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柏杨以这句话开始了演讲。1984年秋天，爱荷华大学的一间俱乐部里，坐了大约一百名听众，三分之二是黄皮肤，三分之一是白人。

此时的柏杨已经64岁了，他身材高大，鬓角花白，在生活中，他性格爽朗，烟不离手。他是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项目邀请的作家。在台湾，他以一名高产、犀利的杂文作家和通俗历史学家而闻名。他也是位著名的囚犯，1968—1977年的将近10年的时间，他被关押在台湾岛东南海域上的一座被铁丝网包围的孤岛上，夏日的夜晚鱼腥气和孤寂四处弥漫。

讲台上的柏杨正处于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他64年的岁月，充满了惊恐与苦涩，他的命运，像是20世纪中国的缩影，人们在历史的戏剧性跌宕中，苦苦挣扎、不断幻灭，从不放弃最后的希望。

他的人生是在一片模糊与混乱中展开的。他不知道自己确切出生的日期，甚至对1920年也不能太肯定。

他本名郭衣洞，他的父亲身跨晚清与民国的两个时代，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型小官吏，曾做过河南省开封市下的一名县长。他的成年伴随着一场场战争和其引发的社会动荡——军阀混战、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他的家庭未能给他在乱世之中创造任何庇护。父亲57岁时死于当时官场流行的吸毒，他的继母给予他的只有辱骂与冷漠。

他在流浪式的生活中变成青年。他从开封到武汉，从重庆到兰州，从北平到东北，并最终在29岁那年，和大批难民随国民党政府一起迁往台湾。期间，他因伪造文凭而惊慌失措，为救国大义激动难耐，看到了他的国家的山河壮丽和现实政治的溃烂，在逃亡路上的残兵们断腿上不断滴下的鲜血……他还有过一桩被迫的婚姻和两名女儿，此后的四十年中，他们无缘相见。他是个懵懂的文艺爱好者，是张恨水和鲁迅的爱好者，有成为一个作家的冲动，却从未想过能够成真。

他的生活一直到1960年才开始有了起色。之前的十年，在被哀兵、衰败、拥挤、各地方言、阴谋论包围的台北，他坐过牢、失过业，经过失败的婚姻。他也开始尝试写作，他早期的讽刺小说有两篇刊登在《自由中国》的文艺版上，他的编辑聂华苓说它们“潇洒泼辣……有鲁迅之风”，但他仍只是一名冷门作家。

到了1960年，他有了新家庭，并开始第一次使用“柏杨”的笔名在报纸上撰写专栏。这个名字来自横贯台湾的公路中一个叫“古柏杨”的村落。

之后的8年，他第一次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他是个活跃的青年作家和出版人，短小的杂文是他引人称道的文体。1960年代的台湾，笼罩在恐怖与沉闷之中，心灰意冷的蒋介石相信舆论不一致也是他丢掉中国的原因之一，文人的笔甚至比军人的枪更可怕。1960年，他将《自由中国》的创办人雷震投入狱中，后者一直在向国民党的合法性做出质疑与挑战。

很难说柏杨对政治与意识形态充满敏感。19岁时他在武汉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宣誓加入国民党，像是一个流浪少年对归属感的渴望。对领袖的效忠，是某种质朴的民族主义的流露。1950年代加入蒋经国创办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似乎也是某种生存技巧，这稳定的工作让他有时间尝试小说的创作。在内心深处，他仍是个聪明、好冲动、感情充沛的青年，就像聂华苓所说的“语必惊人，嬉笑怒骂之中，一针见血，逗人大笑，却叫人无奈”。

