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在东海、南海、香港、台湾及非洲问题上的强势行动，克里米亚事件以后，中国对处于封锁困境的俄国的大力经济支持，2700亿美元的石油大订单对于俄国是雪中送炭，本是中国近邻的友善的行动，却被西方理解为“邪恶轴心”的出现。此外，中国与被美国认为具有“核弹嫌疑”的伊朗的商务关系，中国对美国所敌视的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国的合作，中国促成南美洲的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并在作为美国后院的该国，租借了被误认为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美国对此作出了过度反应，居然撤回了美国大使）。这些事叠加在一起，让美国人错误地以为，中国正在对外进行全面的扩张，总是在有意地挑战美国，从而认为，中国已经在全球领域取代了俄国，成为美国的头号挑战者，这个理由比第一个理由更为重要。第三原因，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不但在强势崛起，而且是以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雄厚实力、以“红色帝国”的姿态，以破坏国际现行秩序的方式强势崛起。在美国的意识形态政治中，中国近年来一系列维护主权的行动，例如建立东海识别区，在南海建島，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进程、进一步整治香港动乱等种种维护主权的行动与努力，也被美国理解为“红色帝国”的共产主义向外扩张的行动，从而认定，中国对周边民主地区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文明秩序，构成了威胁。

在美国政客的煽动下，保守派成功地把这种错误判断，变成主流社会共识。美国两党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分歧很大，甚至发生严重的社会撕裂，但在对中国的这一认知上，现在却保持高度一致。我们不少国人总是误认为，美国是资本家社会，是唯利是图的民族，美国人想到的只是做生意赚大钱，其实，这是对美国具有强烈基督教传统文化的误解。美国人在逐利的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民族，只不过他们的利益考量，与意识形态考量，一旦重叠在一起时，他们才会采取直接敌对的行动选择。

邓小平当年尽可能地避免美国人以这种方式来判断中国。他总是说，“中国不当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他还说要“韬光养晦”，他还总是强调“不问姓社姓资”，从而避免激起美国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解读。这样就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在合作共赢过程中成功地增加了中国的国力，又避免了中国的发展可能带来的中美矛盾与冲突。随着中国的经济巨大飞跃，国内高调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提升。近年来为了提升国内政治凝聚力，为了清理权力腐败，中国在国内加强红色基因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宣传教育，对十月革命的隆重纪念等等，在美国却被普遍误解为中国政治向“文革极权主义时代”回归。

中国官方近年来提出的两个“不忘初心”，虽然已经有了十九大国家领导人发表的的权威解释，那就是“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不忘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但仍然被美国方面错误地、望文生义地误解为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退回到“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上去的革命初心。此外，中国前些年来为了加强政府与企业联系，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与沟通渠道，在一些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建立起了中共党组织，也被误解为“党控一切”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复辟。凡此种种，就使美国公众与政府，在对中国发展产生各种疑虑的同时，增加了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解。一年多以前，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已经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贫穷，落后，停滞与专制”，他号召全世界“共同抵制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这已经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表明连过去只讲务实经商，不讲政治的美国保守派，也开始讲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政治正确”了。最近，在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的对华政策讲演中，更明确地提出，“共产主义中国已经在我们国境之内，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就会改变我们”。

这也确实表明，美国保守决策精英层，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立场，对中国的“红色帝国”的错误定位已经成型。美国的当权者已经把中国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不幸的是，这种态势又在美国得到相当一部分民意的支持。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斯金纳，曾经在去年四月的一场电视中发表谈话，她公然认为，中国作为黄种人，无法接受白种人才具有的人权自由观，而俄国人却是可以接受这一观念的白种人。她发出的一个明确政治信号是，美国当政者应该发动包括俄国在内的白种人，共同应对中国这样的“专制黄种人”的文化战争。美国政客公开号召俄国人，当年中国与美国联手起来，对付你们这个世界老二，现在，该轮到你们与美国联手起来。共同对付中国这个新的世界老二了。这样，联手俄国共同对抗中国，不但有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利益至上论”的理由，而且加上了更严重的种族主义的色彩。虽然这种极端种族主义的观点，在美国也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质疑，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将有可能成为未来美国联俄反华战略的重要选项。

中国与美国之间现在已经进入意识形态冲突的高峰期了。在这种美国意识形态解读下，美国与中国的对立，被认为是“正义国”与“邪恶国”的较量，这就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充满更大风险的阶段。美国当前的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已经明确地把中国看作是继苏俄之后的美国“头号敌人”，美国精英层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以前，让中国重新回归“闭关锁国”，进入他们所希望的孤岛状态，以此来阻止中国对已经陷入困境的美国的挑战。雪上加霜的是，近年来，中国国内高调民族主义思潮正在进一步膨胀，从若干年以前主张“持剑经商”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到“厉害了我的国”，可以看到这一思潮逐渐膨胀的轨迹。

中国某些高调民族主义人士，重新回归“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帝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情绪之间，交相呼应，相互强化。中国高调派在舆论传播上的优势地位，让美国对此产生严重警惕。这些网络大V们，不断在强化“中国将在不久将来取代美国”，“美国与中国必有一战”之类的高调：——十年以前已经有人在鼓吹，如果美国干预台湾事务，中国就要把西安以东的地区，划为核战场，与美国决一死战。——某公众人物最近说，美国若胆敢公然闯入被非法划给越南菲律宾的南海海域，中国将不惜一战，中国哪怕死十亿人，仍然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在中国舆论界颇有影响的某学者公然提出，未来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所谓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所谓的合作，就是合计把美国做掉。—— 不久前，有一位高调鹰派学者提出，一旦中美发生冲突，美国人最怕死人，炸沉美国两个航母，炸死他一万人，看美国人怕不怕。——为了表明中国的强硬立场，某位高调派人士公开宣称，由于台湾绝大多数人支持台独，不接受“一国两制”，所以90% 以上的台湾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在最近中美关系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有人还向社会呼吁，要赶快造出1000个原子弹，与美国对着干，中国的发展将把美国“逼回到农业国”去。

