的经济发生影响，但对香港的治理制度和能力则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是香港政府在治理这个城市吗？也不是。这里涉及诸多制度设计因素。就权力结构来说，香港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哪些权力在香港行政当局？立法方面只有不到一半的权力可以说属于行政当局，并且这一半权力还是通过“建制派”而达成。行政当局对司法则完全没有权力，整个司法系统几乎仍然掌握在“隐居”起来的“港英当局”手中。即使是行政系统，除了特首，也仍然是从港英当局“整体”接收而来。　　

就政治权力的来源来说，问题更大，因为香港基本上“无政党政治”，即特首的产生和政党之间没有必然的有机联系。在实践层面，特首不得不把“公务员”体系当作政党使用。在运作过程中，这使得行政中立成为不可能。一旦特首被“政治化”，公务员系统也不得不政治化（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并且这种政治化更有可能和特首的政治意向背道而驰。这次公务员系统很多人公开向特区政府施加压力，分歧表露无遗。

因为没有坚实的政治（政党）支持，这些年来，特区政府很难有所作为。试问特区政府通过了几项有效的法律和政策？历任特首都想有所作为，但就是没有好结果。即使是具有善意、实际上也能改善香港状况的政策，也很难有好的结果。首任特首董建华的住房政策的流产，就是很好的案例。

是香港人民在治理香港吗？也显然不是。香港人一直在争取他们理想中的“港人治港”，即“双普选”。但因为各方面的较量，迄今并没有什么结果。（不过，应当指出“双普选”也只是一个理想的“设想”，因为也有太多的经验表明，即使实现了“普选”，也并不见得会出现有效的治理。）

更为严重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来争取既定目标的达成，这个过程本身具有很大的问题。其一，“众口难调”，不能达成妥协，人们产生了“一步到位”的政改幻想。在争取过程中，抗议者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诉求，但因为没有妥协，所有机会都付之东流。其二，抗议演变成暴力，发展成为破坏性极强的“为了抗议而抗议”的社会运动，或者运动型社会。如此，就形成了抗议者“你不顺我意，我也绝对不让你做事情”的心态，造成了政府和抗议者之间的严重对立局面。

那么是外国势力在主宰香港吗？要清楚地意识到，香港是国际化的都市，外国势力的存在和介入并不奇怪。长期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东方信息中心，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有强大势力的存在。但只要香港是开放的，外国势力一定会在，并且也会努力地去影响香港的发展。这是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所需要关切的是特区政府是否有能力来遏制这些外国势力的负面影响。　

就外国势力来说，这里尤其要强调英国的角色，因为香港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就英国对香港的影响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只是从一个英国的“直接殖民地”转变成为英国的“间接殖民地”。除了一些文字变化和字面文章（甚至包括《基本法》），九七回归之时，香港什么都没有改变，照单全收。回归之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制度上的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或者中国主权。各方所努力秉持的只是香港的“法治”。

无疑，“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是香港秩序的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不仅如此，因为是“间接殖民地”，英国或者其他外国势力只坐收渔翁之利，而不用负任何责任。今天，这套“法治”体系已经演变成外国势力固若金汤的“话语权”，它既是特区政府最有效的“监督者”，也是香港变化的最有效阻力。

不过，这绝对不意味着这套“法治”需要退出历史舞台。这里的问题也是“谁主”“法治”？比较一下二战之后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的不同作为，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如何处理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制度遗产了。

战后，在反殖民地统治胜利，取得独立之后，一些国家完全保留了原来殖民地的制度，并且跟着殖民地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没有很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案例则比比皆是。但也有很多国家实行了“去殖民地化”。不过，因为“去殖民地化”方式不同，结果有好有坏。一些国家简单粗暴，废除了所有制度遗产，而新的制度（尤其是能够有效运作的制度）又建立不起来，不仅影响了和西方的关系，也制约了本地各方面的发展。

但在另一些国家，也进行了“反殖民地化”，但不仅能够保留一些积极的殖民地遗产，促进本地的发展，也能够和西方搞好关系。新加坡最为典型。在独立之后，对原来殖民地遗产进行了有效去殖民地化，在保留了积极的遗产的同时，去除了其消极面。就“法治”而言，没有人会否认新加坡的“法治”体系，是在殖民地遗产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只有几个字：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涉及主权和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从来毫不含糊，总是竭尽全力保护之，甚至不怕“得罪”任何一个国家。这和香港的“法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很大程度上说，香港的“法治”能够有效保护原来殖民地者利益，但很难增进香港本身的利益。

