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良心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先生，显得比较活跃，他频频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用“泣血般的嗓音”为中国的改革发展之命运鼓与呼。这位已经八十六岁高龄的不受任何利益集团绑架的、没有学院门派标签的中国经济学巨匠，仍然在苦苦思索着中国改革发展之命运、中国社会发展演进之趋势。他出现在公众视野时，令人油然而生敬重之情。尽管从学界到官方，总有那么一些人物不喜欢他的面孔和主张，但很少有人敢出来公开跟他叫板，为什么呢？

　　因为：每每到改革关键时刻，吴敬琏一旦发声，就直指要害，且与中国社会演进的轨迹“高度吻合”；实践证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很多重大失误和问题，都事先被他言中。

　　在我的印象中，自中共十四大以来，他的很多主张对决策层产生了极大影响，但在执行过程中又屡屡跑偏；而当他为纠偏呐喊时，却不被理睬甚至不受待见，因为中国特殊的体制和特殊的利益集团，对他既爱又怕。他曾经极力主张过：国有企业应当适时退出竞争性领域、中国股市不能演变为大赌场、政府必须简政放权、要以市场化的配置资源为主导、改革不能倒退，等等。

　　虽然一直以来，吴敬琏被学界和公众称之为“吴市场”，但他并不是生硬地照搬照抄西方市场经济学理论的教条学者，他的身心浸淫着浓郁的中国情怀，他的大脑中充盈着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经验教训和西方市场经济学的经典规律及适宜于中国的有效经验，他才是真正能够比照中西方市场之特征及规律之后，明白哪些西方的经验和规律，真正适合中国。但遗憾的是，吴老先生的很多真知灼见，一直不能被最高决策层“全部采纳”，这或许是中国经济改革一直在做夹生饭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人认为，吴敬琏既不懂国情、也不懂政治，其实，吴老先生不仅最懂的中国的国情和政治，而且懂得中国的权力场的规则及策略，只是他不愿深陷其中，只能策略性地发声谏言、施加影响。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每当危机重重的时候，执政集团都信誓旦旦、信心满满地要实施真改革；可是每当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危情因素看似消失后，又放缓改革节奏，害怕失去既得利益而举步不前。去年以来，吴敬琏频繁发生声，从其言谈神情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中国的改革发展又到了一个紧要的危急关头。

　　不妨大致浏览一下吴敬琏先生近期一些言论要点：

　　改革必须要真刀真枪的干

　　怎么才能真刀真枪地推进改革呢？首先问题还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必须要形成共识；其次要落实责任主体。用第21次深改小组会上的话来说，就是要把改革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要拧紧责任螺丝。对负有责任的机构，要完善对他们的督办、督察和责任追查工作机制，而且要落实到人员的任免上，像第25次深改小组的会议所说的，要形成一种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只有这样才能算是“真刀真枪”地把这些重点的改革推进下去，使得我们市场体系逐步完善起来，使得市场能够在结构优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完成结构调整、结构优化再配置的任务。（选摘自2016年6月30日长安讲坛上的演讲）

　　警惕供给侧改革出现空转

　　我觉得有一个概念需要澄清，就是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在中国的经济学文献里面很少用，但是西方有一些人，特别是欧洲人很喜欢用这个词，在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国际组织在欧洲国家推结构性改革。我查了一些文献，结构性改革说的是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也就是我们说的体制改革。但是和我们供给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被人理解为供给侧的结构的调整。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际上回到了老办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调结构。我很担心，这个办法恐怕不能取得我们预期的效果。

　　另外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需要加以改进的，就是决策的执行部门好像有点慢。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做了很好的顶层设计，很多改革项目指导意见或者方案设计，都得到了中央深改小组的批示。但是这些顶层设计和指导意见和一些具体实施方案的衔接好像存在问题。所谓改革空转，领导部门忙着发文件，下级部门忙着学文件，一个文件还没有学完，第二个文件又来了，叫做改革空转，或者说改革成为了修辞。这种批评，有一些可能不实，但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选摘自2016年2月19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上的演讲）

