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是一场共和党在任者与民主党挑战者之间的“非开放式”竞争。从选情态势看，特朗普谋求连任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特殊性共同增加了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从总统政治、政党政治以及政治周期等维度考量，本次大选具有关键节点意义。在当前政治生态等因素的制约下，大选可能引发的政党轮替未必快速引发美国内外政策大幅度调整。在对华政策上，大选难以改变目前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的总体趋势。
2020 年美国大选因牵动未来四年美国内政外交走向而备受关注。从态势上看，特朗普不同于传统政治人物的特殊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影响，共同塑造着选情走向。同时，2016 年美国大选显露出美国政治发展的某些趋势，2020 年大选就将成为进一步确认这些趋势的关键节点。那么，如何评估此次大选的特殊性? 大选又将对美国政治与政策有何影响? 本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以期推进对当前美国政治走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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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而言，候选人的固有特质、政策主张、动员能力及其支持率等要素决定着选举的走向与结果。因此，特朗普作为在任总统谋求连任的现实为大选带来了极大特殊性。在 2016 年，毫无从政经验的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提名，并出乎意料地最终胜出。随后，“特朗普现象”、共和党“特朗普化”等议题引发讨论。从 2016 年的情况看，依据历史经验与选举规律的分析已愈发难以预判选情，而 2020 年大选也具有超越经验的特殊性。
（一）选民票不足的特殊现实为特朗普连任制造了较大压力。2020 年大选是所谓“非开放式”竞争，即在任总统谋求连任、另一党发起挑战。历史对比而言，以往 43 位美国总统中有 27 位谋求连任，只有 10 位未能如愿。虽然最近 50 年有三位未成功连任，频率略高，但总体上 63%的连任率足以证明“在任者优势”实际存在。① 这种掌握行政资源、占据话语权且不必被党内初选分散精力的优势也体现在特朗普的连任竞选中。不过，特朗普不得不面对选举人团制度扭曲下的特有压力：在 2016 年大选中赢得选举人团票却未赢得选民票。在前四位这种“少数民意”总统中，只有小布什四年后得到多数选民支持并连任。究其原因，“9·11 事件”的“聚旗效应”直接将小布什民调抬升至 90%左右的跨党支持高位，后缓慢下滑，2003 年 3 月 19 日发动伊拉克战争、12 月 13 日俘虏萨达姆等突发事件使得民调支持率又有 10% ～ 15%的上升，最终在连任时实现了高于首次当选 2．8%的选民票水平。相比而言，不具备类似“聚旗效应”的特朗普难以复制小布什的连任路径。
（二）民调中的特殊表现为评估特朗普选情增加了难度。自执政以来，特朗普在民调中长期维持着满意度（ 35% ～ 50%）与不满意度（ 45% ～ 60%）的特定区间。这是自 20 世纪 30 年代、小罗斯福中后期美国开始对总统密集民调以来的罕见状态，这种低迷却极度稳定的民意表现降低了基于民调观察大选的准确性。一方面，2020 年年初，特别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领苏莱曼尼遇袭身亡后，特朗普的满意度上升，甚至一度超过不满意度，但疫情又导致了其满意度下滑、不满意度上升。如此变化显然不利于其连任，但至少到 7 月底，其综合民调并没有突破过去三年半的总体区间，仍难以作出不可逆的负面判断。