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9月 （总第63期）
主编：王雅平

热点争鸣

从两海问题看中美关系

王雅平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第17届东盟地区论坛上就南中国海问题的讲话引起很大反响。在此期间，美韩两国在黄海举行的军事演习也一度引发中方的反应。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形容2010年中美关系的大事件从两个T转到两个Sea——两个T即台湾和西藏（Taiwan and Tibet）；两个Sea即黄海和南海问题。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 Paal）、卡内基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和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本文从南海问题谈起，就中美两国在东南亚以及大东亚地区的战略关系进行分析。

希拉里河内讲话

缘由：

史文认为，希拉里在河内的讲话缘于美国对南海领土争议局势的担忧。这一担忧并不完全针对中国，但讲话提出的方式与背景——未把此次发言的计划提前告之中方，又时值美韩黄海军演——很难不让北京误解美国的意图。

史文指出，希拉里发表河内讲话的真正缘起是，美国对一些南海索国（包括中国在内）偏离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一些近期举动表示担忧。与此同时，他猜测一些南海声索国及非声索国对南海局势近期的发展也表示忧虑，因此这些国家也许通过某些渠道向美国传达了希望美国有所表示的愿望。

美国立场：

史文指出，希拉里在这次发言中重申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中立立场及希望和平解决的愿望。这是老调重弹。

发言中与以往不同的有两点：一、如有需要，美国愿意为推动南海问题的解决提供调停或扮演某种更积极的角色。二、美国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这两点新的内容，史文认为，“确实提高了美国在南海争议上的参与程度。”

评论:

倪世雄教授指出，对于希拉里在河内的讲话，不仅中国国内，连美国的一些知名学者也表示有些突然。“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很长时间都存在默契：不要在国际会议的场合去提这件事情，以避免使之国际化。”

包道格则认为中国应该有所预料。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早些时候对南海问题的言论、及美国驻东盟大使斯科特•马歇尔（Scot Marciel）年初在美国国会的证词，这些都给出了足够的暗示——“美国对南海阻碍航行自由的因素将予以新的看待。”

史文分析道，美国方面之所以没有提前直接向中方透露希拉里发言的内容，应该是预期到了中国的反对立场，但美国又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南海问题。然而据包道格透露，美方本有意在杨洁篪外长和希拉里二人的会谈中向中方透露希拉里有关南海问题发言的内容，但杨外长正巧把中美之间的双边会谈推迟到了会议之后。

但无论情况倒底是哪般，问题的出现都反映了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只是时值美韩黄海军演，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让中国人看起来像是一场“预谋好了的”“从北到南对中国联合施压的”行动。

史文认为这并不是美国的意图。“希拉里在河内的讲话并不意味着美国支持以多边方式解决南海领土争端。相反，美国官员强烈反对越南所主张的以多边方式解决南海问题的立场。”史文表示，根据美方官员对他所说，美国并没有意愿单单把责任指向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几个国家都有制造地区不稳定性的行为——对这一点，美国官员有着清醒的认识。

史文同时驳斥了美国联合其亚洲盟国试图压制中国的“阴谋论”。美国在东盟区域论坛上提出南海问题确实反应了中美两国之间意见的差异。像包道格所说，“不能说美国的矛头不是指向中国，但也不能说全是指向中国。”北京的强烈反应，则加深了这一误解。

南海——中国的核心利益？

至于南海被说成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更是颇受争议。《环球时报》针对希拉里河内讲话的英文社论称：“中国永远不会放弃以军事手段保护其核心利益的权利。”

但南海是不是、应该不应该是中国的 “核心”国家利益，还有待考证。包道格、倪世雄都对这一说法的确凿性表示怀疑。《纽约时报》多次提到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和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贝德（Jeff Bader）在北京被告知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包道格透露，此事应属媒体杜撰。“只是稍晚些时候，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与希拉里会谈的时候在某种情况下提及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此前此后都没有官方言论证实这就是中国的官方立场。反而在媒体宣扬出来以后，没有中国官员愿意冒着顶“吴三桂”帽子的危险出来否认这样的立场。”