雷震与《自由中国》的遭遇，或许加剧了柏杨心中的政治与社会意识。他开始更加自觉的将文字视作针砭时弊的武器。专制引发嘲讽，他在1960年代写作的大量杂文，像是那个肃杀年代的辛辣调味剂，他的无赖少年式的幽默变成了利器。他讽刺警察局的道貌岸然，在墙壁上所贴“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的标语，将他们称作“三作牌”；他嘲弄蒋介石的“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他也感慨社会风气的虚伪……他没有直接挑战政治权威，却从生活的棱镜中看到一个扭曲的社会，或许蕴涵着更深层的悲剧，他开始将漫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比作“酱缸”——它封闭、腐烂，能够污染一切美好的东西。

很多人在这些文章中得到了某种情感的抒解，像是在沉闷的屋内忽然吹进的风。柏杨也享受到个人成功与美满的家庭，尽管他也不清楚这走钢丝的行为，到底能持续多久。

这一切到了1968年嘎然而止。柏杨3月入狱了，当局对他长期积累的不满在一幅漫画上找到了突破口。他1月2日为连载大力水手漫画翻译配文时，他没将原文的Fellows译为“伙伴们”，而译成“全国军民同胞们”，这句称谓是那个年代的标志，蒋介石父子经常以此作为演讲开头，这信手拈来的用法和那幅漫画的主题构成了一个引人联想的图景——父子两人流浪到一个小岛，岛上只有他们父子两人，却开始竞选总统。审察机关相信，这正是在影射蒋总统父子。它换来了十年的牢狱之灾。他的个人成功、幸福家庭，一下子都消散了。

在狱中，他用研究中国历史来打发寂寞时光，写成了厚厚的《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

1977年4月1日重获自由后。他未加犹豫的就重操就业，而且似乎用拼命工作来召回逝去的光阴。他还找到了爱情的温暖，一位叫张香华的女诗人成为了他第四任妻子。1980年代到来了，台湾进入了解冻年代，他可以出国旅行，并着手一项更为庞大的计划，他要将《资治通鉴》翻译成现代汉语，还有加上他自己的历史观。

△柏杨与妻子张香华

尽管自知公开演讲的能力从来不佳，但柏杨还是发现爱荷华的这次更不成功。结束后，没人上来要求签名，甚至连礼貌的掌声也没有，在椅子一阵移动声之后，听众纷纷散去。

一年前，他在台中的东海大学做过一次同样题目的演讲，内容也差不多。那次的观众众多，大礼堂里坐满了人。但是在演讲后，主办后答应给他的录音带却是一片空白，似乎无意留下那些内容。

在美国的这次不成功的演讲后一个星期，柏杨收到了录音带。“感谢邀请单位没有把录音带销毁”，他后来回忆说，“否则的话，未必再有一次讲出机会。”

这次演讲在一年后衍生成一本同名的小册子——《丑陋的中国人》。它旋及变成了一股巨大的文化飓风，横扫整个华人世界。

是柏杨的死讯让我再次翻开它。

2008年4月29日的傍晚六点，我正在香港半山区的一家四川餐厅。酒红色的方桌摆放了墨色碗碟、纤细的竹筷静立在旁，墙上挂有京剧脸谱，武生的黑色长髯顺白墙而下。我歪着头望着窗外，顺石阶而下，是繁华的中环，一个老年尼姑正缓缓移步，黄色袈裟拖到水泥地面，她的脖子始终呈九十度角弯曲，让人觉得她该有多年没见过天空了吧。报摊上的《壹周刊》的封面仍是陈冠希艳照的余波，但全城的新热点已是3天后的奥运火炬传递。经过了一个月颠簸不定、惊奇连连的22个国家的传递之后，火炬终于来到中国境内。尽管火炬传递早已充斥了各种对抗和不愉快，却意外地将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紧紧联结到一起——中国人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积累下的羞辱与愤怒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表达途径，是他们——那些西方人——担心我们的强大，一心要破坏我们的崛起。在中国境内的火炬传递，注定隆重而安全，它将再次证明中国的统一性与中国人的团结性——真诚、却可能短暂的热情将淹没所有的质疑，不同的声音可能被视作某种背叛。