另一方面，在与民主党对手拜登在全美及各关键州民调的对阵中，特朗普均不同程度落后。在 2004 年和 2012 年“非开放式”大选的同期，时任总统都保持民调领先，只在极个别民调中被对手微弱反超。但在今年同期的综合民调中，特朗普极少反超或与拜登打平。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与拜登对决时获得的支持率（ 34% ～ 52%）与特朗普本人保持的满意度基本持平，即支持特朗普的选民群体持续稳固。与此同时，5 月底以来拜登已在全美民调中实现了以 1% ～ 15%为区间、以 8．7%为均值的领先。必须看到的是，拜登自 2019 年 4 月参选以来（ 甚至更早）民调几乎始终领先特朗普，且目前在疫情和抗议运动催化下的领先幅度并非最大值。这就意味着，拜登仍未表现出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基于已有民调，可以预判大选的选举人团票更有利于民主党，但两人目前的民意表现并不能决定选举结果，实际结果可能受投票率等因素变化的影响。
（三）延续的“反建制派”风格和相对稳定的支持者群体保持了特朗普连任的竞争力。一方面，特朗普维持了其“反建制派”的风格，即通过社交媒体将 2016 年大选中的“定点动员”延续到了其执政中，形成“永续竞选”状态，绕开华盛顿精英来主导设定舆论议程，保持稳定民意支持，从选民层面向共和党建制派施压。另一方面,特朗普尚未失去基本盘和关键盘的相对稳定支持，这也是其民意虽低迷却稳定的关键所在。除了共和党选民长期保持对特朗普 80%以上支持之外,出于经济复苏、税收改革、与主要贸易伙伴签订新贸易协定及推行带有“白人至上”色彩的强硬移民政策等原因，特朗普在白人群体、未受过高等教育者群体、中西部选民群体、南方选民群体中不同程度地保持了高于其整体满意度的稳定支持。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在经济与就业议题上的民意表现虽然受到疫情拖累，但仍可保持平均满意度超过不满意度的总体趋势，有助于其稳固基本盘与关键盘，至少确保其在蓝领中下层群体中的支持未出现垮塌。
（四）特朗普的特殊性也塑造了民主党挑战者，进而共同塑造选情。面对“非开放式”竞争，民主党将战胜特朗普作为唯一目标，继续淡化本党传统上更多选择新鲜面孔乃至“圈外人”的一般风格，在有限人选中选择了拜登这样更具丰富政治与政策经验、与奥巴马政府关系密切的传统建制派白人男性。然而，作为“任务型候选人”的拜登虽然可与特朗普形成鲜明的对比与反差，但其高龄、建制派、缺乏吸引力（ 尤其对年轻选民）、整合桑德斯支持者相对困难等弱项都客观存在。拜登父子的所谓“海外利益争议”以及拜登本人遭遇的所谓“性侵指控”等问题也极可能在大选中受到热炒。换言之，拜登虽然具备与特朗普针锋相对的某些特质，但由于无法代表民主党近年来的发展方向，存在着无法整合民主党、难以拉升民主党选民乃至中间选民投票率的隐患。在锁定提名之后，仍有民调显示 22%的桑德斯支持者不会投票给拜登。即便在民主党阵营内部也不乏认为“拜登并非强有力人选”的声音。有民调显示，表示将投票给拜登的群体中有 67%是因为反对特朗普，而真正支持拜登的只有 33%; 相应地，投票给特朗普的人中真正支持特朗普的占 76%，以反对拜登为由者仅占 24%。这就意味着，拜登的支持联盟更为松散，其民调优势能否维持、会否落实为实际选票仍具悬念。
新冠肺炎疫情无疑为本次大选带来了最大变数。从历史上看，由于 1918 年“大流感”暴发时并非大选年、1976 年大选年的“猪流感”实际影响有限，目前所面临的是首次在大选年美国本土出现重大疫情。