自然，这套“法治”的维持也和香港本身的既得利益有关。这里的问题是，香港是这些既得利益在统治吗？可能也不是。很显然，他们理论上是香港的统治精英，并且香港的发展是他们的切身利益。但同样是因为制度设计缺陷所致，这个既得利益阶层只追求利益，但不用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这些年来，往往出现既得利益者“有利益一哄而上，面临问题全身而退”的局面。“法治”对既得利益而言具有同样的逻辑，即“法治”是保护他们利益免受损失的最有效武器。考虑到现在香港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是在港英当局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个逻辑并不难理解。

对所有这些情况，中国内地并非不了解，也因此急着加以改变。但现实主义地看，因为是实行“一国两制”，内地很难改变往日香港的殖民地遗产，只有香港本身才有这个能力。不过，现实似乎刚好相反。如上所述，因为各种制度因素，治权并不在香港人手里，也不在特区政府或者香港社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香港人把这种局面归咎于中央政府，也因此把矛头对准了中央政府。在实际层面，回归之后，殖民地式的教育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从前的民主运动还有些“反英”的味道，现在则转向了反祖国大陆。国家认同完全走向了反面。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年来抗议者的主体便是九七回归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也是现在“港独”力量的主体。

正因为如此，本来是一体的“一国”和“两制”便分离开来，内地方面强调“一国”，香港方面则强调“两制”，而特区政府夹在中间，无能为力。

为了化解这种僵局，这些年中国内地也开始进行积极主动的政策调整。大湾区建设便是很好的例子。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在“一国两制”遇到困局的时候，对内地来说，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国”能够做些什么？诸如大湾区那样的发展计划，本来就是要通过内地的单边开放政策，通过社会经济的方式来逐步化解矛盾，以期待最终解决问题。

不过，在官僚层面（包括内地和香港），人们并没有深刻理解这个问题。官僚层面趋向于想通过改变“两制”来解决问题。这次推出的“送中条例”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之前有“23条”的经验，推出“送中条例”的社会回应应当是预期中的，但官僚层面没有足够的考量，还是匆匆忙忙推出来了。

无论如何，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治理主体的情况下，香港产生今天这样的“权力真空”局面并不奇怪。香港特区政府不仅受制于来自内部的各种制约，包括源自制度设计的权力制约和来自社会力量的制约，更受制于外部外国势力在“法治”旗号下的制约，软弱不堪，导致了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尽管这并不是说，特区政府不想有所作为，但如此软弱，谁也没有能力把事情做好。同时，尽管追求“公益”成为不可能，但还是有人在大力追求“私利”，那就是隐形的老殖民地者和既得利益者。追求公益的“不作为”和追求私利的“有作为”，便造成了今天香港的现实。

今天，经过如此长期激烈的社会抗议运动，香港所面临的诸多矛盾都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即使那些没有浮上台面和隐藏在背后的，人们对它们也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但这并不等于问题可以得到解决。香港问题的有效解决，仍然取决于回答“谁主香港？”的问题。既然所有这些问题是香港缺失政治主体的结果，在没有一个政治主体出现之前，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香港会出现稳定的局面，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香港已经完全不是回归之初的香港了，事情已经发生，香港也不能再回到原点。对中国内地的挑战便是：如何对香港进行第二次“回归”？

 

香港风波将如何收尾？

 1、侠客岛：您如何看待近期香港风波中表现出来的“民意”？

郑永年：任何一个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或者说抗议，在大规模的参与者当中，很难说他们是铁板一块、或者说有“一揽子”的意见，这其中肯定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有不同的诉求、初衷和行为。如果光看媒体报道，是看不出来这一点的。应该说，香港这么多年来，社会运动是一个常见的综合现象。不能说全都是“港独”诉求，但“港独”一定存在；不全是暴力，但暴力行为也很突出。这方面的评估要客观。从学者的角度看，或者说从决策者的角度，要客观，不能一棍子打死所有人。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香港社会抗议运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倾向暴力化，这个趋势要看到。参与暴力的人数也在增加。如果说早期运动的主力是“民主派”、是学生，现在的各方面人员也越来越复杂，外部因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可能存在暴力行为的是一小部分人，但是这部分人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人不负责任，搞完破坏就跑，还穿戴了反侦察的装备。我们也看到，这两天，维持香港秩序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了。

