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美国本届政府上任以来，中美矛盾不断升级，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正在变本加厉。去年5月，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以“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名义要求只要使用了美国的设备和技术，芯片企业就必须先得到美国许可才能向华为出售产品。就在此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却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高，与美国政府唱反调[1]。本文三位作者通过不同的视角介绍美国肯尼迪政府学院，从而了解其如何培养政治人才，特别是如何将科技政策融入到整体政治战略中。

科技政策的讨论是美国哈佛肯尼迪学院的重要议题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是世界顶尖的公共政策学校，也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院之一肯尼迪政府学院原先是哈佛大学的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始建于1936年。1960年代，为纪念遇刺身亡的校友约翰·F·肯尼迪总统，哈佛政治学院成立，但其主要是培养本科生。

1978年，两学院合并成为今天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学院知名校友包括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墨西哥前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 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曾荫权等。中国当代公共行政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山大学的夏书章教授，亦是哈佛肯尼迪学院毕业生。到目前为止，哈佛肯尼迪学院共有来自全球的毕业生逾30000人，分布在各私人和公共领域的重要位置。

以下为三位肯尼迪学院青年学者通过自身的经历从不同的视角介绍美国肯尼迪政府学院如何培养人才，特别是科技政策如何融入到整体政治战略中，希望通过本文启发更多的国内知识分子了解美国的政治战略以及科技政策，真正地做到知己知彼。

1、如何研究科技政策

在我的科研与创业过程中，逐渐地明确了人生目标：通过技术进步改善人类社会。我希望通过自己所擅长技术改善人类的生活，但是在过程中也深深的意识到彼时的自己并不具备了解世界的知识框架：在使用科技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我需要对人类社会的组织，特别是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运作需要有足够深刻的了解。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来到了哈佛肯尼迪学院，专注于中美科技政策对比以及科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经济与科技大大增加国际竞争力

通过在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学习，我了解到目前世界很可能处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末期。上世纪70年代中叶，美欧等西方国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依旧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希望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有效需求来实现经济复苏。但结果是，不仅没有解决经济停滞问题，过量增发的货币反而又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滞胀使得凯恩斯主义陷入失灵的尴尬境地。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里根赢得了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他是继撒切尔夫人赢得英国大选之后，又一位在西方大国赢得大选的新自由主义支持者。随着里根上台执政，美英新自由主义得以从理论走向实践，并发展为一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美国在经济上拖垮了苏联，赢得了冷战，从而享受了近三十年的世界霸权。

而我国由于顺势而为，实行了改革开放以及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也因此收获了全球化的红利，在经济发展上创造了中国奇迹。

经济与科技是政治上两个重要的手段：在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的技术水准不分伯仲，甚至在空间科技上美国一度落后于苏联。在美国的全球领导权受到苏联的挑战时，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以及空间竞赛等手段，在经济上全面击垮苏联。

在我们这个时代，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美国在国家战略层面很可能是希望通过在技术上的优势维持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在这样的世界政治背景下，诚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我国科技发展需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抢占先机迎难而上，从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2、如何确保在新技术上的优势

我在哈佛肯尼迪学院的研究项目是国防先进研究计划局（DARPA）在推动美国科技与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2],[3]。国防先进研究计划局（DARPA）专注于研发革命性的技术项目，是美国保持其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在过去60年中，DARPA为突破性技术的开发建立了完善的渠道，从而不断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比如互联网以及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这两个项目都是由DARPA发起的，然后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在美国军方内进行孵化。随后进入商业化阶段（至少到目前为止已有20年），在此期间，我观察到了这两项技术对经济的影响爆炸性增长。在Transit和ARPANET启动后的大约50年后，GPS技术为美国GDP贡献了3000亿美元，互联网技术则贡献了2.1万亿美元，分别占美国GDP的1.5％和10％，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这两个行业都将享有较高的增长率。

由此可见，DARPA已成功建立了强大的突破性创新引擎。预计DARPA在19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进行的技术投资陆续将在2020年及以后占美国GDP的12％以上。假设DARPA在未来几年内仍将保持如此高效，由此可见，在美国政府的投资不到美国GDP的0.015％的情况下，DARPA的投资回报率超过美国GDP的10％。即使使用最保守的估计，DARPA的社会回报率也高达66000％。

