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科的教授，不仅是看不起，而且鄙视文科教授。一位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告诉我，清华工科的教授，每当走过他们的办公楼的时候，都会蔑视地说声：卖狗皮膏药的。连法学这种当下的显学都看不起，更何况那些无论如何没有用的文史哲？

原来强大的理工科大学里的文科教授们，大抵有同一个感觉，每每感到他们被理工科的同事们视为累赘，吃白饭的。 很多工科的工程师和教授，至今不明白，学文科的人怎么还能混到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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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地为牢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教授们不看书。

出版界经常统计社会大众的阅读量，越统计越泄气，无疑，社会大众的阅读量是逐年下降的，跟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距离越拉越大。其实，中国的教授，阅读量也不大。

我们很多著名院校的理工科教授，家里几乎没有什么藏书，顶多有几本工具书，一些专业杂志。有位父母都是著名工科教授的学生告诉我，在家里，他买书是要挨骂的。

社会科学的教授，也许会有几本书，但多半跟自己的专业有关。文史哲的教授藏书比较多一点，但很多人真正看的，也就是自己的专业书籍，小范围的专业书籍。

众教授的读书经历，就是专业训练的过程，从教科书到专业杂志，舍此而外，就意味着不务正业。即使学历史的我，当初求学过程中，也经常会因涉猎较广，被前辈训斥为不务正业，浪费时间。 在传统上，教授往往被视为书香门第的，但现在的教授家里，却往往没有书。

当然，没有书，也不怎么看书的教授们，多数还是有专业的。工科的人会泡实验室，其他学科的人，专业书籍和杂志还是读的，有的人甚至读得还很仔细。跟前面讲的文史哲教授们一样， 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专业知识还是有的，但就是没文化，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唯技术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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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技术化的倾向，跟1952年以来，贯彻苏式教育体系有关。

苏式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分工特别细，实用性强。指导思想就是当年苏联科学院院长李申科的说法，在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质的合成体，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把他们培养成农艺师、工程师、医生、教师……。就是要强调把人培养成技术的工具，实用而且好用。

按我们的过去的说法，就是齿轮和螺丝钉，但属于有技术含量的齿轮和螺丝钉。在这种教育体系下，理工科自不必说，即便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也不大可能去追求真理，探索真理，只是在真理已经确定的前提下，阐释和阐发真理，证实真理的伟大。允许你做的，也是技术性的工作。

我们知道，在那个年月，中国的科学主义盛行，人们讲话做事，科学两个字，就跟领袖的指示一样，带有绝对神圣的光环，但这种所谓的科学主义，实际上却是技术至上。

整个国家的科研也好，教学也好，都是重技术轻科学。这是一种延安时期就开始的学风，理论没有人理会，即使是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理论研究，也只重在所谓的马列主义中国化上。

所有的学问，实用第一，不管土不土，能用就好，理论探索可以没有，但做出来东西就好。这样一种绝对的实用主义，把中国文化原本就有的实学传统推向了极致，推到令人窒息的境地。

很长时间中国有关求学的社会风气，有两个倾向特别明显， 一是重理轻文，理工科，尤其工科被推崇，而文科只是那些学习不好的人不得已的选择。二是轻理论重技术，以至于所有的学科，学的都是一门手艺。文史哲没有手艺，一手漂亮文章就是手艺，如果一个学文史哲的大学生，毕业后写不出漂亮华丽的文章，一辈子都会让人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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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学问也好，知识也好，除了具有实用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探索，对自我的一种滋养和熏陶。不惟古代的琴棋诗画如此，现代的美术绘画音乐舞蹈如此，文学、历史、哲学也是如此。

对学问过于实用，过于功利，学问本身就被异化了，进而，人自己也被异化了。也就是说，人就不是人了，被工具化了。原本人的世界，就会因此变得十分可怕。极权主义滋生的土壤，实质上就是这种异化了的人群。

封闭的学问，就不是学问。

人文社科类的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但却都是有关人和人类活动的学问。 有意地排斥别的学科，拒绝别的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把自己关在一个自己精心做好的笼子里，是做不好学问的。

做学问就像挖土井，不挖一个较大的面，是深不下去的。 没有文化的学者，无非是说这个学者知识贫乏，古今中外，知识贫乏，从来就不是光彩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可以用专业性、技术性来为自己开脱，不仅开脱而且以自己的粗陋，傲视别人的博学，批评别人不务正业。

之所以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在于我们的学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苏式教育zha陶，这么长时间的文化摧残，已经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新传统。一个过于强大的绝对的技术主义传统。

中国的学问，至今没有从这种技术主义里走出来的意思。而教育界长期技术官僚当政的现实，也强化了这样的现状。即使没有行政化的统治，这样的学界，走出自己的泥潭，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