（一）疫情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成为大选一大核心议题。不可否认，特朗普在疫情防控上的表现关乎其连任前景，但这种影响是否致命还需观察。虽然特朗普在防控上的满意度持续不佳，但仍暂时保持在其满意度与不满意度长期浮动的区间之内：截至 7 月底，不满意度均值为 58．6%，满意度均值为38．9%。其中只有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 3 月 13 日之后半个月中出现过满意度（ 50．6%）高于不满意度（ 44．9%）的情况。这就意味着，一方面，疫情并未给特朗普带来类似于“9·11 事件”带来的超越党派、实现全民支持并保持一定时间的“战时总统”效果，特朗普的民调满意度在 3 月中下旬有限且短暂的提高，只是其基本盘和关键盘选民群体支持的最大化，并未实现显著的民意提振。其原因，一是疫情所形成的危机相比于“9·11 事件”涉及利益更多、持续时间更长，且其应对方式直接触发联邦制内部的分歧与党争; 二是特朗普在过去三年多执政中加剧了党争极化，其本人又被众议院弹劾，难以想象民主党精英与选民会出于任何理由给予其支持。另一方面，特朗普的防控表现目前尚未瓦解其长期保持的民意支持水平，这与特朗普支持群体对疫情的特殊态度有关。有研究表明，两党支持者在保持社交距离等防控措施问题上呈现出极化对峙态度。即便控制了州政府政策、人口密度以及确诊与死亡病例数量等变量，党派因素仍具有显著作用，共和党支持者明显对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更为轻慢。具体而言，共和党选民整体上表现出对疫情更低的认知度、对疫情更少的搜索量、更少的保持社交距离的行为等特点，只有白宫发布要求、保守派政治人物公开表态等才会改变共和党选民对“居家令”等防控措施的消极态度。然而，面对着 5 月以来南方较多共和党主导州因盲目“重启”经济而使疫情加剧的现实,某些共和党选民对疫情以及对特朗普政府防控的态度也存在逐渐趋于理性的可能。这种变化几乎不会在“胜者全得”原则下改变传统共和党州的大选倾向,但可能在佛罗里达、亚利桑那等关键州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更为严峻的是，如果美国疫情持续难以控制，民众对特朗普政府防控的不满意度超过 60%、满意度跌破 35%并持续一段时间，即所谓“民意防波堤”被彻底冲破，特朗普连任前景必将雪上加霜。在特朗普疫情防控的负面表现持续发酵的同时，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正在损害特朗普竞选连任中标榜的“经济业绩”。疫情暴发以来，美国股市波动，失业率与申领救济金人数同步飙升，美国再次陷入严重经济萧条的概率持续增大。在经济下行预期下，特朗普政府虽然与国会共同推动系列巨额经济刺激与纾困计划，并公布“重启”经济与社会的分阶段方案，但对防控引发经济波动的疫情本身仍毫无作为，甚至因为盲目“重启”而适得其反。当然，美国经济的不佳前景会否彻底断送特朗普连任之路，也还存在其他干扰因素。判断经济对选情的实际影响还要考虑到特朗普和民主党方面分别设置的相关议程，即如何塑造选民对经济的看法。一方面，特朗普毕竟不是执政四年与“大萧条”相伴的赫伯特·胡佛（ Herbert Hoover），他完全可能继续强调疫情之前的“经济业绩”，并将当前问题归罪于疫情、民主党对手乃至其他外部因素。事实上，如前文提及的特朗普在经济与就业议题上的满意度仍超过不满意度的现实，说明疫情对经济影响拖累特朗普选情的效果仍在，但未必致命。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如果美国疫情可以在 11 月选举投票日之前一两个月趋于稳定、为经济反弹留下一定时间，就将有助于特朗普谋求连任的最后冲刺。① 另一方面，拜登阵营提出的“重建美好未来”（ Build Back Better）等经济方案能否对选民形成足够吸引力也是关键问题，否则难以将特朗普的劣势有效转化为自身优势。