中国国内这种高调派的言论，在社会上却拥有为数巨大的支持者，普通国人在信息与国际知识方面，毕竟是弱势群体，很容易受到煽情与影响。这反过来又成为这些勇猛人士自信的资本，通过不断大言高论，来扩大自己在粉丝中的影响力，随着他们的影响力的扩大，在客观上为美国反华派不断提供攻击中国“红色帝国扩张”的“炮弹”。另一方面，美国的极端反华势力，为了孤立中国，并从而建立起反华的“神圣同盟”，又把中国妖魔化为“新法西斯主义”与“红色帝国”的结合物。这样，在中美之间，在强强互动的恶性循环中，彼此推波助澜，水涨船高。

众所周知，历史上许多战争冲突，往往就是在这种文化误判与利益争端的恶性互动中不经意地发生的。虽然这些人都是以个人身份在发言，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但由于中美之间的误解与猜忌本来已经很深，美国方面会作出这样的错误判断：能进行这样高调发言的人，在中国国内如鱼得水，可以通行无阻，那么他们肯定代表中国官方某种没有言明的意向。因而他们由此进一步认定，中国已经变为“要直接与美国为敌”的第二个德国与日本。不幸的是，近年来，这种对中国的误解已经在美国普通人中变得十分广泛而深入。

为什么中国在国力有所发展以后，会出现强势的高调民族主义思潮？其实，并不难解释，高调的“厉害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并在国力稍有发展时，就迅速极度膨胀，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原因的。中华民族幅员广大，文化悠久，在历史上备受屈辱，承受了深重的苦难，而又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强大起来了，这就会在相当一部分国民中，产生一种想通过高亢激昂的方式，把长期压抑的屈辱感予以发抒的群体无意识，这样，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高调、张扬、亢奋的民族主义。二十世纪历史上，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凡是大国，受过欺辱，突然而迅速强大起来，就会有这种悲情后的膨胀心态。

其实，在几年以前，在国内先后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就代表了这种虚骄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不高兴》鼓吹中国要在世界上“持剑经商”，“我们要在世界上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等等。该书在短时期内发行了数百万册，受到相当一部分读者的追捧。虚骄高调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由于中国人百年来受列强欺侮。一直憋着一股气，既没有办法维护国家尊严，也没有办法宣泄不平之气，这股气已经积压了一百年了。现在中国崛起了，中国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自由地充分自由地表达我们百年来压抑的情感了，这种社会心态，在这些民族主义看来，处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生存法则，不是和谐相处，而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它把和谐社会，和平共处，均看作是“书生之谈”与“误国之论”，书中强调的是“你流氓我也流氓”式的马基维雅里主义，为达到主体自以为“崇高”目标，可以采取不择手段的一切办法。美国反华的极端保守势力，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与中国的高调派相比，其实高度同构的，他们的反华敌对情绪，与中国国内虚骄派之间，正好形成彼此强化的恶性互动。

从古老智慧中获启示 ：

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

中国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让世界瞩目的巨大国力，古老的民族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但必须坦率承认，现实的中国如同一个刚刚发育，长了肌肉，充满活力但却在国际交往经验与知识方面仍然不足的少年，在如何融入世界这个问题上，中国还处于不断学习的阶段。说实在话，在中国两千年的郡县制文明中，在近代中国应对西方挑战的方略中，以及在中国的革命文化中，都缺少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文化经验。无论是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朝贡体制”与“天下秩序”，还是革命时代以来浪漫的“世界革命论”，或从西方国家舶来的、对外扩张主义的“海权论”，都不能作为中国人现成的认知与处理与世界关系的文化框架。自秦汉以来，在大一统中央帝国中生活了几十代的中国人，没有与世界打交道的经验？这一论断许多人听上去很不能接受。但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因为，自秦汉大一统以后，中国就是自认为是天下中心，中国的天下观念中，没有竞争的国际意识。在中国人的理解中，只有处于天下中心的华夏与天下边缘的夷狄的区分，在这样一种文化习惯思维中，中国人是无法培养起在国际社会中处理复杂利益关系的集体经验与能力的。

马戛尔尼跪在乾隆皇帝面前呈送“贡品”的讽刺画。（ COURTESY OF THE LEWIS WALPOLE LIBRARY, YALE UNIVERSITY）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面对新的外部挑战，只能用“阴谋论思维”与“洋人唯利益论”思维来判断对方，这只能体现出一个缺乏对外经验的民族的精英们的思维力的贫乏。一旦发生矛盾，用中华的优越文化资源来战而胜之，或者用吾人的更优质“阴谋论”即“三十六计”来与之周旋，自近代以来，受挫折后的中国人从来就是这样思考国际问题的。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清代总理衙门的官员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当代某些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一百多年以前并无太大区别。不久前，一位名嘴是这样谈论某个外国的：“这么一个小国家，资源不卖给中国，都过不下去了，还跟着别的国家对中国不好，该给点颜色了。”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中国学者不自觉的天下观念，与鸦片战争以前的道光皇帝几乎没有区别。一年多以前，作者参观了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陵遗址，展厅中陈列的考古出土的一座铜鼎中，铭刻着的几句话。让作者印象深刻，这是中山国王临终前留给太子的遗言：

临终的中山国王告诉太子，国家大了，就会不顾一切地任意而行；国家富了，就会骄横自满；国家人口众多了，就会喧嚣张狂，失去谦和的态度。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的这位古代国王，反而能比此后郡县制中央帝国的古人，更能总结出让我们这些处于国际社会的后人受益的深刻的警言？这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家多元林立，这是一个众多国家同时并存的、竞争性的环境，相当于古代世界的国际社会，外部诸国并存的多元压力，不断地让竞争危机中的人们激发出警醒意识，这12个字就是理性的警惧意识的表现。然而到了大一统的郡县制时代，在只有天下，而没有诸国并存的封闭环境中，普天之下，已是王土，率土之滨，尽是王臣，国际之间的对抗与竞争已经不再存在，在大一统的封闭世界里，大必肆，富必骄，众必嚣，就会成为王朝精英与百姓共同的普遍思维习惯与文化心态。这就是高调的“厉害国”民族主义的心理基础与文化基因。中山国王的临终遗言，他说的十二个字，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是金玉良言。