2、侠客岛：的确，之前在港澳办等部门的发言中也可以看到，对参与运动的人群，是有分割、有分层的，比如被裹挟的、搞港独的、煽风点火的，等等。不过的确，街头运动或者说街头抗议，很容易走向激进化；在群体的运动中，往往平和的会被激进的代替，激进的会被更激进的代替，这也是很多前车之鉴所印证过的。如何看待这种激进化的倾向？

郑永年：社会运动一旦发生，妥协的声音很容易被边缘化。在香港，这种激进似乎变成了一种“道德”，好像只要反共、反大陆，就是“好”的。这当然是有问题的。现在香港人忽视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是“爱港”？他们号称自己是“爱港”的。但是，在任何一个理性、法治的社会，行为都是要负责任的。任何社会运动都可能趋于激进化，但是如果“鼓动激进”这件事不用负责，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事情就很麻烦。香港就是如此。鼓动激进、破坏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持有英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护照，随时有退路，可以出国、退出香港。也正是这帮人，挟持了大部分理性人。结果就是导致破坏香港的行为。为什么说“爱港”这个问题？因为以前李光耀在新加坡就强调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是哪个国家的公民，你拿谁的护照？如果你拿外国护照，就不会从新加坡的利益出发。类似的机制，在香港不存在。所以就能看到非常奇怪的现象：警察抓了暴动分子，法官再把人放掉。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你知道自己杀了人可以随便跑掉，你杀人就没有顾忌；如果你知道自己杀了人要负责，才可能变得理性、克制自己的行为。现在的问题就是，香港没有这样的机制，你破坏社会、违反法律，却不用负责任，那当然法律就没有威慑力。或者说，也可能法律有威慑力，但是你可以随时退出香港，跑到国外，那“后顾之忧”也小。所以，一定要让更多的香港人意识到，这些激进者不代表香港利益，恰恰是在破坏、挟持香港的利益，进而图谋他们自己的利益。只有只能呆在这块土地上、这片土地就是最终利益的那些人才可能真正“爱港”。

3、侠客岛：如何判断这次外部势力在香港扮演的角色？

郑永年：香港国际化程度这么高，又是前殖民地，外国势力当然广泛存在。外国势力肯定要干预香港发展的。同样可以比较前殖民地新加坡。新加坡也国际化，但是外国势力在这里活动，就要遵守新加坡法律。香港的问题关键恰恰在此：国际势力在香港不仅不用负责任，不受香港法律的约束，相反，可以左右香港司法、影响香港司法。这是非常严重的制度错位。大陆尊重一国两制，香港的司法权不在大陆手里；那，在香港人手里嘛？当然也没有。所以才有警队抓人、法官放人的局面反复出现。新加坡和香港以前都是英国殖民地，但是新加坡的司法体系经过了改造，代表现代新加坡的利益；香港呢？代表谁的利益？法治的确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核心话语，但它掌握在外国人、掌握在香港既得利益者手里。当年港英当局可以在发生暴动后抓人，现在为什么反而不行？就是制度错位了。一般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发起人，最常见就是把自己的行为道德化，凌驾于任何的司法和制度之上。要求保护自己的时候，就说司法很重要；要去破坏法律的时候，司法就不重要。

4、侠客岛：是的，很双标。比如说占领机场、破坏交通，在香港的公安条例中是非常明确的暴动罪，在这些示威者嘴里就是“违法达义”，或者辩称自己只是去散步、而不是非法集会。要求法律不追究自己暴动、要求警察保护自己安全的时候，好像又想起来有司法这回事儿了。

郑永年：说到底，这帮人有法律概念吗？没有。对自己有利了，法律就是保护自己的工具；法律是自身行为障碍的时候，就去破坏掉。所以，在香港，现在没有真正的“主体”能执行香港的法治。法不责众嘛。这样一来，法律就没用了。比较其他国家、欧美国家呢？发生这种情况，早就抓起来了，法律都有，早就被执行了嘛。所有的香港人都知道，国际媒体也知道这种行为是非法的。但为什么没有人去执行呢？因为没有真正从香港利益出发的“主体”。每一种利益都为自己所图。这样下去，香港的法治要完蛋。法治本身就存在一个“信誉”问题，大家都这样做还能不被追究，法治就垮掉了。