如果他仍活着、头脑清醒、仍保持着20年前的敏锐，他将怎样看待此情此景？朋友打电话来告知柏杨死讯时，我先是意外——似乎这早已是另一个时代的故事了，像是彩色屏中插播的黑白广告，然后冒出了这样的疑问。

△1984年，柏杨与作家谌容

我已忘记了到底买过几本不同版本的《丑陋的中国人》，手边的这本繁体竖排版来自于台湾的林白出版社。翻起它，既是故地重游，更是一次新发现。

我记得最初读到柏杨的印象。那是1992年的秋天了，我在首都师大附中的一间朝南的教室里，读他薄薄的杂文集《西窗随笔》。我记得他描绘的是餐厅里、与医院的生活场景，我被他的行文方式逗得哈哈大笑，他把等座位的人写成像等待喂食的鳄鱼，说病人被一拨又一拨的探病者折磨得心力交瘁，他还故意用了很多不恰当的“之乎者也”的助词。我大致理解他要表明的意思——中国人吵闹、不洁、缺乏秩序、没有见义勇为的勇气、自私……这是他的所有杂文里不断的、几乎强迫症式重复的主题。我对于他的判断不置可否，这一切与我之前接受的教育如此截然不同——中国不是地大物博，人民不是勤劳勇敢吗？

柏杨是随着一小群台湾知识分子进入我的视野的。他们中最闪耀的是李敖。在书中，他年轻、才华横溢、每个女朋友都很漂亮，对权威的反抗更淋漓尽致。以李敖为坐标，向上推到雷震、殷海光，向下则到龙应台。这些年龄不同、性格各异的人在同一时间进入我的视野。我对于他们的主张不置可否，他们的命题我难以理解，但是我隐隐的感到他们类似的气质——他们总在质疑与批判，或许还有一种自命的悲壮感。这些都对一个16岁的少年来说，构成了致命的吸引力。

在这一小群人当中，柏杨的角色有点模糊，尽管他和雷震、李敖一样做过牢。我怀疑是他那些太过滑稽的文风消解了其严肃性，他身上没有一点精英知识分子的气息。我还太年轻。既不了解这些人为何如此焦灼与愤慨，更对他们所批评的专制政府、中国文化，感觉模糊。不过，一个鲜明的印象却自此留下——中国的过去实在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它像个大酱缸。

这股热情一阵风式的过去了。90年代的中国一头扎进了金钱、技术、消费文化带来的新世界，年轻人的偶像换成了企业家与娱乐明星。高速增长的经济以带来了繁荣景象，中国人的自信心因为物质的积累迅速膨胀。一股强大的反智风潮也开始兴起，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地位迅速边缘化。而政治权力也不像昔日那样无处不在，人们在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尤其是在消费领域。

在这样自足中，谁还会有兴趣重提《丑陋的中国人》。八十年代的文化英雄们，似乎都失语了，即使李敖2005年中国行，它所带来的旋风式的效应，更多像是个明星人物，而非思想上的启发。

△《丑陋的中国人》早期版本

严格来说，《丑陋的中国人》甚至算不上一本书。它的一半内容是一些讲演、文章、谈话，它们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复的，是爱荷华的那次演讲某种补充；后一半则是读者对此反馈。

除去结构的松散，它的内容也谈不上新意。通过一大堆例证，他谈到了中国人的脏、乱、吵、内斗、不诚实、心胸狭窄、自我膨胀，他相正是这些国民特性，是中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陷入屈辱的原因，而它的来源则是僵死的中国文化——它曾经大河滔滔，但随着岁月，而逐渐停滞、僵化，变成了死水潭，变成了发臭的酱缸，不仅浸在其中的中国人变得丑陋，而且外来的新事物，也立刻被腐蚀。