美国如何选择敌人：

实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价值叠加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当中国人不得不进入与美国人对峙的博弈大格局之中，就必须对美国的战略文化有所认识。所谓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就是当一个国家一旦把对手视为战略博弈对象，这个国家为应对这个对手而显示出来的的思维方式与反应方式。这种战略文化，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相对稳定的。特定的战略文化，就会不自觉地支配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影响着他们所作出的重要历史性判断与选择。根据我的研究与观察，美国人的战略文化具有 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美国确定战略敌人的标准，是实利主义价值与“理想主义”价值的叠加。更具体地说，只要一个国家具备了美国认定的两个条件，就会被美国视为战略上的敌对国家。第一个条件是，美国认为自己的霸权地位与核心利益受到了对方的挑战。第二个条件是，美国人认为对方在意识形态上是所谓的“违反人权”、“专制主义”、“法西斯”、“反人类的暴君”之类的“邪恶者”。面对这样的敌人，美国就要“替天行道”，行使上帝的使命。美国人有强烈的传教士式的“道德理想主义”，这是因为，美国是新教移民组成的国家，他们的宗教化的理想主义，远比我们想像得强烈得多。

二十多年前的1998年，我访问过美国民主党竞选总部，记得一位女工作人员曾激动地指着世界地图对我说，“上帝对美国太好了，我们不能单独享受上帝的恩惠，我们一定要把上帝的恩惠带给全世界苦难中的人民。”她说的这些话，就是受这种“传教士理想主义”的驱使。概括地说，美国人在选择敌人时，会是实利主义动机与与“传教士式的理想主义”动机的叠加。只要美国人把对方国家看作是挑战了美国的根本利益，并在道德上被判定为“邪恶者”时，它就在被美国视为战略敌人。一般而言，共和党的保守派更多地是强调第一条件，民主党与左派更多地强调第二条件。一个美国不喜欢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成为它的敌人；要成为它的敌人，必须具有上述的“双条件性”。即使如此，对方还必须有足够的体量，体量太小，战略影响力不大，即使美国看不顺眼，美国也不会认真对待，例如爱沙尼亚，黑山共和国，都被认为“配不上”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从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与日本的互动过程来看，美国正是认定日本符合了这两个条件，所以就把日本视为必须打垮的敌人。

1940年7月以前，美国虽然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当时的日本只符合美国人认为的道义上的侵略者这一条件，美日经济关系仍然基本良好，美国仍然每年以大量废钢铁卖给日本，并把日本所需要的海外石油的90% 源源不断地供给日本。然而，日本在此后犯了两个战略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加入了德意同盟，成为邪恶轴心的一员。日本的第二个错误是，日本海军在1941年年中进驻了越南金兰湾，客观上对美国殖民地菲律宾构成威胁，日本的这两个举动，被美国认定是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于是把日本视为直接的敌人。

一旦两种价值重叠在一起，就会进一步引发这两个动机之间的彼此强化效应，更具体地说，明明是美国利益至上而产生的敌对，被附丽上“人道主义”的理想主义的道德光环。后者掩盖了前者的自私动机，美国在打击对方时，自己看上去也成了人道主义的“卫士”与“英雄”，新教传教士般的替天行道的使命感，与美国人自我中心的利益至上主义，两相结合，从而可以在美国国内形成广泛的政治动员力与同仇敌忾的号召力。这两种价值叠加在一起，以至于连美国人自己到后来也搞不清楚，自己发动一场战争，到底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还是出于它的“自由理想主义”的使命感。美伊战争就是一个例子。

美国战略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当美国把某国视为敌国，美国一旦出手，往往十分凶猛，且没有我们所理解的日常理性应有的分寸感。例如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一旦准备对日本下手，就会向对方提出很高的要价，1941年11月，美国发出了《赫尔备忘录》作为最后通牒：如果日本不满足美国提出来的从中国全境撤军的要求，美国将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日本在美国巨大的施压下，发动了妄图死中求生的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其实，当美国总统下达极端施压的最后通牒时，美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出手实在太重，远远超过谈判对手日本的承受力，更何况当时的美国全国都又并没有做好对日战争的准备。当时日本可以动员近五百万军队，而美国只有二、三十万从来没有打过仗、甚至从来没有整师演习过的的军队，美国军人数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只是第十九位。现有的历史档案资料证明，罗斯福事先完全意料不到日本会发动珍珠港偷袭。

美国为什么要么不出手，一旦出手往往出手太猛，没有分寸感？甚至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就对日本极限施压？这与美国战略文化中的一些特殊因素有关。首先，美国决策层总是习惯于认为，自己作出任何选择，都有着强大的国力支撑。众所周知，太平洋战争以前，美国国力与军工生产力是日本的十三倍以上。这就是美国决策层自认为的底气。国力强大，使美国人认为不必为任何失策付出代价。

其次，美国认为自己对付挑战者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失败过，自美国建国以来到现在，他们先后打败了西班牙、英国、德国、日本与苏联这五大挑战者，他们自认为有充分自信，也并不担心由此会产生的后果与代价。

第三，美国强势的外交文化，与美国的基督教伦理有关，一旦把对方视为自己的“邪恶对手”，认定自己是受“上帝拯救苦难生灵的神圣使命”所召唤。本国的实利主义、自由民主理想主义、宗教意识形态使命意识的叠加，会让这个民族在国力的支持下，使他们的精英，完全可以不考虑由于对外部实情了解的缺失所造成的决策疏忽。他们后来取得胜利之后，他们也很少去反思以往分寸感缺失产生的经验教训。美国大众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远不如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了解，也造成美国决策思维的背景知识缺陷。