在研究时，我一直以为我国对标DARPA的单位应该是国防科工委，但通过对我国过去十三个五年计划以及国家预算分析后发现，中国科学院才是我国核心科技发展的主要机构。特别在早期的五年计划中，中国科学院被多次提及要承担中国科研的主要任务。由于起步时间不同，体制也不一样，中国科学院主要直接承担国家科研项目，在市场化、商业化进程上与DARPA目前还有一定的差距。但随着最近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的逐步提高，期待中国科学院等核心科研单位可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在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最大收获是学会了用上帝视角来分析当前世界，理解世界近一百年来发生的事情政治历史，并以此预测未来的走向。

在过去的人生与学习经历中，我总结出，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设计这个世界如何运作的人（设计师），了解这个设计的人（觉醒者），以及不了解世界运作规律的人（未知者）。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教育是希望使学者、学生中的一些人从“未知者”教化成“觉醒者”，并且期待其中的一些幸运儿有机会成为世界的“设计师”，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2、如何“解决科技的公共困境”

2019年6月，我辞去了国际工程领域某央企15年的工作，作为梅森学者进入肯尼迪学院，开始攻读职业发展中期公共管理硕士（Mid-Career MPA）项目。梅森学者项目是肯尼迪学院为从发展中国家的Mid-Career学生特别设置的子项目。该项目每年从全球发展中国家招收50-70名学生，申请入门基本门槛是至少7年以上在公共政策以及相关行业工作经历，且有数年高级管理职务的任职经历。为了维持项目在全球的影响力，肯尼迪学院的梅森学者项目从每个国家招收的学生指标只有一到两名，但报名者众多，因此竞争异常激烈。

肯尼迪学院的使命是帮助改进公共政策，以使人能够生活在更安全、更自由、更公正、更繁荣的社会中。通过将顶尖的研究手段、对出色学生学者、教授以及从业实践者的直接互动等相结合，肯尼迪学院在解决公共问题上产生了其他机构无法比拟的影响力。

用理解解决科技的困境

肯尼迪学院院长Douglas Elmendorf曾在一次座谈会上，坦承肯尼迪学院最有价值的资源在于教师力量。肯尼迪学院现有教师250人，含终身教授、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讲师、兼职教授等。这些教授涵盖了全球学界、政界、商界的精英，如发展经济学教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ichael Kremer，有“紧缩政策”教母之称、刚刚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Carmen Reinhart等。

翻开肯尼迪学院每学期前为学生准备的课程清单，是满满几百门课程。让我惊讶的不仅仅是课程数量之多，更惊讶于课程涵盖主题之广泛，细分程度之深，学科交叉程度之高，比如我上过的几门课，“能源与地缘政治”、“科技与公共困境”、“电力市场可持续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与风险管理”等。每一门课程都涵盖了多门学科的知识，这些课程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学生在真实社会中的职业需求，而不仅仅只是教授无法落地的宏观理论。

科技，特别是科技政策，一直是肯尼迪学院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其中一个重点课程 —“解决科技的公共困境”（Solving Tech’s Public Dilemma ）[4]。这门课是由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卡特教授的。卡特本人是核物理专业出身，集学者、科学家和军事战略家于一身，在国际安全、双边多边关系、科技创新等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

卡特教授在国防部服务的几十年，一直负责美国国防领域技术研发和军事采购相关的工作，因此他本人对于颠覆性创新技术对公共领域的影响以及政策制定者应如何利用公共政策解决此类影响有着天然的兴趣。

这门课覆盖了三大主要议题：数字技术、生物科技以及人工智能，从技术本身的了解开始，逐步深入到技术可能产生的各种公共问题，如数字技术的数据隐私、算法造成的数据真实性、社交媒体的社会责任、数据所有权及变现以及国家网络安全等；生物科技领域里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生物武器和生化恐怖袭击等；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对于未来工作场景和未来工作内容的影响。

课程涵盖范围广泛，学科交叉程度极深，不仅让学生对当今几大科技趋势和影响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还帮助学生建立了分析框架，从而能够识别、评估和提出解决科学技术带来的公共困境的应对方案。

同时，卡特教授还在课程中设计了相关内容帮助学生进行写作、公共演讲等通用能力的提升。这门课最为独到之处在于教授本人丰富的跨学科独特背景，除了知识本身以外，卡特教授通过课程向学生学者传授了看待问题应具备的历史发展眼光和宏观视野，让我意识到颠覆性科技的多面性，而我又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其带来的社会挑战——通过政策引导科技让世界变得更好。