 5、侠客岛：您反复所言的香港“主体”到底是指什么？

郑永年：把港澳的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就可以看清楚。澳门也是既得利益轮流执政，但这个既得利益是负责的。香港的既得利益也很明确，但制度安排不是这样。香港的既得利益不用负责任，光落好处，包括他们控制下的媒体。为什么首任特首的公屋计划被反对？因为如果公共住房起来了就影响地产价格。我觉得，香港的既得利益、香港的贫富分化，光从土地这一块，就能看出新加坡和香港的分别。新加坡土地公有，80%的人住在公屋里，所以在新加坡，国家就是既得利益。国家的好处可以分给你；但香港的是私人的，私人的好处不会分给你。 内地有“主体”在，香港没有主体。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说“双普选”就能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谁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真正能代表香港利益的港人是谁？肯定不是拿着很多本护照、可进可退、没有认同感的人。现在真正爱港的人声音发不出来。所以说，香港的政治改革要重新设计，不是“民主派”说的“双普选”就能立即决问题。现在局势下，“双普选”可能更有利于外国利益，或者变成台湾那样不死不活的样子。这就是本质。2014年的时候，既然可以阶段性推进普选，为什么泛民直接否决了政改方案？不仅是他们要求表面上的“一步到位”，更多是利益考量。没有治港主体的情况下，就可以最大化自己的私人利益。因此，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研究香港不要光看这些人说什么，喊什么口号，关键看他们的利益分布在哪里。你去看看，香港航空公司有多少的外国利益在里面？大家都为利益说话。

6、侠客岛：嗯，这次风波以来，内地的媒体自媒体挺多分析香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反而是港媒谈的不多。当然，更直接的表现是认同问题，大量分离主义、港独的东西出来。

郑永年：基本上主体是97以后出生的那批人。以前我们说殖民地的教育，现在回头看，殖民地教育在回归之后变得更厉害了。以前香港的“民主派”还反对港英，现在他们几乎把内地看成另一个港英当局了。这是个严重的认同问题。老一辈香港人在港英当局时期成长起来，对中国有认同感；现在没有了，这是政治认同的问题，甚至走向了反向政治认同、“逆向种族主义”，要跟中国切割开来。当年邓小平设计的一国两制，早期是为了争取更多人，认为港人还是认同香港利益的，也认同国家，不过观点不同罢了。现在看，这些人是否还称得上“港人”？现在的港人不是原来的港人了。原来是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既有对香港的认同、也有对中国的认同。现在我们大可以怀疑，如果没有对中国的认同，是否还有对香港的认同？因为这些人“可进可退”，就可能变成职业的破坏者。以前回归的时候，港英当局发了多少英国的护照？多少乱港头子拿着这样的护照？他们对香港的认同是虚假的，不是为了香港好起来，只是表面上喊着“捍卫香港”的口号。如果运动仅仅是暴力的问题，不难解决。如果暴力的基础是认同的话，就很难解。所以我们说，97年是香港的“第一次回归”，此次风波之后，要完成认同上的“二次回归”。

7、侠客岛：有声音说香港已经变成中美贸易战博弈的棋子。如何看待这种声音？郑永年：这不可怕。第一，中国不会妥协。中国不会因为经贸损害自己的主权利益，不会妥协，也不能妥协。第二，香港作为经贸中心、金融中心，符合中西方利益。西方、英国、美国会放弃香港的利益吗？不会的，赶都赶不走。这对中国有利，也对西方有利。香港稳定，对大家都有好处。中央政府还是想维持一国两制，还是非常克制的。但是西方如果想在这里挑战中国的主权、安全，不可能的，可能变成一国一制。西方如果聪明，还是会计算一下得失的。

第三，中国本身已经将变成最大市场，有能力消化香港的问题。即便是你西方走了，也可以。 郑永年：从整体来说，香港这些人成不了气候。我一个朋友是新加坡前高官，他就说，你只需要威胁断水就好了。因为新加坡人很敏感，马来西亚不给喝水就麻烦。这当然是玩笑说法。实际上，香港有很多制约，大部分人也知道自己跟内地分不开。但是少数激进的人利用了国际化的便利。这些激进分子成不了大气候。特朗普也看着的，说自行解决就可以了。中国的利益就是要香港稳定，但香港对中国的整体利益没什么多大影响。对于香港人来说，这就是切身利益了。任何的社会运动都有高潮、有低潮，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死磕派”。我个人觉得，香港的运动本身会趋向下行，就是辛苦了香港的警察。所以香港老百姓，真正爱港的人应该有权利保护自己，让香港免遭破坏。地方的居民当然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你可以破坏我的利益，我难道就没有权利保护我的？讲不通的。大家都反对暴力，但是你用暴力破坏我的利益时候，我当然也有权利反对。因此，要动员真正爱护香港的人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眼睁睁看着这帮人破坏自己的利益。天底下没有说你能暴力我不能暴力的道理。大家大可以耐心一点。要让大家看清，真正爱港，就必须爱国，因为这才是看清了香港的利益在哪儿。现在香港人都被激进的人裹挟了。