三年以前，一位对华友好的美国历史学教授，就深怀忧虑地对我说，美国对华友好的情绪正在发生逆转，一旦转过去，就基本上不可能转变过来了。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疫情的全球蔓延，由于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种种低级错误还在不断发生，美国已经有数百万新冠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上一种怪罪中国的非理性的情绪也民众中蔓延。美国民粹主义政客向中国“甩锅”，把责任推向中国，就会极大地迎合美国民间对华的非理性情绪。从而获得选票。特朗普因疫情处理不力，对其选情极为不利，出于对2020年11月大选前的特殊政治需要，使这位具有冒险性格的另类总统认定，那怕冒一点风险，强化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对他的选情是有利的。美国太需要一个敌人了。即使爆发一场有限的战争，趁机宣布中美之间进入战时状态，都是可以考虑的政策选项。

千万不要小视一个民族非理性心态在特定条件下对历史选择的影响力，新冠疫情在美国引起社会人群对中国不满情绪，包含着许多无法言明的非理性因素。它将在一定的情况下，极度膨胀发酵，一定要防止这种“负能量”心态被美国反华派利用，引发的仇华心理在美国社会的蔓延。众所周知，罗斯福连任四任总统，不都是每次大选选出来的，而是由于宪法赋予总统在战争时期有自然连任的特权。中美关系不但已经进入多事之秋，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正由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原因而正在急剧增加。

自今年以来，中美关系正在进入1941年9月太平洋战争以前几个月那种状态。令人忧虑的是，目前还看不出有任何强大的因素，在扭转这种趋势。就在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密苏里军舰上发表演说，称“美国对世界的承诺如同1941年，美国将随时准备与任何敌人作战。并捍卫任何朋友。”“当今需要以实力求和平，”“自由国家不能坐视法西斯夺权”。美国当权者的这些高调言论，强烈的暗示着美国那边已经把中国视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美国国防部并于2020年9月1日公布中国军力报告，美国副助理防长表示，美军随时做好准备，听命美国总统指挥。摆出了一副马上要与对手打仗的样子。按照中美关系中的这种恶性循环的发展速度，有人说，中美之间的战争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流血事件了，一旦出现流血冲突，中美之间出现断交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自从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顿使馆以来，当下美国保守的当政者已经处于主动找事的进攻阶段。

一般人都认为，中美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确实是按照常理来判断，然而我要指出的是，人类的决策理性经常会犯不自觉的错误，而在双方高度敌对的条件下，这种决策理性错误还会因对方反应的过度而进一步叠加，最后在谁也控制不了的情况下双方被迫进入战争。历史上大部分战争，都是在双方都原以为战争打不起来，但却由于双方决策过程中出现的恶性互动而意外地发生的。作者不久前新发布的公众号《太平洋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就是分析这样一个典型战争个案。在中美之间，在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位为“威胁美国利益与安全”的“红色帝国化”的危险国家的前提下，由于双方控制不当，而从局部冲突爆发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千万不能低估。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从美国掌权精英的背景来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务次卿布拉托，国务院参谋参赞布雷克布，国防部长埃斯珀，几乎都是青一色的“西点军校派”出身。美国最重要的国务院与国防系统，已经都换上了超级大鹰派人物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概率正在进一步增加。这一点一定要引起严重关注与警惕。恰恰正是这几年，国内“战狼式”的公共话语变本加厉，大行其道。中国那些高调派名嘴，并不是洞悉国际复杂问题的战略家，他们只是同仇敌忾的宣传家，鼓动家。稍有知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些高调派名嘴对时局的判断是十分浅薄的，有是非常可笑的。然而，高调派在美国保守派最需要与中国决裂的时候，为后者源源不断地提供授人以柄的“炮弹”。美国反华保守派可以更坚决地认为，把中国看作自己的“头号敌人”是做对了。

另一方面，美国保守派由此做出的强烈反弹，对中国的不断干扰与施压，又会不断在中国民间大众中，激发起受迫害的历史悲情，普通朴素的老百姓毕竟信息与知识有限，纷纷成为高调派的铁杆支持者，而受广大“民意”支持的优势，又不断被高调派用来证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是何等鲜明正确。为获得更多的粉丝，甚至置国家政策于不顾，煽动民粹情绪，让中美对立水涨船高。高调派正在做的事，正是美国致力于中美“脱钩”的保守派希望中国做的。美国保守派的漫天要价与打压，又进一步让高调派在民间如鱼如水。明智理性温和的的声音，都在国内被视为“亲美派”而被边缘化。

中美之间在近年来已经陷入如此恶性循环。这种双方强强互动，温和理性派被边缘化的情况，与太平洋战争前的日美两国互动的情况已经相当接近。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最危险的，还不是台湾问题，而是南海问题。如果应对不慎，在局势发生进一步突然恶化的条件下，美国有可能会就南海问题向中国进一步发起挑衅。要警惕美国极端鹰派可能在美国大选前采取一些极端举措。例如，美国直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期”要求中国从南海岛礁上撤离所有的军事设备，否则对其进行清除。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地以海牙法庭的“仲裁”为依据。并以此拉拢南海周边国家共同对付中国。一旦美国悍然炸毁我们扩建的南海岛礁，中国可不可以通过以牙还牙的强势反应，来解决问题？中国人是否可以用自己的“极限施压”来反制美国的“极限施压”？

不久前，作者在影响很大的某视频上，就看到一位颇具权威的军事学教授公开表示，如果美国悍然轰炸我南海新建岛，我们可以直接轰炸关岛美国军事基地，作为对等性报复。如果这真的成为中国的选择，那么，让我们通沙盘推演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中国一旦轰炸关岛，那就是中美之间直接进入战争状态，这正是美国正在执政的反华保守派求之不得的。可以肯定的是，在目前中美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况下，轰炸关岛基地，必将刺激整个美国民意，美国政府就会像当年珍珠港事件后一样，或者像小布什当年攻打伊拉克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国会高票通过对华战争授权。

由于如前所分析的，美国人一旦把某个国家视为敌国，它所作出的反应，从来就是没有分寸感的，他如何出手，决不能根据我们一般的“对等反应”的常识推论来判断。正因为如此，下一步，美国极有可能不顾代价地把中国现有的航空母舰与主力战舰直接作为攻击对象。并妄图一举把中国海军力量在短时期里打垮。