此类科技相关的交叉学科课程在肯尼迪学院有将近三十门，细分课程充分考虑了希望进入科技与政策交叉领域的学生学者的兴趣和背景，且均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帮助学生学者同时提高理论知识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同时，教授过去的从业背景也为学生学者带来了有益的就业指导，帮助学生学者更好地找到在此类领域进行职业定位。

2020年5月，我顺利从肯尼迪学院毕业，获得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回首一年，有付出更有收获。我希望能够凭借自己在一带一路国家商业开发和项目执行的经验，以及在肯尼迪学院获取到的科技与公共政策领域的前沿知识，能够为中国企业出海做出自己的贡献。

3、如何培养全球化视野？

2019-2020学年，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Ash Center访学，从事独立学术研究，期间旁听了肯尼迪学院等开设的有关公共财政、美国政治以及政治学研究方法等多门课程。此前，我为国内高校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共政策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

此次海外访学属于博士生出国（境）研究项目，是国内高校学术培养体系的重要一环，国家和高校也提供各类奖学金资助。读博期间进行海外学习有益于扩大学术视野、体验国际化的研究生教育，在国内外导师的共同指导下提升科研能力和水平，是科研生涯中难能可贵的学习机会。毕业后，我将回国继续在高校等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为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贡献力量。

1、学术资源与哈佛共同体

哈佛为学生与学者提供了十分广泛的学术资源与技术支持，不仅包括丰富的课程设置、庞大的图书馆资源，还有多种类型的学术交流平台。我所在的肯尼迪学院有多个关注不同领域的研究中心，每周或每月定期举办午餐研讨会，报告前沿研究或讨论政治热点议题。

由政治学院举办的肯尼迪论坛是学院的品牌活动之一，通常会邀请知名嘉宾进行访谈式讨论，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如2019-2020学年就有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勇士队主教练科尔等诸多著名学者参与。

此外，哈佛非常注重学术网络的维系与提升，政商学界之间“旋转门”效应显著。以我所在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为例，在这里任职的研究者几乎均有美国及全球各国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工作经历。如同美国公共行政奠基者沃尔多（Dwight Waldo）曾强调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公共事务的重要体验而从事公共行政教学，将是不可想象的。

以学者丰富的职业和学术经历为基础，由此辐射出更广阔范围内的哈佛共同体（Harvard Community），进一步拓展了学术交流的机会与可能。

2、批判性地思考、分析性地推理

注重培养学术研究的基础能力是哈佛大学教育的特色，要求学生能够批判性地思考（think critically）、分析性地推理（reason analytically）以及清晰地书写（write clearly）。

乔治•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中提到的，“当一个人的真实意图和口头声称的目标大相径庭时，他总会本能地去寻找一些大字眼儿和空洞的成语……清晰的思维是走向政治革新所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Tony Saich教授开设的中国政治经济转型课是肯尼迪学院热门课程之一[5]，课堂上一个非常有趣的环节是，学生以中国各省官员的视角根据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央地关系等维度为地方政府制定发展战略，模拟真实决策过程，通过深入地课堂互动来引导学生和学者进行思考。

此外，从美国国内政治到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事业，从外交、能源、环保议题到教育、医疗、平等的讨论，哈佛以及肯尼迪学院为多元文化的交流、全球视野的拓展提供了平台。中国的研究者常需要面对“中国模型”还是“中国案例”的问题，事实上通过一个更广阔和动态的视角来展开研究也许能为我的思考提供更多答案。

3、公共价值与现实治理

哈佛是一所自由主义传统颇深的大学，一向视对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社会价值的追求和实现为己任。回顾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等知名人士在哈佛的毕业演讲，无不流露出对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责任感，包括减缓贫困、消除疾病、科技创新等现实关怀。

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我认为，肯尼迪学院正是一个将公共价值与现实治理进行融合的地方，这也正呼应了肯尼迪学院的经典标语——“问问你能做什么”（Ask what you can do）。如我所在的Ash Center主要关注民主治理与政府创新等议题，已持续35年的美国政府创新项目致力于提升公共部门的创新能力，近年来更强调智慧城市、技术治理、危机管理等研究课题，积极回应着社会发展和现实治理中的诸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