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美元霸权体系中，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美国在1894年工业产值就已经超过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美国经济总产值达3550亿美元，这几乎占全部资本主义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0%，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加到了1945年的200.8亿美元，约占世界黄金储备的59%，相当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3/4，这使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2011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达2.9万亿美元，美国为2.4万亿美元，这是美国登上世界工业产值第一以来首次被他国超过。但是目前为止，美元仍然是世界主要本位货币。美国在工业产值超过英国五十年后才登上霸位。中国在2060年前后将有机会登上霸位，目前韬光养晦仍是最好策略。

当下世界处于罕见的历史大转折时期，非常时期须非常视野。巨变前夜，让人看不懂、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这是当今世界的新常态。法国总统马克龙谓“是该想一想不可想象的事情了”（It is time to think the unthinkable）。唯有以“大历史观”看世界，方能理解正在发生的很多不寻常之事。所谓“大历史观”，即拉长历史视野，将一件事情放在历史长河中来审视其前因后果，才能有一个完整和清晰地认知。

迷失在每日纷繁多变的新闻中，我们对此常常如同雾里看花，既看不懂现实，也看不清未来。要厘清今天中美关系的本质，我们需要把视角放得更久远一些，将今天的国际现实放在人类文明演进历史的坐标上。中国今天独特的政治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产生的，与西方有何不同？中国是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秩序在过去四十年实现了历史性的起飞，今天遇到了怎样的问题？面对今天美国的压力，中国以后有哪些选择的空间，又要避免哪些陷阱？

▐ 美国秩序下的全球市场体系

二战胜利后不久，美国就从欧洲、日本等占领地撤军，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以土地争夺为目的的战争中胜利后却主动放弃占领土地的国家。这和之前的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及大英帝国都截然不同。

由此开启的美国秩序具有非常鲜明的 3.0 文明特点。如果说 2.0 农业文明时代的核心诉求是土地，在我看来，3.0 科技文明的核心诉求就是市场的大小。决定一个经济体能否真正长期成功就看该经济体市场的大小。市场经济是以个人和小组织（公司）为单位的分散组织方式，其能量的释放依赖于市场的大小，不受国家土地疆界的制约。这与以土地、国界为核心的 2.0 农业文明截然不同。作为战胜国和世界霸主，放弃占领土地并不等于美国放弃胜利果实。二战胜利后，美国通过建立一系列世界性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等构建了一个全球市场的严密体系，并始终牢牢把握着这个全球市场的规则制定权、市场准入权和制裁清除权。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让战后的欧洲盟国迅速成为这一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对战败国德国、日本同样通过修改宪法将它们纳入这一体系，并通过一系列军事盟约，例如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日和美韩军事联盟等，在全球建起一整套军事基地网络，用以保护美国主 导下的全球市场的运输和原材料供给安全。作为这一秩序的缔造者，美国一直拥有对全球市场的规则制定权、市场准入权和制裁清除权，并承担保护这一全球市场的主要军事和经济成本。这是美国秩序的核心。

除此之外，美国还建立并推广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它的软实力。正如 2.0 文明时代的中华帝国，在建立以法家为主体的帝国体制之外，又奉孔孟之道、儒家学说为正统，在精神上、文化上让帝国的民众心悦诚服，美国的意识形态包括提倡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治， 自由市场、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理念。这套普世价值观有足够的力量，能被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接受。正是在这些软硬实力交互作用下，美国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二战胜利开始，避免了世界规模的热战，维护了世界大体上的和平。

在此基础上，美国还缔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全球市场，尤其是在冷战之后，全球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加入这个市场，由此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让人类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富足水平。同时，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即时通讯和互联网几乎把全球所有人都连在一起。人类在教育、妇女及少数族裔平等、脱离 贫困、人权等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全球人均寿命大大延长。殖民时代结束，几乎所有 国家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因战争引起的死亡和暴力大大减少。二战之后的七十年来，尤其是 冷战之后的近三十年来，基本上无论哪个方面，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代。而美国所尊崇的意识形态，“美国故事”也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深入人心。美国文化、美国品牌日益成为全球文化和品牌。