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这势必激发中国人百年以来的民族主义的悲情与义愤，中国必须作出最强烈的反应，才能满足社会大众在民族危机时代对政治合法性的要求。中国的国力也能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支持这种民族心理。中国此后作出的任何强烈反应都是可以想像的。如果美国进一步攻击我们，我们该怎么办？这位视频上的军事学教授在视频里表示，我们将趁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去准备武统台湾。一举实现中国的大一统。如果我们开始全面准备武统台湾这一步，美国极有可能采取以下极端措施：趁机撕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直接建立外交关系。甚至故意煽动台湾独立，刺激中国进一步对台湾动武。如果我军进入台湾岛，下一步的可能性是什么？美国方面会出兵与中国直接打仗吗？在这种情况发生时，美国最大的可能是，它本身并不参战，但却利用美图的高科技优势，有限封锁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用无人机控制的水雷，阻断中国与中东地区的石油通道。以迫使已经登陆的我军退出台湾。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70% 左右的石油必须从中东输入，一旦供给中断，后果堪忧。根据美国现在的科技能力，美军无人机完全具有自动识别中国油轮的能力，用自动识别器制导的水雷攻击中国商船与油轮，不炸其他国家通行船只，在技术上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中国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是否可以用原子弹去炸美国本土？中国有600枚呢。然而现实情况是，美国至少有6000枚。比中国多十倍。再下一步呢？可以调侃说，再下一步就是双方需要用石头和木棍了。不过是可能在50万年以后。这位军事学专家不知是不是想到过这些问题。但愿这位专家仅仅代表他个人不成熟的意见。

有人说，美国连朝鲜这样的有核小国家都不敢碰，他们怎么可能与中国发生战争呢，其实这又是错误的判断。过去几年里一些高调派正是以此为立论基础的。实际情况是，朝鲜国力太弱，根本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对美国的自认为的霸权地位与实际利益构成真正意义的挑战。其实，美国对于朝鲜的存在，实际上是无感的。正如一个哪怕疲惫的大象，对于有刺的蜜蜂，也不会有多大兴趣一样。中国则不同，中国被认为是一个 “刚断奶的战狼”，却不自觉地唤醒了一只“沉睡的老虎”， 在美国看来，中国有在未来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的野心，威胁现行世界秩序，虽然这只“老虎”早已经没有过去的年轻态。

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看来，在真正强大起来以前的中国，才是它必须对付的敌人。还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从这次疫情来看，美国社会内部分裂得很严重，一旦与中国开战，美国社会内就会分成主战派与主和派，像美国这样一个分裂的多元社会，是无法形成统一的战争意志的。这又是对美国战略文化的不了解，珍珠港事变后的美国就是明证，一旦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中国是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红色帝国”这样一种社会偏见，一旦进入中美战争状态，美国所具有的内部聚结力与战争动员力也会异常发挥，这是值得警惕的。正如当年“珍珠港事变”以后的美日太平洋战争一样。美国战争鼓动者正需要一场战争来重振美国经济，正如1929年经济危机后，认为太平洋战争重振了一次大战以后的美国经济一样。直接军事对抗对于双方来说，都充满风险与巨大的成本代价，大型战争对抗的概率，如果有意识地控制，毕竟较低，那么，轻度的软对抗将会如何？这种冷战式的软对抗，将在军备竞赛中极大地消耗中国的财力与物力，苏联就是在冷战时代的长期软对抗过程中被拖垮的。

这种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实施让中国与世界“脱钩”的目的。也恰恰正是美国反华保守派通过低成本遏制中国发展所希望的。另外，美国还可以在“软对抗”过程中借刀杀人，例如鼓动印度充当马前卒，与中国进行边境上的的局部战争或军事冲突。印度是大国，其国力在近十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国与印度之间一旦爆发战争与冲突，由于双方都有巨大的战略纵深、资源与人口，双方都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那种战争将是持续许多年的，甚至没完没了的。中印战争是美国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代理人战争。美国甚至可以通过中印之间持续多年的消耗国力的战争，来不断削弱中国力量，印度一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吃亏，由于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海军优势，美国还有可能鼓动印度对中东地区的霍尔姆兹海峡到印度洋的中国石油船只进行封锁与威胁，美国将由此渔翁得利。美国还有可能利用它的资源，利用周边国家与中国曾经有过的矛盾，形成对中国的全面包围。

除了印度以外，俄罗斯、朝鲜、蒙古、越南、日本都有可能成为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拉拢对象。实际上现在美国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在上篇中，作者分析了中美恶性互动的各种原因，本文是中篇，作者旨在于对美国的战略文化的特点进行解析，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个博弈对象的特点与反应方式，在本文里，作者还指出，直接发生中美硬碰硬战争与全面冷战，都不是合理的选择。

所有这些分析，都是为下篇中提供的建议，作一些分析准备，在下篇中，作者将对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提出一些个人建议。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中国是一个久经苦难并坚忍不拔的民族，我们爱好和平，珍惜二百年来好不容易才获得的这四十年来的长足发展的国运，四十年来的发展，也让中国不再是一个弱国，我们完全有理由保持充分的自信与足够的定力，来迎接未来的挑战。

在《中美关系的新思考》的上篇里，我分析了美国误把中国视为正在崛起的“红色帝国”，从而美国与中国之间正在形成恶性互动。在中篇里，我指出，根据美国的战略文化的特点，美国在判断战略敌人时，是美国利益至上的“实利本位主义”与“基督教道德理想主义”两种动机的叠加，只要对方体量足够大，被美国人视为挑战了该国的重大利益，并在“道德上”被判定为“邪恶者”，符合“两条件论”，就会被美国视为“战略敌人”。对于战略敌人，美国人一旦出手，往往是没有分寸的。中篇还指出，无论是直接发生中美战争，还是中美之间陷入长期柔性冷战，对双方都不是合理的选择。中国与美国不能赌国运，我们必须理性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防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基于以上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本篇认为，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就是要如何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避免中国的比较劣势。