（二）疫情正在改变候选人的竞选动员模式。受疫情影响，两党阵营在 3 月中旬先后宣布取消集会活动。虽然 6 月 20 日之后特朗普强行恢复某些竞选集会，但由于疫情限制，两党在 2020 年大选周期中同步全面恢复大型集会等传统动员竞选模式的可能性极小，媒体平台特别是网络上的攻防竞争重要性提升。就特朗普而言，除了继续依靠社交媒体动员，以及坚持尝试传统造势之外，其凭借“在任者优势”占据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已成为重要竞选手段。在 3 月 14 日至 4 月 24 日，特朗普几乎每天都出席白宫疫情应对新闻发布会，通过主流媒体视频直播等方式试图左右舆论。有数据显示，仅仅是有线电视渠道，特朗普出席的新闻发布会就吸引过1220 万观众，平均数字可达 850 万。当然，这种足不出户的“个人秀”竞选也是“双刃剑”：有助于保持曝光度、稳定自身固有民意支持并与对手展开设定舆论议程的竞争，但无助于实际疫情防控，还可能由于争议性言论而节外生枝。4 月 25 日，由于此前新闻发布会上所谓“注射消毒液”言论发酵，特朗普中止了白宫每日发布会。7 月 21 日，由于选情告急，特朗普再次恢复白宫疫情应对新闻发布会，试图进一步控制舆论议程。相比之下，拜登可利用的动员工具相对有限。在难以全面恢复传统造势活动的情况下，拜登除了有限的公开室外活动之外，只能在室内通过直播视频讲话、接受媒体视频采访、定期公布政见和重磅政治人物背书视频、与选民在线上互动的网络“议事会”等方式保持曝光度，而且其能参与的议题基本上都是与疫情、经济、反种族歧视抗议等热点相关，甚至被要求对特朗普的各种表态作回应。这就意味着，拜登如何借助网络、主导足以吸引眼球的新议程，从而彻底摆脱被动低调回应的尴尬局面，成为了民主党阵营要面对的特殊考题。当然，也有观点认为，面对特朗普较大的连任压力，拜登完全可以维持目前这种“防御性”低调，进而既保持与特朗普的鲜明对比，又可避免自身失误，以便将优势延续到大选。但这种防御式“被动竞选”极可能更难充分动员选民，还会降低投票率，其负面效果不可低估。
（三）疫情正在改变普通选民的投票行为，可能带来投票形式的调整，以及选民投票热情或动机的变化。在投票形式上，投票点设置和邮寄投票（ vote－by －mail）问题在疫情蔓延的情况下首当其冲。出于疫情防控考虑，大选投票时极可能会同时采取传统现场投票和邮寄投票方式。就传统现场投票而言，必须辅之以较为严格的疫情防控，甚至不排除通过减少投票点来确保每个投票点都具备足够人力维持秩序、监督防控。这一变化将会增加城市人口、中下层以及少数族裔等群体参与投票的难度，助长所谓“选民压制”（ voter suppression），对民主党选情未必有利。同时，各州通过合法程序允许邮寄投票的可能性很大。虽然该方式在整体上仍遭到共和党精英反对，但正得到两党更多普通选民的理解与认可。截至 7 月 22 日，全美 34 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的 1．8 亿选民已可以选择邮寄投票方式，占全美选民总数的 76%。由于降低了参与门槛，邮寄投票通常被认为有助于提升投票率，尤其是中下层群体和少数族裔群体的投票率，考虑到希拉里在 2016 年大选中因民主党选民投票率不足而输掉中西部关键州邮寄投票方式可能对民主党有利。但也有研究表明，未参与 2016 年大选投票选民中的共和党支持者比重（ 26%），与民主党未投票选民（ 31%）并非存在巨大差距，在宾夕法尼亚、亚利桑那、佛罗里达等关键州中声称将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未参与投票选民比重反而更多。事实上，由于各州在选民结构和具体规则上存在差异，该方式原本就无法确定对哪一党必然有利。就选民群体而言，通常认为邮寄投票可能提高更为支持民主党的年轻选民、少数族裔选民等群体的投票率，也有助于传统上更多支持共和党的中老年群体的投票率，其影响可能是跨党的。就关键州而言，有研究显示佛罗里达州的邮寄投票可能提高共和党的投票率，而在威斯康星州却是民主党获利。而另一项将加利福尼亚、犹他及华盛顿三州作为个案的研究显示，邮寄投票对某一党的利好影响都不显著。这就意味着，邮寄投票方式会影响不同选民、不同州的投票率，但对选情的影响可能还需具体判断。值得注意的是，采取邮寄投票也意味着大选投票日不再是一个固定日期，而是提前一段时间的较长区间，这增加了在任者有针对性地设置政策议程的难度与紧迫性。