但是，意识形态和权力实质是不同的。比如在中国，素来有“道统”和“政统”之争，道统就是儒家学说，政统就是帝王权术，区别是一直存在的。美国也一样，存在着意识形态和权力实质的差距。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强调世界上人人平等，都享有普世人权。但是美国对内对外的政策区别很大，对不同的国家及其公民也区别对待，其国际关系政策与国内政策有时可以大相径庭，对于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而站到美国对立面的国家尤其如此。例如，美国可以把古巴、北韩完全排斥在国际市场之外。古巴的例子尤为突出，它和除美国之外的很多大国都有外交关系，但因为受到美国制裁，未能进入到国际市场，基本上还是一个贫穷国家。美国也可以把原来的盟友、现在的敌人，例如伊朗，从国际市场的核心开除出去。苏联解体后，东欧因为在政治上进行民主化，被拉入到国际市场的核心，而俄罗斯在普京上台后则一直被排斥在边缘地带。中国实际上是一个 特例，它没有在政治上作出任何体制上的改变，和美国实行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但又几乎完全融入了美国秩序下的全球市场。但是现在，美国几乎所有派别在对华政策上都认为现有的世贸组织（WTO）已经完全和中国现实不相容了。

美国在经济上的硬实力之一就是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结算体系，因此美国在理论上可以监控全球的每一笔跨境交易，无论是贸易、服务还是投资。全球所有银行的国际业务在某种意义上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所以美国的制裁确实是很有效的。川普今年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的情况就是一个证明。中兴、华为正在成为制裁政策的牺牲品。美国的硬实力还包括分布在全球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经济本身的体量、内部广大的市场、开放的投资环境、充满竞争力的科学技术、世界一流的大学等等。所以每当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时，美元及美元资产仍是全球投资人的避风港。这种情况甚至在 2008 年之后也并未改变。

在使用硬实力方面，美国在必要时，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没有犹豫过。两次伊拉克战争，还有零八年危机后大规模地增发美元，用国际资本解救国内危机都是典型的例子。

今天的全球市场实际上也被美国以亲疏关系分成三个层次：核心市场成员（大体以 WTO 成员国为划分）、外围市场参加国及完全的受制裁国。所以今天的全球市场仍然是美国秩序下的全球市场。正如我在《李录谈现代化》中所说，3.0 科技文明的铁律是最大的市场最终会成为唯一市场。美国给予的市场准入权其实决定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繁荣或贫穷的程度。因为除了美国主导的这个唯一的高效率市场，其它独立运行的市场相较之下都效率低下，竞争力不足。

据李慎之回忆，在邓小平复出后访美的途中，他曾对李慎之讲过为什么他最重视中美关系。邓说，据他的观察，二战后凡是和美国好的国家都富了，凡是与苏联好的国家都贫穷。这个 观察对今天国际秩序依然适用，是一个准确的描述。

当然，美国在历史上自身比较强大的时候主要靠软实力来维持秩序，虽然软实力的包装下永远有其硬实力的坚核。但是当它变得不太自信时，就会抛开面子，赤裸裸地诉诸硬实力。凡是遭受过美国硬实力教训的人可能会相信，美国虽然对内民主，但对外其实是霸权。对其他国家市场准入及市场资格清除、选择性地制裁、惩罚，正是美国作为美国秩序缔造者的特权，是它硬实力的一部分。

川普上台以后的很多行为实际上是抛开了传统的美国意识形态，回归到权力实质。但他所行使的权力是美国一直都有的权力。就好比中国某个朝代的皇帝，不再讲儒家之道、仁义道德，在历史上可能遭人唾弃，被称为“暴君”，但在当时却没有人可以阻挡。同样，尽管美国所有的贸易伙伴都大声抗议川普的不合理贸易要求，但是很快，除中国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签署了对美国更有利的新贸易协议。所以川普上台倒是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了美国秩序下的很多权力本质。

▐ 美国秩序下的中美关系

中国进入国际市场是一个近代的现象。1840 年前，中国基本上与国际贸易不发生关系。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以半殖民地的身份被迫参与到当时欧洲列强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中。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政治上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经济上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外关系上，同时和美、苏对抗，也因此隔离于美、苏主导的两大世界市场之外，基本上处在一个闭关锁国的隔绝状态。

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在经济上实行了市场经济改革，政治上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大大放松了对个人和社会的管制，给了个人、社会、私营企业越来越大的空间，在对外关系上，与美国交好，并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加入 WTO，最终全面融入了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中，正式成为美国秩序下的国际市场的成员国，同时也自觉遵守美国秩序，韬光养晦、闷声发财，实现了经济起飞。

但这种情况在近些年发生了变化。随着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与美国不兼容的方面越来越突出，在国际关系上开始对美国的竞争主导地位产生一定冲击。

美国以全球 25% 的 GDP 份额承担了维护国际市场的主要军事成本。而中国 GDP 占到全球 15% ，在美国看来，却几乎不承担维护国际市场的成本，甚至因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和美国的一些摩擦，还增加了维持美国秩序的成本。