在我看来，中国人必须考虑到处理中美关系的五个大的原则。本文并不涉及具体策略问题。仅就这些比较大的原则，提出一些个人初浅的看法。在审视中美博弈大格局时，要先立其大。也就是要从力量对比的大局出发来看问题，这个先立其大，包括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美强中弱。第二个要点是，美国不是铁块一块。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在四十年以前，还是一个人均收入仅300美元的、几乎处于完全闭关锁国状态的后发展国家，中国的起步基础就是很薄弱的，虽然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取得很大的历史性进步，中国与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在国力上的差距已经缩短，但在中美博弈中，无论从基本国力，高科技力，文化力（话语力）、资源动员能力、军事力、国际统筹力等诸多方面，对方都是强势方，我们是弱势方。对这种强弱对比的认识，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础。

任何有点常识的人，只要不被亢奋的浪漫激情所支配，而是尊重客观事实的，都应该承认这一点。万不可让虚骄民族主义与“厉害了国”的浅薄的大言高论，来模糊了这一基本认识。这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本点。

第二个要点是，应该看到，美国内部并不是铁块一块的。这就让中国在审时度势的前提下，有相当的空间来发挥自己的优势。从高层层面来看，美国虽然有极端反华的超级鹰派，并且现在正执掌了一些关键部门的权力，有着看上去十分强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总统与极端强硬派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特朗普对于极端保守派军方，仍然有意识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就在不久前（2020年9月），特朗普就在白宫公开发表言论说，“五角大楼的领导人可能并不喜欢我，军队高官只想发动战争，让军火商谋利”。“他们满脑子只想打仗，让那此制造炸弹飞机的公司都保持快乐。”

特朗普说这些话决非偶然，因为特朗普并不希望被军方的好战派绑架，他作为一个务实的商人政治家，与固执于保守意识形态的军方并不完全一致，他也多少意识到中美极端恶性互动与两败具伤，会对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只是他在极端施压时，不愿意让对方知道这一点。

其次，虽然美国反华派确实想孤立并斗垮中国，但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美中在四十年合作中，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与各自的比较优势的不同，具有极大的经济合作的互补效应。双方在经济合作中已经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美国有着为数众多的由高科技精英、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构成的对华理性温和派。就以美国芯片产业而论，中国是美国芯片业的最大的买家，如果失去了中国这样的大用户，以高投入为特点的芯片产业就得不到高回报，这一产业就难以有可持续性的发展，美国高科技产业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度是很高的。

另一方面，中美经济的彼此嵌入程度也很高，四十多年来，中美贸易增加了250多倍，支撑了美国260万个就业机会。7万多家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兴业，绝大多数都在赢利。中美经济不可分的密切利益与互补关系，这是美国对华温和派希望与中国关系得以良性发展的基础。这些都是支撑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积极因素。虽然，在目前的情势下，在美国现在的反华气氛中，这些理性温和派不便站出来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客观理性的言论，因为他们感到麦卡锡主义的威胁。

二年前，我参加一个中美双方学者都参加的讨论会，一位美国朋友当时就告诉我，本来美国有许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都答应参加这次会议的，但后来都取消了行程，原因是，他们担心会在美国被视为亲中国的“美奸”。这种现象表明中美关系恶化的程度。然而，只要中国持之以恒地保持理性的克制态度，随着时局的变化，一旦中美关系有缓和的气氛，经过一段时期的良性互动，他们就有出来讲话的意愿。并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从而有效地制衡极端保守的反华派。美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希望中美友好的广泛阶层，这是中国在博弈中的一个有利条件，但这个有利条件必须在中国不被认为是“红色帝国”的前提下，在双方并非剑拔弩张的气氛，并保持足够缓和的状态时，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相反，一旦在意识形态上双方进入硬碰硬恶性互动，在美国“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就会使美国内部的务实温和派，不得不受到极端派压制，这种有利于中美良性关系的美国多元性的制衡力量就会失去其影响力。基于同样的道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政治家，在意识形态政治淡出的情况下，会按商人的逻辑，在商言商，就事论事地与中国进行利益交换与协商，解决彼此的矛盾分歧，正如几年前那样，他甚至会超越美国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称赞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但在意识形态冲突强化的条件下，他会摇身一变，扮演成反对“红色帝国”的美国“英雄”，两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已经表明他具有这样的两重性格。

中国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中美经济与文化、社会合作的加深，美中两国都有着巨大受益群体，中美之间具有结构性的矛盾一面，也有结构性的融合的一面，正确的做法，是促进、鼓励、加强结构性的融合，以此来缓和中美关系的紧张。基于对中美博弈大局中，美强中弱与美国多元性的判断，中国方面合理的对策，只能是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理性内敛，而不是以牙还牙的硬碰硬对决。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在强弱双方的对峙处于白热化的危机状态下，弱势方以柔克刚的好处是，在保护本民族利益的同时，避免过度刺激对方，引起强势对方作出缺乏分寸感的过度反应。原因很简单，强者一旦作出强烈反弹，由于它掌握更强大的资源与动员能量，足以利用其优势，产生对弱势方不利的效果。重则伤国本，轻则不得不被对方拖着走，中了对方让中国与世界“脱钩”的圈套。

在这种情势下，弱势方的中国，尤其是要避免擦枪走火的流血事件，因为这会为对方反华派提供强烈的、无分寸的反弹的借口。当然，以柔克刚，决不是放弃斗争，而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基础上，坚持原则，坚定地维护民族利益。关于这一点，本文后面还会谈到。所谓以静制动，就是要忍辱负重，知其雄，守其雌，低调稳健，据理力争，对于对方的挑衅，不必事事作出对等性反弹。因为对等性反弹，反而会落入对方强迫中国与世界“脱钩”的陷阱。“养锋锐以和平，戢嚣张于坚定”，争取在时机成熟时，来促使局势峰回路转。