周六，香港市民在添马公园举行“反暴力，救香港”集会，参加人数达47.6万

 

【解局】谁主香港？

 

对香港观察者来说，香港的局势发展到今天，并不是那么令人震惊。这么多年来，香港的抗议活动从未间断，甚至有人说，香港是名副其实的“抗议之都”。既然如此，真正令人震惊的是什么？乃是抗议活动的暴力化。

按理说，香港是中产阶级居多的富裕城市，民众较为理性，抗议相对平和。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暴力化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大趋势。

局势发展到今天，人们必须选择支持哪一边。人们需要花大力气去理解“何从何去”的问题：香港发生了什么？何至于如此不可收场？香港的未来在哪里？

上述问题终将汇成一个根本性一问：谁主香港？

1

1997年香港主权从英国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那么，是中国在治理香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实行“一国两制”，中国只享受主权，没有治权，“港人治港”，治权在行政长官和香港政府手里。

如此，中国只在大多数领域享有“名誉主权”，实际主权则少而又少，且多表现在有限的外交领域，即使是驻军也只具有象征意义。就治理而言，最具有实质性的法律体系并不在中国的主权之内。

即便在维持“一国两制”上，中国内地也没有像西方所说的那样，积极介入香港事务。实际情形是，为了维持“一国两制”，内地把大量的好处向香港输送，以期维持其繁荣，至少是经济上的。

此外，社会、经济和民间层面的交流和来往大大增加，这些能够对香港经济产生影响，但对香港的治理制度和能力没有实质性影响。

2

是香港政府在治理这个城市吗？也不是。这里涉及诸多制度设计因素。

就权力结构而言，香港在立法方面只有不到一半的权力属于行政当局，且这部分权力是通过“建制派”达成的。

行政当局对司法则完全没有权力，整个司法系统几乎仍旧掌握在“隐居”的“港英当局”手中。在行政系统中，除了特首，其他几乎均从港英当局“整体”接收而来。　　

再看政治权力的来源，问题更大。香港基本上“无政党政治”，也就是特首的产生和政党之间没有必然的有机联系。在实践层面，特首不得不把“公务员”体系当作政党使用；在运作过程中，这使得行政中立成为不可能。

一旦特首被“政治化”，公务员系统也不得不政治化（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并且这种政治化更有可能和特首的政治意向背道而驰。这次公务员系统很多人公开向特区政府施压、分歧表露无遗，便是典型案例。

恰是因为“无政党政治”抽离了坚实的政治（政党）支持，特区政府往往很难有所作为。即使是具有善意、实际上也能改善香港状况的政策，也很难有好的结果。首任特首董建华的住房政策的流产，就是很好的案例。

3

是香港人民在治理香港吗？也显然不是。香港人一直在争取他们理想中的“港人治港”，即“双普选”。但因为各方面的较量，迄今并没有什么结果。

不过，应当指出“双普选”也只是一个理想的“设想”，因为也有太多的经验表明，即使实现了“普选”，也并不见得会出现有效的治理。

更为严重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来争取既定目标的达成，这个过程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

其一，“众口难调”，人们希望“一步到位”，但往往难以使各方达成妥协。在争取过程中，抗议者并非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诉求，但因为没有妥协，所有机会都付之东流。

其二，抗议演变成暴力，发展成为破坏性极强的“为了抗议而抗议”的社会运动，或者运动型社会。如此，就形成了抗议者“你不顺我意，我也绝对不让你做事情”的心态，造成了政府和抗议者的严重对立。

4

那么是外国势力在主宰香港吗？要清楚地意识到，香港是国际化的都市，外国势力的存在和介入并不奇怪。

长期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东方信息中心，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有强大势力的存在。只要香港是开放的，外国势力一定会在，并且会努力地去影响香港的发展。

就外国势力来说，尤其要强调英国的角色。香港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很大程度上，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只是从英国的“直接殖民地”转变成为“间接殖民地”。

除了部分文字和字面文章（甚至包括《基本法》），香港并未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制度上的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或者中国主权，各方努力秉持的只是香港的“法治”。

无疑，“法治”是香港的制度本质和秩序基础。但正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佳工具。不仅如此，因为是“间接殖民地”，英国或其他外国势力坐收渔翁之利时，不用负任何责任。

