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诉我，他会教学生如何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如何怀揣一颗同理心。这一能力能够帮助我们成为更优秀的学者或学生，更敏锐地观察人类的处境，也能让我们更有自知之明。当我们出于同理之情、慈悯之心和合作之道去做事，我们就可以连接不同、理解他人，从而带来有意义的、可持续发展的改变。

同理心和慈悯心，指的是我们与那些素未谋面之人沟通的愿望，对那些遭遇不幸之人的担忧，这是合作的前提条件。而合作指的是大家一起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在一己之力难以办到的情况下。这需要我们友好地倾听彼此，尊重对方的见解，抛开我们一开始会认为难以共事的偏见。

慈悯与合作最大的敌人就是恐惧和愤怒。我不是说，面对这样一种新型致命性的病毒引发的大流行病，不应该心生恐惧。我也不是说，面对George Floyd遭到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的杀害，愤慨和暴怒是不对的。实际上，新冠肺炎疫情也让我深陷焦虑，那些曾誓言要保护公众的警察也让我感到愤怒。这种恐惧和愤怒虽然激励着我们采取行动，但我不能让这些情绪阻止我与其他善良之人找寻共通之处，尽管在种种社会挑战面前，我们采取的方式可能不尽相同。所以，我必须让他们参与进来，想要实现一些有现实意义和长久影响的事情，就不能缄默别人的声音。

我想举个政治方面的例子。曾经，如果女性怀孕，或者男性想要请假回家照料婴儿，他们都面临着被开除的风险。但是在1993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从此保证了那些因为家中有新生儿要照料，有孩子要抚养或是有生病的家人要照看而请假的人，他们享有无薪加长假期，不用再冒着失业的风险。

这种在当时看来具有革命性的法案是如何通过的呢？其实就是因为两位参议员的合作，一方是极具自由精神的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另一方是保守派的代表奥林·哈奇（Orrin Hatch）。他们曾在许多政策的制定上意见相左，但在这项法案上，他们找到了共同的出发点——支持这些家庭成员。两人都对可能因家中添丁而失去工作的人抱有慈悯心，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彼此尊重，相互倾听，将国家利益置于党派分歧之前。他们的合作最终也为社会带来重大变革。

关于慈悯与合作的重要性，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你们中的大多数人，2024届的同学们，是生于千禧年之后的Z世代。至于我，属于婴儿潮一代。也许正像你们听到的这样，你我全然不同。的确，你们是第一批“数字原住民”，你们的世界充斥着智能手机、短信和社交媒体，在其他很多方面也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你们也是美国历史上民族和种族最为多样化的一代，并享受着最好的教育。

但有时，我们之间的不同不只是这些，还有别人口中所谓的不同。有人说我们对政治、音乐和工作有不同的看法，相信你一定对这样的说法并不陌生。可是这些刻板印象实则夸大了我们之间的差异，成为了慈悯与合作的另一个绊脚石。

比如，你们会将当今时代的问题之源归罪于我们，而我们这一代人也缺乏对你们的了解。当我们在路上看见你们，常常搞不懂你们的新潮耳机和奇装异服。我们告诉你们要成熟一些，远离社交媒体，培养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应对技能，别窝在家里依赖父母，赶紧去找一份工作。这时候你们会回答道，“好吧，老人家。”我从《华尔街日报》（印刷版）上读过一篇文章，称其为“世代间的唇枪舌战”。

尽管这些不同年代人之间的刻板成见成为网络上一大热点，涌现出很多表情包，让我们之间的“不同之处”被视为“代际战争”，但是这根本不是一场战争。这些固化的想法让你我变得疏远，难以携手克服前方的困难，也阻碍我们走向共同的明天。

“好吧，老人家，”这句话背后的核心意思是一种成见，认为是我们这一代人给你们将要迈入和引领的世界造成了严峻、关乎人类存亡的问题。你们的确见证了许多挑战：气候变化、疾病、暴力执法、贫穷。你们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可是我们这一代也看到了。与其不顾别人的看法，只关注我们之间种种的差异，倒不如直奔主题，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法，改变今天也造福明天。而想要做到这点，我们就要怀揣慈悯之心，懂得互助合作。

在耶鲁大学，我们能够互相学习。这就是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学者愿意在大学校园里度过一生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你选择来到耶鲁大学的原因。将知识一代代传承下去，用它们助力美好的事情发生，这是耶鲁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实现它需要付出艰辛。

所以请你们务必把握好在耶鲁的时间。让我们互相学习，在求知中完成自我蜕变。利用大学时光改变自己，成为更具慈悯心的人。让我们携起手来，一同应对现存的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挑战，共创所愿世界。

欢迎来到耶鲁！

苏必德（Peter Salovey）
耶鲁大学校长
心理学Chris Argyris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