从目前大趋势来看，特朗普连任的可能性很大，一旦特朗普继续连任，选票因素不再存在，通过制造紧张局势，通过刺激美国国内“爱国主义”的方式，来挣取选票的政治手腕就不再有用，而通过与中国合作来振兴美国经济，对于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来说，仍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中美关系仍然有着转圜的机会。但关键条件是，此前没有发生重大的、不可逆转恶性事件。在美国大选以前的这段时间内，是中美关系充满危机的时期，一定要用我们的理性与智慧，以博大坚毅的襟怀，防止高度不可预测事件的发生。

正如上篇与中篇所分析的，中美恶性互动的根本原因，是从奥巴马后期到特朗普执政期，美国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判，触动了美国利益至上的实利主义，形成这两大动机之间的相互强化效应。正因为如此，解决矛盾的一个关键是，我们中国人在处理与美国关系时，不要把中美矛盾简单地上纲到“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对峙与冲突。要就事论事，“在商言商”，用常识说话，避免用高调的意识形态思维，来处理复杂错综的具体矛盾。不可让对方借此强化“中国是红色帝国”的刻板印象，不要用“革命”意识形态来对抗“反革命”意识形态。

其次，用传统的国际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中美冲突，从逻辑上说，那就一定会让一些人顺理成章地要在国内找“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找国内的“第五纵队”与“亲美派”。文革时代的极左民粹主义，就会在社会上被重新激活，四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企业家、知识分子、华侨、留学生，有海外亲属者，都会成为被打击对象与“亲美嫌疑”，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与连锁反应，将会导致全社会政治生态失序与社会失控，反改革开放的极左民粹主义思潮，就会乘势如虎添翼地恶性膨胀。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文革式的的历史倒退。如果我们沿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老套路，来解读中美博弈，美国则会认定中国是在动员全世界的共产党，联合起来对付“国际帝国主义”，这样的双方恶性互动，会变得“非正即邪”，你死我活。美国保守反华派则如鱼得水，会以此来“证明”中国是“复活了的红色帝国。”即使从博弈论的从成本与效益核算出发，这样做的“性价比”也实在太低，是很不值得的。正因为如此，处理中美关系的方法原则，就只能是尊重多元，尊重常识，如果双方都能用常识理性来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能在常识领域，找到彼此的同类项与公约数，就会发现通过彼此的妥协，实现合作共赢，才是最有利的选择。只有晓之以情，喻之以理，在面对分歧时，双方都要尽量避免使用骂街式的、恶化彼此情绪的攻击性语言。中国人只有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才能化解畛域，争取到广大美国人民的理解与同情。

此外，特别重要的是，在中美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中国，要警惕在受到比较大的压力时，本能地陷入“刺猬式的自我退缩性的反应”。所谓“自我退缩性反应”，就是在外部强大压力下，弱势一方本能地因紧张而退缩，如刺猬一样，进入封闭的状态，以此来获得自我安全感。

更具体地说，就是在美国的对抗压力下，中国采取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重新全面自我封闭，并强化左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宣传，以此来作为自我防御的手段与对策。“自我退缩性的防御反应”所导致的自我封闭，以及由此造成在中国的全面“脱钩”，正好是美国反华保守派所希望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层对此都有明确的清醒的认识，中国决策层提出，“要用高层次的开放，来促进深层次的改革。”中国领导层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这是十分正确与有远见的智慧之举。只有高屋建瓴，阔视远想，才能击败反华派迫使中国世界脱钩的图谋。

用新的政治话语来消解西方“红色帝国论”的误解，向世界展示中国博大宽容与开明的形象

中美关系恶化的关键，是美国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认定中国正在走向“红色帝国化”，要消除西方对中国是“红色帝国”的误解，可以通过使用西方人能理解的新的政治话语。这种政治话语，一方面，要表达中国与世界文明相互融合，中国并不是西方某些人想像的世界文明的“异类”，中国与世界各国追求并共享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另一方面，要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本民族追求现代化与人民幸福目标的重要性。应该明确指出，中国决不是西方人误以为的“红色帝国”，所谓的红色帝国，在西方人的语境中，指的是这样一种体制，即通过世界革命、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统制经济的方式，以暴力革命方式，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目标的革命体制。然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的中国，通过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对外开放，以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并拥抱全球化，在意识形态上，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取代了过时的教条主义。在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中，创造未来，中国根本不是某些西方人心目中的冷战时代的“红色帝国”了。

中国决非西方人误解的“红色帝国”，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共领导人的重大理论表述中看到。在2018年5月“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这篇由政治局全体委员出席的隆重大会讲话中，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执政党人对世界的看法。这篇讲话充满了新时代的精神，在整篇讲话中，超越了“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论”，超越了“唯暴力革命论”与浪漫的“世界革命论”。讲话中还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述，还论述了中国与世界融合的大趋势不可阻挡，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交往的世界性，各国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里，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这是何等鲜明的新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新表述，都充分表达了中国人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决心与意志。我们应该根据这一讲话精神，处理意识形态与外交与国际事务的关系，化解国外对中国正在以“红色帝国的方式”崛起”的误解与担忧，为重塑中美关系，提供指导思路。

西方人最大的误解是，把中国的一党领导下的体制，视为“极权体制”（Totalitarian regime），这个概念把列宁主义、斯大林、法西斯主义，都用“一党政治”来概括，并将它们混同为同一类体制，从世界政治学领域来看，西方保守派人士的知识谱系中，具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党领导体制，都被理解为“极权体制”。这种观念在西方政治学与意识形态中是一种主流观念。必须对此有中国人的回应。

如何化解西方人对中国现行体制的误解？可以向全世界说明，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从改革以前的旧体制，转变为一种“发展型体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需要政府具有强大的权威，以保证转变时代的政治稳定与经济进步，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邓小平以来，通过执政党的铁腕，通过解决八九风波与邓小平南方讲话，先后让体制内的极左派与社会上的极端自由派思潮，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并迎来了经济改革的一波又一波浪潮。中国的成功，正是这种“发展型体制”的成功，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这种体制是中国人改革开放鲜活实践的产物，却在国际政治学中，尚没有予以充分研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会一步一步在自己的经验摸索中，找到符合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中国将通过自己的实践，探索自己的民主道路，将来的中国也决不会变得和西方一样，中国这样一个如此体量的、有着厚重的本国文明的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它的社会主义民主形态，当然有着本国的特色。其中也包含着革命时代积淀下来的新文化特质。