类似的论述在20世纪的中国屡见不鲜。梁启超1904年游历美国时，发现这里的中国人的确像是个肮脏、涣散、落后的群体；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讲演不忘提及的中国人随意吐痰的陋习，仿佛它也能关乎国家的未来；还有五四一代思想家们围绕着中国传统所展开的激烈得近乎虚无的探讨，其中最引人入胜的鲁迅则发出了悲凉的长啸，创造出阿Q这样的民族寓言。

柏杨是这股中断潮流的继续，他并未为其加入新的维度。即使对他自己来说，《丑陋的中国人》也谈不上新意，其中的表达在他六十年代的杂文中，即有了全部的展现。或许在十年牢狱中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加剧了他对历史的悲观。

他的语言形式也没有太多可称道的。不加修饰的口语，使得这些文章直接，却也过分粗糙。与大部分作家不同，柏杨从未接受过像样的教育与训练。一本《作文描写辞典》才是他的写作启蒙老师。多年后，他仍记得“人物篇”、“风景篇”这些分类，他在那种文摘式的文章里，学习遣词造句。他流浪汉式的复杂社会经验，则令这些语言更增添了市井气息。它经常引人发笑，却也经常拖沓、随性、缺乏层次感。

他的历史哲学则也显得过分单一。中国历史的丰富性、启程转合，还有种种暗流，都被他简化成某种“本质主义”，用以来证明今天的困境。

不过，这一切都不会妨碍《丑陋的中国人》的成功。它有一个大胆、富有争议、过目不忘的书名，它创造的一个便于流传的比喻“酱缸”，就如一个读者所说的，它像鲁迅的“阿Q”或李宗吾的“厚黑学”一样，为理解中国提供了某种的捷径；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出现恰逢其时。

在《丑陋的中国人》正式出版的1985年，台湾与中国大陆，正处于某种相似的时刻。台湾的威权体制开始松动，经过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之后，一股文化热潮到来了，艺术家、作家、导演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来表达之前被压抑的情感与思想，对于中国的身份认同也开始被质疑；而在大陆，当看到外部世界后，发觉自己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如此匮乏，冷静下来的人们也对自己酿造的悲剧既震惊又困惑。至于那些海外华人，曾经如此期待中国政府的强大，给自己的孤立身份带来某种支持，却发现自己从未如愿，总是要面临国家政治的悲剧、历史的负担给人带来的压迫。

《丑陋的中国人》触发了一种集体性的情绪——为何中国人在进行各种尝试之后，仍处于如此可悲的状况。那些一百前的忧虑，如今仍然困扰着如今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八十年代的大陆与台湾，充满着五四年代的自我反省意识，尽管有时它不免滑向极端、流于肤浅。

但这种诚实的态度，却可能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但就像柏杨自己在序言里所说，酱缸国的病人有讳疾忌医的传统，他会拼命抵赖疾病的存在。柏杨的论断，既让很多读者深感不安，也激怒了海峡两岸的政府。1987年，中国大陆发起了对《丑陋的中国人》的批判，并禁止其公开的发行，这种愤怒却暗示了这本书受到了多么狂野的欢迎，不到两年，大陆已出版了六个不同版本，都是盗版。而在台湾，它的命运好不了多少。

不过，一切正在好转。1987年，柏杨在香港见到了几乎四十年未见的两个女儿，一年后，他又回到了故乡。他和女儿们一张合影让人感慨岁月的蹉跎。长女冬冬已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的模样，两个女儿曾因“蒋匪余孽”的父亲，而遭受折磨。

△1998年柏杨回河南老家探亲，左边为长女郭素萍

九十年代是另一个世界。台湾进入了转型的喧闹与困境，一种“台湾奇迹”所带来的“世纪末的华丽”。在这个年代，知识分子不用再担心雷震、李敖、柏杨与江南的命运，他们想说什么就什么，却发现不管说什么，人们都不再感兴趣，迅速兴起的消费与娱乐空间，挤压了严肃思考的空间。而且“台湾奇迹”也正在麻醉人们的神经，社会陷入了一种新的自足。中国则像个放大版的“台湾奇迹”，整个社会冲入了淘金潮之中，人们没时间忧虑中国的命运。

