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贵州省独山县成了舆论的焦点。

一个只有35万人口、一个街道和8个乡镇、财政收入只有10亿元的贫困县，居然在几年的时间里，举债400亿元，打造各种奇异的景观。由此，独山县县委原书记潘志立被称为最会借钱最敢花钱的县委书记。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相当的一批项目成为烂尾工程，续建、改造、拆毁其中的一些工程，不知还需要多少资金。同时，这些工程给全县留下了400多亿元债务，而这些债务的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这意味着独山县每年光债务利息就超过40亿元，全年财政收入不吃不喝也远不够偿还利息的。不知道地处西部的边远小县，今后要如何面对这个局面。

对于这个事情当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这些天已经有很多人进行过讨论，在此不再赘述。这里我只对一个事情感兴趣：独山县当时的领导这样大举借债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当时他们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很多报道都有意无意地把人们的思路往这个地方引：官员追求政绩冲动以及通过大兴土木贪腐受贿。这样说，不但符合逻辑和人们的想象，似乎也证据确凿：该县县委书记、县长在2018年双双落马。2019年12月5日，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在安顺市中院开庭审理。曾经和潘志立搭班子的独山县原县长梁嘉庚，已在2019年2月因受贿罪获刑10年，并被处罚金100万。当然，还有诸多职务级别更低一些的腐败案例。

这样说，看起来好像有道理，问题也就有了答案。但仔细想想，特别是想一下那个400亿的天文数字，就会怀疑，这当中是不是还有什么因素被我们给忽略了。

先说为了政绩。我们知道，大举借债，求速度，造奇迹，已经是一些官员追求政绩，谋求升迁的惯用手段。官方背景的侠客岛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独山县烧钱400亿绝非孤例，“举债式发展”已成惯用套路》。但我们知道，县委书记县长这种作为地方诸侯的人，你可以找出他们各种各样的毛病，但可以说，鲜有笨蛋的。他们精明得很，特别是对涉及自己得失的事情，都有超人的聪明才智，对于收益和风险更是会有非常精明的权衡。400个亿，一年的利息40个亿，他们不会算账？不知道这当中的隐患和风险？不知道这种风险对于他们未来的仕途会意味着什么？对于政绩的追求可以作为一种解释，但不能是简单线性的因果解释。

再说腐败。关于原县委书记潘志立，我只查到开庭的消息，但始终没有查到判决的结果。其问题只能从贵州省纪监委通报中知道个大概：经查，潘志立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行其是，拒不执行党中央关于耕地保护的大政方针政策，造成大量耕地和基本农田被违法违规占用，对国家督查发现的土地违法违规问题整改落实不坚决，搞敷衍整改；不顾民生盲目举债上项目，导致政府债务风险不断激增；不按规定向组织请示、报告重大事项；对抗组织审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导致独山县政治生态恶化。通报还说到，潘志立单独或默许其子收受管理服务对象财物；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决定低价出让土地，造成国家经济损失等问题。

可见，在这个通报中，并没有出现收受财物数额巨大等表述，而只是在靠后的地方提到“单独或默许其子收受管理服务对象财物”。而关于原县长梁嘉庚，查到的报道也仅仅是：法院查明，梁嘉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建设、资金拨付等方面为魏某等8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上述人员现金人民币125万元、港币2万元、美元1万元、价值112万元房屋一套和13万元的车位一个。

有人说，县委书记是腐败的重灾区。从以往披露的有关腐败案件看，涉及的数额上亿甚至若干亿，早就司空见惯。而与之相比，你不觉得这位书记和县长的贪腐，与一些同行们相比，与400多个亿的工程相比，太不成比例了吗？一个几千万的项目都可以造就几百万的腐败，为了几百万的贪腐不惜大举借债几百个亿，他们是没有脑子的笨蛋吗？所以说，很难把贪腐作为举债上项目的重要动机。我只能把这个规模的腐败看作是类似事情中的顺手而为。

我说这些，绝不是为他们开脱。追求政绩从而为个人升迁捞取资本是确确实实的，贪腐也是实实在在的。这都是没得可说的。我要说的是，仅有这些还不足以解释400个亿这样的天文数字。几十个亿，好好鼓捣鼓捣，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吗？因此，我猜测，说不定这其中还另有原因。什么原因？我只能是一种想象（因为我没有证据）：说不定他们的脑子里，还真的有他妈的一个美好的幻想，即在自己升迁和腐败的同时，用一种非常规的手段，干成点事情，实现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实现的发展，造福一方。人是多面的。

有人说，你这么说是不是把他们想象的太好了？如果你这么想，说明你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好人，一个思维简单化的好人。事实上，历史不断地提醒我们：有时，美好幻想驱动下的折腾往往是最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