美国在对华关系的态度方面，大概分成以下四个派别：

• 一直到前几年，比较主流的派别是接触派（Engagement）：他们认为中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对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都是好事，且中国会慢慢地变得更像美国，也即美国的“软实力” 会对中国发生潜移默化地影响。主张这一派别的人基本上具有美国一贯的新教理想主义色彩。

• 与接触派对应的是对华鹰派：他们认为中国和美国的意识形态永远无法兼容，而且随着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从竞争对手变成了潜在的敌人。

• 第三个派别是务实派：大部分是商人，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为美国的公司创造了很多商业机会，因为中美两国都是核武器大国，应该让中国进入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从而避免核战争，同时在一些全球问题上主张获取中国的合作和支持，例如对抗全球金融危机、核武器扩散、气候变化和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等。

• 最后一个派别就是支持川普上台的民粹派：主要由美国的中、下层阶级组成，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他们非但没有享受到好处，还成为了牺牲品，例如失业、产业空心化等等。

这四个派别的不同看法一直都存在，但在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的一些变化，四派的观点慢慢有统一的趋势。基本上大家都越来越认为让中国加入 WTO 是一个错误，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成了美国秩序面对的最大挑战。接触派已经放弃了中国经济崛起可以引发政治变革的幻想，而慢慢靠拢于鹰派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崛起会让其从美国的对手变为美国的敌人。民粹派则把美国社会因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贫富迅速分化、中产阶级的停滞完全归罪于中国。原本最支持中国进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务实派因为近些年中国在他们看来对于外企、民企的限制政策等要求、国企垄断等一系列措施，也开始产生敌意。所以当川普开始贸易战的时候，在美国几乎已经找不到对于中国持续友好的游说集团了。当然，在美国一直缺少真正的“知华派”，很少人能从“同情的理解”出发，真正全面客观地，从长期、动态的角度来了解中国。相对而言，中国对美国的了解则更深刻一些。但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的现状就是美国对华的认识越来越靠近美国对俄罗斯的认识。

俄罗斯在冷战之后，虽然和美国有过短暂的蜜月期，但是在普京上台以后，又开始成为西方的对手和潜在敌人。俄国虽然加入了国际贸易体系，但由于西方对其各种制裁政策，尤其是近年因为吞并克里米亚受到的制裁，一直处在外围，没有进入世界市场的最核心圈。俄罗斯的经济一直以能源和自然资源为支撑，在除了军事之外的 所有领域发展都相对落后，人口也一直在减少。可以想象二十年之后，俄罗斯很可能将不再是一 个大国。

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在美国看来，中国颇有能取代过去苏联位置的潜力。川普的贸易战获得了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两党、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平民、商人、政客等在这点 上的看法基本高度一致。鹰派甚至主张把中国从 WTO 排除出去，或者建立一个新的没有中国的 WTO，再和中国单独建立不同的贸易条件。如果中国没有大的变化，这些观点会一直持续下去。这就是今天美国秩序下的中美关系的大背景。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到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核心，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二、三十年，且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达到全球 GDP 的 15% 。如果美国真的实行鹰派所主导的脱钩政策（decoupling），也将面临很大阻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将造成巨大的商业损失，甚至会把美国和全球都拉入到经济衰退的境地中。鹰派需要中国的“配合”，进一步激化中美矛盾才有可能长期推行脱钩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最近美国对华为的围猎，这是深思熟虑以后选择的精准目标。华为是中国高科技发展的顶峰，几乎是中国最受人尊重的企业。但华为提供的产品和技术又处于安全性最为敏感的一个行业。这可以说是中国目前在高科技方面唯一超越了美国和全球的一 个领域，而这种领先容易激起各国的安全焦虑，美国很容易强化这种焦虑，挑起矛盾，逼迫中国采取激烈反应，使矛盾迅速走向极端。因为只有把中美关系推向敌对或准战争状态，中国退出国际市场造成的巨大损失和经济裂痕才会被民众所忽略。其它如台湾、香港、西藏、南海等问题都可以成为中美对抗的导火索。

今天这种形势，对中国的应对智慧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中国可以选择的空间有多大？今后发展的方向在哪里？在我看来，如果实现现代化、进入 3.0 科技文明仍然是中国的主要目标，那么实际上选择的空间并不大。