这种趋势在新世纪到来时更加显著了。台湾人选举出了自己的总统，实现了几代人的奋斗，却发现它与最初期待的大为不同。而在中国，全世界的媒体，如今都在谈论“中国奇迹”。它不断推出各种大型国家工程——将中国人送上太空，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坝，还举办了一场历史上最昂贵的奥运会。柏杨在1984年秋天的演讲中所提及的香港，也顺利回归，而且它一点也没有崩溃的迹象。现在世界担心的中国是否会太强大。

但是与这繁荣相对应的却是另一种景象。如果你看到这些年中国遭遇的一连串事件，你会发现中国人仍像是柏杨笔下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国游客比从前富裕了，他们带着吵闹和不洁走过全世界；人们仍对批评过度敏感，在这个信息开放年代，却仍旧强烈的不容异己；走遍中国的大城小镇，你碰到千篇一律的丑陋建筑和神情不安、内心焦虑的人群……中国境外旅游的游客，给全球带来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新景观，他们随地吐痰、公共场合嗓门大、不守秩序、卫生习惯不佳，使他们赢得了“丑陋的中国游客”的名声。

柏杨批判大半生的“酱缸”，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以“复兴国学”的名义，那些历史传统中的权术、虚伪、对人际关系的沉溺、自我麻痹又再次获得了新的动力。一个镀了金的“酱缸”，更容易被人接受。

1993年3月，柏杨最终完成了72册的白话资治通鉴的最后一本。这个史诗般的工程，消耗了他整整10年，他通俗历史学家的身份，上升到新高度。除去1996年出版的口述回忆录，柏杨几乎再未写过什么。他仍偶尔出席一些研讨会，但很大程度，他已成为一个历史人物，像是个某个时代、某种思潮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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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

在某种意义上，他仍保持着年轻时代的冲动劲。2008年初，他因陈水扁的言论，而气得住了院。在病床上，他面颊凹陷，满头银发。我很想知道，倘若他能看到北京奥运会的举办，看到陈水扁家族丑闻的爆发，该做何感。想必是悲喜交加、矛盾重重吧。

因为中国的落后，他批评中国的国民性，而国民性的塑造则又缘由中国历史。这是柏杨的逻辑。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人物似乎都在类似的逻辑挣扎。个人屈辱，国家的软弱，民族心理，历史，相互纠缠在一起。但很有可能，你发现其中并没有严格的逻辑关系。

我重读了《丑陋的中国人》，他的回忆录，还有三册的大陆版的《中国通史》。不知是出于对于一个刚刚逝去的老人的本能性的善意，还是我更能理解人生的复杂性，它们都让我增加了对柏杨的尊敬。

他不是个敏感与深刻的作家，也不是能探索历史复杂性与动力的历史学家。但是，他的单纯、诚实与旺盛的生命力，却让人叹为观止。他是个流浪儿，经过商，卖过矿场的坑木，办过报纸，当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师，他昔日最大梦想，就是有一枚金戒指和一顶钢盔。他在种种变动中，他却仍旧逆流而上。在整整十年的牢狱生涯之后，他仍能大声的说出“丑陋的中国人”。在私下里，他仍是个随时起身打抱不平的人，他像个劳工一样在书桌前工作，饱受视力退化的困扰，只期望能将失去的时间抢夺回来。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以后，身不由己。”他在回忆录里这样感慨。那么在他一生就像是一个身不由己、却顽强的寻找自己轨迹的石子。谁能想到，这个曾费尽心机的编造假文凭的年轻人，到了晚年时被称作“中国的伏尔泰”。这或许也是生活在种种悲剧与阴影之中的中国人身上，最光辉灿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