在投票行为方面，流行传染病一般被认为会降低选民参与度、改变某些选民的政治理念。就参与度而言，受疫情影响，目前美国多州新注册选民数量都远低于前次大选年同期水平，其中既包括分属两党的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也包括佛罗里达、亚利桑那等关键州。但新注册选民中有较多首次投票的年轻选民和新移民，因而可理解为这部分选民的减少对民主党不利。在选民投票率部分，疫情的影响虽普遍存在，但对确诊与死亡比例更高的非洲裔、拉美裔等少数族裔群体的影响可能更大，对民主党选情更为不利。就选民关注议题与理念而言，疫情的影响可能会促使普通民众更加关注经济纾困和医疗公共服务体系等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基本上属于民主党更为擅长的领域，虽然特朗普政府与国会合作推动了相关纾困计划，但民主党仍可继续主动在经济、医疗等议题上设定议程，拜登也可以借此进一步吸纳桑德斯的相关理念与政策选项，推进党内整合。此外，由于防控不力等因素，多项民调显示特朗普正在失去中老年群体的支持。在 2016 年大选中，特朗普在 45 岁以上选民群体中占据优势，其中在65 岁以上选民中胜出最多（ 13． 3%）。2020 年 4 月以来的民调显示，特朗普在 45 岁以上群体中的优势快速下降，被拜登不同程度地反超。中老年选民虽然传统上更为支持共和党，也因为健康关切而更为关注疫情，从而可能对特朗普产生更大不满、降低对其支持的热情。拜登在佛罗里达等关键州的民调优势就被认为得益于此。另有研究证明在疫情导致较多老年群体病亡的假设下，特朗普至少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以及北卡罗来纳等州都将面临极大压力。这一趋势如果持续到大选投票日，并且继2000 年大选之后，中老年群体在实际投票中再次倾向民主党的话，特朗普的连任必然遭遇重大打击。由此可见，虽然疫情正在改变着某些选民群体的投票倾向，但其实际投票率将最终决定民调中的倾向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转换为最终选举结果。在竞选初期，疫情对特朗普选情的拖累可能更为明显，但随着大选进程的推进，疫情本身对投票率乃至选举程序的影响将给两党带来变数。比较而言，2020 年大选对美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可能要大于其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大选极可能构成美国政治发展中的某些关键节点，成为进一步确定某些政治发展趋势的分水岭。同时，本次大选虽为华盛顿决策圈的一次重新洗牌，但难以改变府会对峙等政治环境，其引发的内外政策调整可能有限。它在以下几方面的关键节点性意义仍有待验证。
（一）是否塑造总统政治的新形态。自 20 世纪90 年代政党极化加剧以来，通过强化宪政框架，美国两党不断地捍卫或顺从本党总统、制约非本党总统。因而,总统的权力取决于能否有效控制本党精英与民众，以及能否有效抵御另一党的制衡与攻击。正如诺伊施塔德关于“总统权力即说服的权力”的界定，要实现党争目标,总统行为的关键就要从宪政框架与权力实践之间的张力转换为针对精英与选民的沟通与说服能力，即成为引导或控制舆论、塑造选民接受其议程的“话语权总统”（ rhetorical presi-dency）。
在总统权力持续扩张、社交媒体在竞选动员中被普遍使用的今天，特朗普的崛起再次强化了“话语权总统”作为总统政治新形态的上升趋势。必须看到，由于疫情的影响，网络及社交媒体已从以往可选择的途径,转换为本次选举的最主要平台,考验着两党候选人的“话语权”特质。如前文所述，特朗普正在通过社交媒体和不得不对其进行报道的传统媒体影响舆论议程，在维持一定民意支持的同时也引发了新争议。相比而言，拜登如果要胜出，也必须设法通过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手段尽可能参与、控制乃至主导舆论，该策略的本质是对“话语权总统”的接受与延续。虽然这种总统政治形态被认为具有加剧极化、煽动仇视、撕裂社会、降低政治话语水准、助推所谓“后真相时代”、回避政治责任并降低政治回应性等风险，但其会否延续，或将在多大程度上被调整后继续成为一种趋势，将在本次大选中得到确认。