首先中国要避免犯一些颠覆性的错误：

• 第一个可能的错误是和美国鹰派无意间的合作，针锋相对地斗争，像俄罗斯一样成为现有美国秩序下的搅局者。这样做的结果基本可以预见，会让鹰派迅速把美国主流社会团结起来，美国将从与中国经济脱钩开始，推及英国、澳大利亚等说英语的五眼国家（Five Eyes），再加上欧洲、日本等，慢慢扩展到全球，把中国经济从世界贸易的核心推到外围，基本上就和俄罗斯今天的处境一样。这个过程虽然对于世界经济会造成巨大的短期损失，但并非不可能完成，而且长久来看，可能对美国长期利益还有好处。以华为为例，如果华为真的被彻底排除在世界主要市场之外，那么世界主要市场可能在 5G 方面的技术会短暂落后于中国和那些与中国合作的小国，但是被排除在世界主流市场之外的华为也只能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市场中继续创新、流动。相反，那些暂时落后的西方通讯公司会在一个更大的市场中通过自由 市场的交流逐渐上升，可以想象大概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在这个更大的市场中一定会诞生出更先进的科技，在那个时候，华为的领先地位多半难以维持。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主动或被迫地退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能自给自足，但是时间一长，小的市场最终会被大的市场超越和压制，相对于大的市场的积极向上循环，中国经济会持续萎缩下去。

• 第二个可能的错误是走向更极端，让民粹主义主导经济政策，政府对外资实施更多干预和排斥，国企对经济的管控更强，技术上不论好坏都以民族企业为首选，进行封闭式的自力更生运动。虽然没有离开国际市场，但在原来的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向民族主义倾 斜。可以预见，这种选择尽管拖延了时间，但最终还是会让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走上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对决的道路上，或两败俱伤，或同归于尽。

人类在 2.0 农业文明时代生活了几千年，却只经历了两百多年的 3.0 科技文明，在美国秩序下的 3.0 文明更只有短短几十年，因此我们下意识都还在用 2.0 文明的方式思考，仍然把 2.0 文明时代的政治目标当成今天的政治目标。在 2.0 文明时代，国土是十分重要的。中华历代青史留名者多多少少都是出于保家卫国、扩展疆域、为后代造福的功绩。但是，过去五百年的争战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3.0 文明“青史”和 2.0 文明“青史”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过去很多理所当然 会让人名垂青史的事情，可能今天我们得到的结论正好相反。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特意把两种文明以 2.0 、3.0 加以区别， 提醒大家看到常规思考这些问题上的盲点。

今天中国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体量已经太大，藏也藏不住，再韬光养晦已经不可能了。美国已经不能容忍中国经济继续增长。而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可能改变，与美国的矛盾不可避免，可能将来必有一战，所以应该利用目前的国际形势努力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经贸体系，以便将来和美国秩序下的国际市场抗衡，甚至取而代之。这种观点既错读了美国秩序，也错估了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实力。

美国秩序下的国际市场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为 WTO 的每一个成员国都提供了平等竞争和发展的机会。德国、日本二战后从美国的敌人发展到今天分别占有世界 GDP 的 5% 和 6% 左右， 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 GDP 中的占比从 1.75% 上升到今天的 15%，都是在美国秩序下才完成的。相反，美国在全球 GDP 中的占比从二战后的 50% 左右下降到了目前的 25%，却仍在负担国际市场安全运行的主要成本，应该说美国秩序总体上是比较厚道、公平、合理的。在 WTO 内部还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真正愿意离开。只要遵守规则，中国上升的空间仍然很大，美国的经济也仍然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美国还没有对自身竞争力失去信心。

要想成为世界秩序的竞争者，不但内部要强大，还要有一套让国际社会大部分人接受的意识形态，中国暂时还不具备这种软实力。在政治上，今天的美国秩序下，每个国家依旧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美国秩序主要针对的是国际市场的规则和准入、退出，对于各国的政治其实没有硬性的统治力。联合国承接的是主权国家的平等关系。所以事实上，不同的政治制度是可以在美国秩序下各自发展的，当然前提是不能直接挑战美国的地位。中国从很小的基数上升到全球 GDP 15% 的速度，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持续增长的空间其实仍然很大。

不同的政治制度和 3.0 科技文明时代的经济并没有必然的绑定关系。因为在 3.0 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治也在不断变化。经济起飞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相对集权的体制，即使是民主也是极少数人的共和式民主。比如英国工业革命早期是君主立宪制，在建立全球市场的过程中依靠的是殖民统治，可以说是一个很血腥的政治。美国在早期经济起飞的时候，可以投票的人不到百分之十，虽然不是殖民大国，却是当时最大的实行奴隶制的国家。更不用说日本、德国等国家，还曾走过法西斯和对外侵略的道路。但随着经济发展，生活的不断富足，西方 的主要国家慢慢走上了宪政、民主、人权、自由的道路。这种政治演进是 3.0 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正因如此，美国秩序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从来没有统一的硬性约束，基本尊重每个国家自己的选择，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权，在联合国都是平等的，政治上也没有天然的对中国的歧视。如果中国能够把握好这样的机会，在不挑战且尊重现有美国秩序下国际市场准则的前提下，经济上进一步起飞的空间仍然非常大，并不一定要走向“修昔底德陷阱”。