至于未来中国民主采取什么形态，这是中国人在探索过程中集体经验的结晶，这一切还在探索过程中，我们还无法对其进行具体的描述，但肯定包含着人类的共同经验与本国经验的结合。更具体地说，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行体制，就是一种在中国人的集体经验中摸索出来的、尊重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多元的、用常识理性为基础的“发展型体制”。（在中国民间，也有学者包括作者本人，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当中国人用“发展型体制”的话语，而不是用革命意识形态的传统话语，来应对西方挑战，并处理中美关系时，就会有几个显著的优势。

——首先，它强调政府保持强大集中性权威，是为了超大型国家经济整合与社会发展稳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浪漫的“世界革命”的组织需要。这种权威是一种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旨在于引导与整合资源的权威。这种话语思路比较能够得到西方社会大众的理解，让他们摆脱反华保守派意识形态的煽动。几年前，一位西方记者在电话采访作者本人时，作者提到新权威主义的这一优势，这位记者说，你这样说，我们美国人就能听懂了。这表明这种论述，在西方社会是可以被理解与可接受的。

—— 其次，它保持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治理的方向感，而这种民主方向，并不以西方式的民主为归依，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西方简单的一人一票大选式的民主，很难避免广场民粹主义，中国的民主，是一种旨在于集思益中形成的集体经验。这样，中国就不是世界是的异类，而是人类文明殊途同归的兄弟。中国民主的发展也将为世界处于西方民主困境中的人们，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参照物。

——第三，这样的表述，淡化了意识形态对峙。对消除西方人的“红色帝国”的迷思（Myth），具有积极意义。这种中国特色的发展型体制，强调了民主、自由，法治、公平的精神是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同时，又强调了集中统一领导在在实现民族富强的现代化目标这一阶段的历史必要性，这就一方面赋予中国“发展型体制”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在保持本国政治的特色的同时，又满足了全世界对中国未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期待。中国将被世界更好的理解。中国决不是世界政治的孤岛，中国将被全世界更加友善的理解，它所造成的双方理解，也会以成为中美重塑新关系的桥梁。要强调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真心维护者，中美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中美之间应该是朋友，而不是敌人。通过坦诚谦和的方式，而不是彼此骂街式的对抗，与美国与世界各国对话，持之以理，感以至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能够化解轸域，别开生面。重塑中美之间的新关系。退而言之，这样的话语表述，并不意味着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会由此消失，但至少这种利益冲突不再与意识形态冲突叠加在一起，而火上加油。这种对立的剧烈性将大为减弱。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既不能高调，也不应自我妄自菲薄。

首先，中国已经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以前的那个老大弱国，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国力与社会凝聚力，来应对外来挑战。中国入选全球500强的公司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中国国力已经可以与美国相比，而在于，中国持续稳定增长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只要中国不要因战争而中断自己的进步趋势，中国的比较优势将持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时间在中国一边。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个有望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具有世界上唯一齐全的产业门类，中国经济实力，中国的社会动员力量，政府的组织力量与军事力量，都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让世界印象深刻。这些都是中国的综合国力的体现。

其次，如果已经成为敌对方。一旦向美国示弱，一味退让，反而会让美国人自以为是，狂妄自大，反华派也会更没有分寸感。这将与事无补。

第三，美国本身也有其严重的内部矛盾与困境。美国的民主也确实陷入到保守的民粹主义与激进的平等主义之间的严重价值冲突危机之中，美国社会的撕裂状态，是前几十年所没有的。其次，大选前的美国正面临一场宪政危机，特朗普的私人律师说，特朗普一旦败选后，将会拒绝交权，拜登则表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将运用军队把特朗普送出白宫。虽然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有多高是个未知数，但美国本身的危机也使这个国家并不如我们看上去那么强大。这与当年罗斯福总统应对日本帝国时的美国内部团结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第四，美国的极端反华派竭力想与中国脱钩，但在中美利益相互嵌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格局下，脱钩主义是两败俱伤之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所需要的工业品大部分来自中国，美国的农产品与高科技产品也无法卖给中国，高科技的高投入性质得不到高回报，也无法支撑。这些不利因素也是致命的。正是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必须必须有足够的自信，沉着应对，柔中有刚，不主动刺激对方，又在对方主动出击时，表现出自信与勇气。

西方有一句俗语，“刺刀碰到石头，也会缩一缩”。在双方博弈中，处于暂时的弱势方，也应具有这样的态度。以柔克刚，体现的是水的智慧，水的智慧并不在其柔弱，而在于水滴石穿中体现的持续的“时间优势”。以柔克刚，与柔中有刚，如何刚柔并济，两者如何统一，需要的是政治智慧。

有朋友问我，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的回答是，总结两千年帝制文明史，两百年近代中西文明碰撞史，与四十年改革开放史，中国应该走低调的、务实的、开明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导向的发展之路。更具体地说，那就是尊重社会多元，尊重常识理性，摆脱陈旧意识形态干扰，超越文革式的极左老路，超越西式极右的邯郸学步之路，超越高调的、好大喜功的虚骄的民族主义。通过中道理性，出走中国富强之路。这样的路，相信能够凝聚中国社会最广大的社会共识，避免社会分造成的意识形态分歧为基础的社会撕裂。尊重常识，尊重多元，理性中道，超越极端，在尊重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逐渐融入世界文明的大海。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应该是我们铭记在心的古老的中国智慧。

中国作为一个超级规模的后进大国，在爆发性的经济增长之后，如何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融合世界，确实还处于漫长的学习阶段。中国人爱好和平，勤劳刻苦，通情达理，有足够智慧的民族，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在世界各文明的合作共生中，合作共赢。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勇气，走向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