（二）是否强化两党政治的新趋势。就两党政治路线而言，作为对“身份政治”的不同回应，共和党“特朗普化”与民主党“多元化”将在本次选举中强化。在共和党阵营，特朗普在 2016 年的胜出代表了放弃“狗哨政治”、直接鼓吹“白人至上”的转向，其执政后在移民等政策上的做法延续了关于“美国是白人的美国”的回答。相应地，民主党保持了多元文化主义色彩的“身份认同”选择，认为“美国是多元族裔的美国”，以此维持其在持续激增的少数族裔中的支持。从目前选情观察，疫情对白人与少数族裔的差异化影响加深了两党的种族鸿沟，非洲裔等少数族裔群体对拜登的支持也成为民主党初选得以快速明朗化的关键驱动力，而反种族歧视的抗议活动则强化了两党关于“身份政治”的已有选择。可以预见，本次大选的结果将决定两党在“身份政治”上的选择会否保持，并成为固化趋势：如果特朗普连任，“白人至上”路线将在共和党中得到更长时间巩固，民主党也会相应加速倒向多元文化主义立场; 如果民主党当选，其政策则可能向着更为“平衡”的方向调整，而败选的共和党也将重新审视“特朗普化”，不排除如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 Larry Hogan）等温和派力量获得发言权的可能。就两党代际更新而言，本次大选虽是两位高龄人选的对决，但也预示着总统政治的加速世代更新。共和党方面，无论特朗普是否连任，2024 年大选都会吸引到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出生的“中生代”或“新生代”参与，从而告别 1940 年代出生的一代。民主党方面，在 1940 年代出生的两位前任克林顿和小布什之后，1961 年出生的奥巴马异军突起，导致民主党政治精英“超前年轻化”，1950 年代出生的政治精英被弯道超车。这也直接导致在 2016 年和2020 年大选中更年轻一代并不具备充分优势，只能回调到 1940 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当中寻找人选，特别是如希拉里、拜登等与奥巴马政府关系密切的人选。即便拜登当选，其 2024 年以 82 岁高龄谋取连任的可能性也颇为有限，这是其副手被高度关注的原因所在。但无论如何，2024 年大选或将为新一代民主党人创造充分机会。事实上，本次民主党初选的 11位参选人中就有 5 位出生在 1970 年之后，足见世代更新脚步的加快。
（三）是否开启政治发展的新周期。从美国政治周期角度观察，由于蓝领中下层群体和中西部区域在价值观而非利益驱动下转向共和党，2016 年大选极可能是一次触发新周期的“关键性选举”，但该判断需要 2020 年大选来进一步验证。
在疫情及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下，特朗普及共和党在蓝领中下层群体和中西部区域的表现极可能无法复制 2016 年的水平，但也未必会让民主党回到2016 年之前的规模。如果 2020 年大选的结果最终是两党在蓝领中下层群体和中西部区域的实力对比有限回调但未达到民主党以往占据大幅度优势的地步，美国政治发展将呈现出一种所谓“半周期”形态，关于政治周期的相关判断就需要在现实中加以修正。同样可以纳入考虑的是，自 1990 年代以来由于拉美裔激增、西海岸产业与人口内迁及城市化提速等因素而导致的民主党在西南部各州的得势。从目前选情看，亚利桑那（ 11 票）已成为关键摇摆州，又加之该州疫情恶化，很可能跟随新墨西哥（ 5 票）、内华达（ 6 票）、科罗拉多（ 9 票）等州倒向民主党。如此规模适中却具有关键价值的“区域主义”变化对判定新周期同样具有指标意义。