　　国家养只会“造词”的专家有什么用？

　　中国经济中的“整词儿”现象值得注意。什么框架、重构、供给侧、需求侧等等，过一段时间就出现一堆新词儿，但问题还在那摆着。为什么是这样？这与中国经济研究的肤浅密切相关。中国经济研究存在两大问题：第一，更多地是在“历史经验中找类同”，套用某个国家、某个时期的历史与中国经济比对。第二，就是翻阅教科书，从中找到一些名词，并把它当成时髦词儿，然后用它去概述中国经济。第一种研究方法很讨厌，它的关键问题是：把别人的失败当成发展历史必然，当成我们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不是大问题吗？第二种研究方法就是“整词儿”。为什么“整词儿”？因为要“显得深奥”。用大家或领导过去没有听说过的“词儿”以表现自己的研究深刻的、学问是渊博的，但“整完词儿”就有解决方案吗？我们现在的做法不就是在沿着日本失败的道路前行？看不到金融资本主义道路对日本经济的摧残，看不到金融短期化、投机化对日本实体经济的危害，而所有人给出的方案都是“加杠杆”，那杠杆不是越去越高？这不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吗？所以，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还是金融问题，还是中国金融市场越来越远离资本形成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中国经济向好存疑。（选摘自2016年10月份五道口公益性金融教育沙龙的演讲）

　　中国需要两代人来解决两大问题

　　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面临的问题，一是用什么方式发展才能保证可持续的发展；二是经济体制改革。这两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需要切实解决好的最基本的问题。如果只根据一些现象提出的口号，那是很脆弱的。（选摘自2016年10月15日首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

　　中国股市监管体系存在极大缺陷

　　金融市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信息高度不对称，我们监管体系长时期存在着争论，存在着缺点。在90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有一场股市大争论，对股票市场监管体系，应该怎么完善，当时的证监会的高教授曾经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中国股票市场的监管体系，存在着路线上的极大的风险，不是把监管主要放在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上，而是放在了实施审批上，这样就使得整个证券市场变成了一个研究场。后来，在21世纪初期的证监会曾经有两三年的时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最近作为百日新政，好象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看来这方面到现在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这个信息的高度不对称，使得一些违规的行为，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非常的猖獗。（选摘自2016年5月29日第五届金融街论坛上的演讲）

　　中国经济进入多矛盾叠加期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什么挑战？主要表现为“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三期叠加：第一“期”叫经济增长换挡期。开车时经常要换挡，换挡讲的就是增速下降。第二“期”叫结构调整阵痛期。结构调整提出来至少有10多年了，但是调整并不容易，在调整结构的过程中要付出代价。调整包括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和三个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期”叫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前期我们对付增速下降的办法就是用需求刺激，主要是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去增加需求，它们都会造成货币超发、债务增加这些相伴随的后果。

　　四降一升：具体来说就是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一方面是工业品价格下降，按出厂价格来看我们现在已经处在通缩阶段。工业企业利润随之下降，如果成本没有大幅度下降，那么企业就面临很大的困难，这又导致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下降。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上升了。因为前期刺激使得债务增加得很快，大大提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杠杆率，这样在某些环节上就可能出现危机，出现经济链断裂。（选摘自2016年3月4日中欧合春秋专题活动暨中欧管理论坛上的演讲）

　　从吴敬琏先生的上述言论不难看出，他八九十岁的良心还在瑟瑟发抖，还在用沙哑而不失灵力的声音为中国改革发展的命运感叹和疾呼。但是，今天的中国改革结构矛盾之复杂、各阶层利益冲突之尖锐、困难积累之厚重、主观意识及客观环境危情要素之复杂，大大超过改革开放以来任何时期。当下中国改革发展面前的任务之艰巨性不亚于破解N元N次方程式的难度。因此，类似吴老先生的再有力度、再刺激神经的善意呐喊，几乎是徒劳。中国当下的问题和困难，似乎需要异乎寻常的“法力”才能够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