所以当前比较正确的选择是继续改革开放路线。在新型的大国关系建立中，极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避免正面挑战美国，尊重美国作为 3.0 文明时代美国秩序霸主的地位，遵守规矩。另外在国内经济方面，要更加开放，让经济更加市场化、国际化，逐渐改革国企，从“管资产”到“管资本”，让国企真正市场化，迅速扩大内需，让中国市场为全球经济带来利益。同时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维护国际市场成本，与其在占全球 GDP 15% 的地位相称，并尽量通过支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分担应承受的成本。

中国在2008-09 金融危机时期的表现堪称这方面的典范。面对危机，中国在国内通过“四万亿”及一系列相关刺激政策，在当时贡献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同时在国际上，配合美联储货币政策，购买了数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并和美国共同组建了 G20，通过全球主要国家间相互协调的货币财政政策，有效地抑制了金融危机的蔓延， 避免了三十年代大危机的再现。中国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了经济大国应有的国际担当，广受赞誉。

美国秩序本身也在一个演进的过程中。经济上的秩序相对比较强，军事上通过选择性的军事联盟也形成比较强的秩序，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日、美韩等军事联盟，在各地所建的军事基地等。但在政治上主要依靠软实力，联合国尊重主权民族国家的平等关系，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权、自由、平等，即使在经济上受制裁，但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平等的。美国和它的盟国之间有点类似早期的松散邦联体制，这些盟国包括欧洲、五眼国家、日本、南韩等。而欧洲内部的欧盟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邦联体制。长远来看，3.0 文明的铁律是最大的市场最终会成为唯一的市场。即使是那些被排除在全球化的市场核心之外的国家，例如伊朗、北韩、ISIS 等，虽然它们可以反对美国的价值观，但还是不得不承认和接受美元的价值。在全球市场绝对统一的趋势下，所有国家最终会在政治上越走越近，可以想象几十年或几百年后，不同国家在政治上的连接会越来越紧密。而现在人类面对的各种全球性挑战，也会使这种趋势越发有可能产生。

今天的全球性挑战其实已经不只是关系到某些国家了，比如全球气候变化，这个挑战需要所有国家作出贡献，尤其是那些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在这些领域中，完全可以成为负有责任感的世界领袖，让所有其他国家都心服口服。日益发展的高科技对于现有经济秩序的挑战， 例如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基因编辑、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的一系列挑战等，在这些方面中国也可以提供有益的帮助。另外还有核武器威胁，大国竞争可能导致的核恐怖，这些是没有人能承担得起的风险。这几个方面都给中国提供了在现有体系下可以发展的很多空间。

相反地，如果中国要强行改变现有的体系，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几乎可以肯定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目前本身也有很多问题，除了国际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还有国内经济的中产阶级陷阱。解决国内的问题必须要靠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就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问题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让中国在发展的陷阱里打转。中国要想发展，绝对离不开美国秩序下的全球国际市场。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广义上的美国秩序时代。这个时代目前还处在演进的过程中，尚未达到最终的形态。就中国和全球其他国家的现状来说，社会政治组织的安排大多还处于 2.5 的阶段（2.0 向 3.0 过渡的阶段），经济也是如此，处在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并没有终结。因为市场的高度统一，在这个市场中的国家、人民都应该形成某种社会政治组织上 的互相协调，最终会以松散的邦联、紧密的邦联，还是联邦形式进行组织，我们很难预测。这些社会政治组织形态都是 2.0 文明时代的产物，它们在 3.0 文明时代是否还适用，我们还不得而知。在这个目标下，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可以有很多弹性。

中国创造了农业文明时代政治权力安排最好的制度，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实现了最早的公平。所以在进入 3.0 文明时代的过程中，中国不应该丢掉这个政治传统。而美国创造了 3.0 文明时代国际秩序上的高峰。中国应该能够在自身经验基础之上，汲取美国的有益经验，同时在此基础上，还要完成上文提到的三个主要目标：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解决国内经济中产阶级陷阱和分担更多维护国际市场成本，最终实现全面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