（四）内外政策是否有限调整。特朗普和拜登已展现出颇具分歧的内外政策倾向。在国内事务上，与特朗普所谓“保持美国强大”的延续性不同，拜登的议程聚焦于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纠正与对奥巴马政府政策的恢复，尤其在移民、医疗、教育、社会福利、族裔平权、住房、环境保护与能源政策以及诸多社会事务等议题上，拜登都计划以相对温和或“温和偏进步”的主张取代当前特朗普极端保守做法。必须强调的是，拜登国内政策议程的彻底落实必须得到国会的立法配合。从国会选情看，新的第117 届国会基本会延续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地位，而共和党在国会参议院保持微弱多数的概率仍较大，但也可能发生两党各 50 席持平甚至民主党以一到两个席位微弱占据多数的情形。于是，拜登即便当选也大概率地会面对“分立政府”，即 1981 年以来新当选总统从未面对过的对峙局面。即便在国会参议院占据微弱多数或持平情况下，因副总统为民主党人而得以帮助拜登维持最微弱的“一致政府”，拜登也无法避免其国内议程在国会参议院中遭遇共和党凭借“冗长发言”等程序工具的强烈抵制。这就意味着，其政策的调整手段可能只是以新行政令取代特朗普政府的行政令，但却无法通过立法途径实现根本性改变。特朗普如果连任必然更为关注对外议题，甚至更少考虑国内压力而做出旨在创造“历史业绩”的较大动作，加速大国竞争、针对地区热点（ 如伊核问题、朝核问题）急于求成甚至冒进的可能性将会加大。对比而言，拜登已提出一系列强化美国领导地位、捍卫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纠正特朗普政府对外议程的政策主张。值得注意的是，拜登也将维护中产阶级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出发点，重申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所谓“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关键表述。这种在目标上的“接受”也说明拜登在对外政策上的调整可能集中体现为在政策手段选择上的转换，而非战略目标的彻底改变。此外，即便拜登当选，如果外界普遍认为他存在无法完成任期的风险，对其能否连任、其政策会否延续持有较大疑虑，甚至将其视为“一任总统”或“过渡总统”的话，华盛顿政治圈乃至国际社会对其政策调整的配合度极可能大打折扣。拜登本人能够掌握并调动的资源也就相对有限，而这强化了其内外政策调整的有限性。竞争性对华战略调整的整体方向已在美国两党精英中逐渐形成共识，这是大选政治所无法改变的。如果特朗普连任，其对华政策必然延续并进一步升级，并在第二任期逐渐形成突出竞争性与对抗性、以结果为导向、具有“有原则现实主义”倾向的对华战略。如果拜登当选，除强化如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等方面的必要合作之外，基本上也会接受竞争性对华战略的方向，只会采取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具体政策手段。与此同时，所谓“中国议题”在本次大选中地位突出，在任总统以及两党各层次候选人同步“对华示强”，也限制了选后可能政策调整的空间。任何一次选举都有变与不变。就 2020 年大选而言，变与不变的根源在于其特殊性及其影响。特朗普作为一种特殊现象的存在，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来袭，共同构成了本次选举可能超越甚至刷新历史经验的特殊性，增加了观察与预估的难度。同时，本次选举在总统政治、政党政治以及政治周期等层面上可能形成的节点性影响，反映出当今美国政治正在发生快速而剧烈的变化。这三个层面的关键作用交错回应了当前美国政治发展的关键议题，即社交媒体对政治话语的塑造、“身份政治”塑造下的政党极化与“部落化”及新老政治周期交替更迭。客观上，社交媒体加剧“身份政治”的冲突与党争的“部落化”; 而党争“部落化”又强化政治精英对社交媒体政治动员的依赖度。这些趋势正在共同推动政治周期的新陈代谢。2016 年以来，美国似乎在政治与对外战略层面经历着与旧有状态不同程度上的“告别”。相比而言，国内政治的“告别”过程更为漫长，而对外战略尤其是对华战略的“新面孔”却已悄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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