倪世雄指出，如果把南海和黄海问题列入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问题，那就是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等同于西藏、台湾问题的地位。但与西藏、台湾不同，两海主权毕竟尚存在争议。连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是看到了争议的存在。因此，如果把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应用到南海问题，恐怕并不妥当。这个问题界定不好会引发矛盾。

倪世雄认为与其说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重大关切”则是更准确的用辞。中美关系要健康发展的关键是双方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

国际法与战略调和

包道格指出，南海领土争端与航行自由虽是两个议题，但互相影响，因为领土领海的划分涉及他国航行自由的范围。

在法理上，上海社会科学院海洋法学者金永明在《中国日报》一篇英文文章中指出，国际法对在他国在一国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演习或军事侦察活动尚无明确限定；这是国际法的一项空缺。金永明主张，应根据“和平利用海洋”的宗旨、基于一国军事活动的目标与性质进行判定。“一国在他国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不应干涉沿海国家的正常权利。”他认为，在其他国家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活动的问题上，中国应声明自己的关切，并要求他国尊重中国的国家安全及中国在其专属经济区的合法权利。进行军事活动的国家则有义务提前把军事活动的范围、规模和性质提前通知沿海国家。

国际知名的海洋政策学者马克•瓦伦西亚（Mark Valencia）在其最近发表的《南海的骰子》（英文原题为 “The South China Sea Brouhaha：Separating Substance from Atmospherics”）一文中写道：“中国并没有挑战航行自由，反而是美国在滥用它的权利。美国EP-3侦察机、鲍迪奇号和无暇号军事测量船的行动……已经超越了通常可被接受的‘被动情报采集’的范畴。……少有国家会坐视潜在对手的这些挑衅行为而不做出反应。”

包道格与史文不尽然认同瓦伦西亚的观点。包道格指出，判断一行为是否具“挑衅性”依赖主观因素，很难具客观性。他还指出，在法理上，秘鲁、马来西亚、印度、巴西有着类似中国的立场，但世界其他国家持不同的观点。

史文则比较了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差异：中国认为，EP-3也好，无暇号也好，美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侦查活动是为了发现中国军事的弱点，以在未来两国可能的冲突（尤其是针对台湾问题上的可能的冲突）中占据优势。这并非以和平为目的的军事活动。中国没有理由容忍这样的活动。美国则认为，任何国家都有权在他国领海以外采集有利于其国家利益的信息情报，只要这种“采集”不包括明枪实弹的攻击行为，这种活动就应该、也一直被国际法所允许。

他指出，美国是一个严重依赖其海军国际投射能力的全球军事大国。美国坚信其海军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尤其是西太平洋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因素。保护国际海洋的自由通行、防止侵略行为是美国海军及其全球运作的根本使命。这样，中美两国之间除了缺乏互信，还存在着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大国的理念与美国及其海军对自身角色的认定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很难调和。”两海问题的本质已经超出了国际法能解决的范畴，是两个国家在地缘政治谋略上的冲突。