今天，这套“法治”体系已经演变成外国势力固若金汤的“话语权”，它既是特区政府最有效的“监督者”，也是香港变化最有效的阻力。

不过，这绝对不意味着这套“法治”需要退出历史舞台。这里的问题也是“谁主”“法治”？比较一下二战之后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的不同作为，就可以清楚看到要如何处理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制度遗产了。

一些国家完全保留了原来殖民地的制度，并且跟着原宗主国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成功案例寥寥，失败案例比比皆是。

也有国家实行“去殖民地化”。不过，因为方式不同，结果有好有坏。一些国家简单粗暴，废除了所有制度遗产，但新的制度建立不起来，不仅影响了和西方的关系，最终制约了本地的发展。 

也有正面案例，新加坡最为典型。在独立之后，新加坡进行了有效的去殖民地化，保留积极遗产，去除消极影响。新加坡的“法治”体系，就是在殖民地遗产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只有几个字：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涉及主权和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从来毫不含糊，总是竭尽全力保护之，甚至不怕“得罪”任何一个国家。

这和香港的“法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很大程度上说，香港的“法治”能够有效保护原来殖民地者利益，但很难增进香港本身的利益。

5

自然，这套“法治”的维持也和香港本身的既得利益有关。这里的问题是，香港是这些既得利益在统治吗？可能也不是。

很显然，他们理论上是香港的统治精英，并且香港的发展是他们的切身利益。但同样是因为制度设计缺陷所致，这个既得利益阶层只追求利益，不用承担任何政治责任。

这些年来，往往出现既得利益者“有利益一哄而上，面临问题全身而退”的局面。“法治”对既得利益而言具有同样的逻辑，即“法治”是保护他们利益免受损失的最有效武器。

考虑到现在香港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是在港英当局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个逻辑并不难理解。

对所有这些情况，中国内地并非不了解，也因此想要做出改变。但从现实来看，因为实行“一国两制”，所以内地很难改变往日香港的殖民地遗产，只有香港本身才有这个能力。不过，现实似乎刚好相反。

如上所述，因为各种制度因素，治权并不在香港人手里，也不在特区政府或者香港社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香港人把这种局面归咎于中央政府，也因此把矛头对准了中央政府。

在实际层面，回归之后，殖民地式的教育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从前的民主运动还有些“反英”的味道，现在则转向了反祖国大陆。国家认同完全走向了反面。

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年来抗议者的主体便是九七回归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也是现在“港独”力量的主体。

正因为如此，本来是一体的“一国”和“两制”便分离开来，内地方面强调“一国”，香港方面则强调“两制”，而特区政府夹在中间，无能为力。

6

为了化解这种僵局，这些年中国内地也开始进行积极主动的政策调整。大湾区建设便是很好的例子。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

在“一国两制”遇到困局的时候，对内地来说，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国”能够做些什么？大湾区这样的发展计划，本就是通过内地的单边开放政策，通过社会经济的方式来逐步化解矛盾，以期最终解决问题。

不过，在官僚层面，人们并没有深刻理解这个问题。官僚层面趋向于想通过改变“两制”来解决问题。这次推出的“逃犯条例”就是典型的例子。

因为之前有“23条”的经验，推出“逃犯条例”的社会回应应当是预期中的，但官僚层面没有足够的考量，还是匆匆忙忙推出来了。

无论如何，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治理主体的情况下，香港产生今天这样的“权力真空”局面并不奇怪。

香港特区政府不仅受制于来自内部的各种制约，包括源自制度设计的权力制约和来自社会力量的制约，更受制于外部外国势力在“法治”旗号下的制约，导致了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

同时，尽管追求“公益”成为不可能，但还是有人在大力追求“私利”，那就是隐形的老殖民地者和既得利益者。追求公益的“不作为”和追求私利的“有作为”，便造成了今天香港的现实。

今天，经过如此长期激烈的社会抗议运动，香港所面临的诸多矛盾都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即使那些没有浮上台面和隐藏在背后的，人们对它们也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但这并不等于问题可以得到解决。香港问题的有效解决，仍然取决于回答“谁主香港？”的问题。

既然所有这些问题是香港缺失政治主体的结果，在没有一个政治主体出现之前，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香港会出现稳定的局面，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

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香港已经完全不是回归之初的香港了，事情已经发生，香港也不能再回到原点。对中国内地的挑战便是：如何使香港实现“二次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