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中美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外交、社会人文各个领域的摩擦均严重上升，危机不断。美发动“贸易战”、“科技战”，粗暴干涉我台湾、香港事务，关闭我领馆、抓捕驱逐我在美学生与研究人员。好在现在还未发生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危机。在中美竞争已成为两国关系主要方面而又远未形成良性竞争的情况下，中美关系危机重重将是长期战略现象。如果下一步中美不幸陷入新冷战，虽然与美苏冷战将有某些不同，但同样会具有零和与全面对抗的性质。届时，双方之间发生危机将会更频繁，风险也将更大。

美大选前后将是中美关系的高风险期。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不仅要防灰犀牛事件，还要防黑天鹅事件。如果在台海、南海爆发危机冲突，将属于“灰犀牛”事件。那里风险巨大，已突出地摆在我们眼前。“黑天鹅”事件则充满不确定性，可能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冒出来。

1、在美大选前后，避免进一步激化分歧与摩擦非常重要。当前不妨采取以静制动、后发制人和做选择性反应的策略。打嘴仗外交上不起作用，但对双方民意却有极大消极影响。要少打嘴仗，争取为美大选后双方形成某些新的、积极的互动创造条件。当然，这是我们可做出的努力，能否成功，还取决于双方。

2、当前中美关系搞得越坏，选后双方要调整政策、稳定改善关系就越困难。在选前应主动向美方提出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重启对话，如建议恢复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MMCA）和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重启中美战略稳定对话和危机管控对话。对于美国防部长埃斯柏提出愿年内访华以加强双方危机管理机制建设的讲话，我应做出积极回应，并提出具体操作建议。

3、从长期讲，为推进以合作、协调、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须把反对、防止中美发生新冷战作为基本战略。一旦中美陷入冷战，双方将反目为仇，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与过去40年截然不同。反对新冷战不能止于提出口号，必须以战略规划、具体政策作为支撑，做到该斗的斗，该谈的谈，该合作的合作。一个巴掌拍不响，美苏冷战是双方互动的结果，我们要有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

4、对美竞争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经济、科技、文化领域开展竞争，要努力保持合作、避免脱钩，争取在国际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形成良性竞争。在政治、意识形态及军事领域，须坚持我长期宣示的基本政策：不与美争霸；不与美进行全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竞争；不与美进行全球军备竞赛和争夺势力范围。

5、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办好，这应是我长期战略方针。与美竞争，首先是要比谁能把本国治理得更好、发展得更好。

6、要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开放。包括支持全球化进程，坚守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多边主义规则。这是我应对美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继续发展壮大自己的最根本的措施。要利用中美“经贸战”倒逼改革，积极参加WTO改革，对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持开放态度很重要。要做真准备而非说说而已。

7、要争取与美找到发展关系新的政治基础。历史上两国先是共同应对苏联的霸权扩张。后是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国际体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美对此予以欢迎与支持。但现在美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持深度怀疑态度。未来我要争取这一条还起一定作用，要通过扩大改革开放争取美工商界重新成为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未来新的、主要的政治基础则，应是开展非传统安全与全球治理合作。在这方面，中美同乘在一条船上。

8、要确定一个策略总方针。“韬光养晦”被丢掉了，难找回来了，而且已被污名化了。实际上，其要旨是始终保持低调，不自傲、不张扬、不忘乎所以。保持谦虚谨慎和“有理、有利、有节”，都是毛主席的话，完全可以作为新的策略总方针或赋予“韬光养晦”新的时代内涵。

9、要努力稳定、改善周边关系。为此，必须协调维权和维稳两个方面，决不能四面树敌，“周边是首要”要永远牢记心中。一个基本估计是：我国周边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不乐见中美关系严重恶化、陷入冷战。争取包括美盟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不在中美间选边站，并共同反对鹰派挑起新冷战，应是我一项长期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