对于此，倪世雄表现得更为乐观：“中美关系的问题总会有，但也总会过去。”他认为，第一，中国不想采取对抗的方法来处理这些关系。中国会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的方式来处理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矛盾。第二，中国不想挑战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作用与地位，中国更不会损害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和利益。这些政策立场在很多场合都被表述过。他还表示，胡锦涛主席在明年初访问美国对中美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据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虽然中美关系总有艰难时期，但他们会尽力达成胡锦涛主席在明年年初对美国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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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文摘 《中国外交与内部决策》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Decisionmaking” Xiao Ren & Travis Tanner, Allen Carlson, Cheng Li, Mark W. Frazier 《亚洲政策》（Asia Policy）    2010年7月刊 《亚洲政策》最新一期收录了2009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一次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动力与趋势的学术会议上的几篇论文。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兼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晓和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Travis Tanner共同发表开篇文章。文章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标志着中国外交走上新的起点。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和平发展”战略也作为一个新的思想指导着中国的内政外交。这一思想既驳斥了民族主义的路线，又为中国的决策者积极寻求中国的国家利益提供了战略出发点。 文章指出，有些观察者认为中国的崛起终将使它成为新的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有些观察者却认为，中国在国内国际的问题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放慢下来,因此中国主宰国际体系的日子尚且遥远。但无论哪种看法更接近未来的现实，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都将为解决未来全球挑战创造出新的国际伙伴关系与制度。 论文集还收录了康奈尔大学助理教授寇艾伦（Allen Carlson）、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研究部主任李成及俄克拉何马大学教授Mark W. Frazier的论文。寇艾伦在他的论文中分析了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中国国内乃至亚洲和全球稳定的潜在影响。他认为，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环境污染、传染性疾病和中国境内的恐怖分子及集团。 李成的论文则分析了海外归国人员对中国外交政策和战略思考的影响。他指出，中国外交中的三点矛盾之处有可能与海外归国人员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有关。这三点矛盾是：1）中国的“全方位”外交与明显过重强调的中美关系2）中美合作与许多中国精英脑中的“阴谋论”3）中美两国三十年的教育交流努力与依然充满误解的中美关系现状。李成主张中美教育交流进行深刻的反思并讨论研究如何能够使教育交流有利于两国间互信的加强。 Mark W. Frazier的论文探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他指出，中国的国内经济目标与外交政策的关系远非“石油外交”一词概括的那么简单。中国对一个平衡的经济体以及一个新的增长模式的追求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制造了机会与限制。   《日本的新区域主义》 “Japan’s New Regionalism” Yul Sohn 《亚洲调查》（Asian Survey）   第50期，第3号 日本虽然在亚洲地区有着雄厚的经济影响力，但它一直对亚洲区域主义避而不谈。相对而言，“亚太地区”的概念对日本倒更具吸引力。甚至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亚洲地区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以后，日本在主张区域主义的道路上还是举步不前。 日本对亚洲区域主义的态度在2002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它所主张的新区域主义，名曰“东亚共同体”，旨在创建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共同体。作者认为，日本的新区域主义，表面上是加深日本与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实际上则是在“软力量”上与中国在东南亚日益扩大的影响进行竞争，并希冀以此来重新定义日本在亚洲事务中的地位。日本意识到，随着日本与中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的加深，以及中国作为一个“软力量”大国的崛起，要定义日本在亚洲地区的地位与作用，仅仅与美国之间的“硬”联盟是不够的。   《经济危机与中国对亚洲区域化的政策》“The Great Recession and China’s Policy toward Asian Regionalism” 万明 《亚洲调查》（Asian Survey）   第50期，第3号 乔治•梅森大学国际事务教授万明在最新一期《亚洲调查》上发表论文，阐述了全球经济危机以后，中国对待亚洲区域化的态度转变。 他认为，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在中国对待亚洲区域化的态度和政策上有着看起来相互矛盾的影响。一方面，此次经济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都给中国推动亚洲区域化以新的动力；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扩大有可能会牵扯住中国在促进亚洲区域合作上的精力。 文章指出，中国从来不认为区域化与全球化是相互排斥的，并认为同时追寻两者都对中国有战略价值。中国比其他大国相对更轻松地走出经济危机，这使得中国能够更有力地在地区和全球寻求自己的利益。全球经济危机并没有改变北京的基本战略考量。经济危机后，中国在全球的相对地位上升，北京也正利用这一上升的地位在各个前沿——双边、地区和全球——来推进其议程。虽然一些分析人士深感北京的“坚定自信”，中国政府依然在整体上保持着谨慎小心。 在亚洲区域化中，中国倾向于东盟＋3的合作框架，并认为这种框架安排是亚洲区域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但在推进区域化的过程中，中国的议程必将会受到竞争对手的挑战和区域形势的考验；北京在妥协与以硬碰硬之间将面临艰难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