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国家收入分配是非常不平衡的，最富有的1%的人占了全部财富的30%，最富有的10%的人占了全部财富的70%，收入最高的10%的人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平均收入的53倍左右。

我在家做直播，我的工资没有减少，但是那些失业或者只能打零工的人，受到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要对他们进行财政补贴。

有数据统计说，中国的农民工有2.7亿人，这么多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失业了？我们不知道数字，却知道他们没有失业保障，所以这部分人应该纳入救助范围。财政补贴具体怎么发放？政府有很多办法，一定能想到办法。

但是，一定要防止地方政府掀起新一轮的债务高潮。过去十年间已经有过两次了，事不过三，不能犯第三次错误。

2008—2010年的“4万亿”，中央政府让大家都去搞投资，中央政府资金是不够的，只发了1.2万亿的债，剩下的钱怎么办？地方政府没钱，只好去市场上筹措资金。

以前可以问银行借，到了2009、2010年中央政府意识到问题，就把银行卡死了，但是地方政府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城投债，城投债在2010年之后猛增，也因此影子银行膨胀得非常厉害。

2015年股灾造成经济滑坡、资金外逃，2016、2017年债务再一次达到增长高潮。这些商业性债务增长起来，地方政府没有能力还。

2017年—2019年不得不开始去杠杆，很多民营企业被去死掉了，因为它们很多做的都是地方政府的项目，地方政府没钱了，它们就破产了。这都是那时候国家政策的后遗症。

做企业的，在这一轮局势中要认清形势，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仍然有地方政府去举债，大规模搞建设。从企业角度来说要提高警惕，不能再让地方政府给忽悠了，再次出现2018、2019年那样的事情。

重新建立新的规则。如果美国人关注补贴问题、发展中国家待遇问题、国有企业问题，这些问题中国应该都可以谈。发展中国家待遇问题，其实对中国已经不再是必不可少，也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受益，更多只是名声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谈？

同时在国内我们要切实减少政府干预。除了少数技术路线比较成熟的产业，比如芯片，应该有政府一定的资金进入和相关扶持之外，其他的一定要交给市场。市场才是创新主体。因为谁也不知道创新从哪里来，没人能在几十年前知道华为的今天。20多年前，当互联网兴起时，谁能预测马云、马化腾的成功？这些都是从市场中自己长出来的。

最后，我们要与美国保持经贸领域的深度融合，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应该趁机放弃和美国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跟美国说因为疫情，中国已经无法执行协定。我觉得这种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美国要中国买他们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美国还想跟中国在一起，这是一个跟美国深度融合的绝佳机会，而且我们也需要能源、大豆和飞机。

国谈，谈了之后拿着谈判结果到WTO做模板，照着修改，那不就代表我们参与了国际规则的制定吗？

最后再强调一下：中国和美国作为大国，都要致力于形成一个既有竞争，同时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关系，最大程度地避免滑向热战。

一个纵然激烈但保持良性的竞合关系，即“竞争+合作”的关系，对中美和整个世界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