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有个神奇的国家，作为一个面积不大、资源不多的岛国，二战之后遇到了不少的危机，但是每每到了人们以为其经济已经“无药可救”之际，这个国家又神奇地浴火重生，就像希腊神话中的“不死鸟”一样，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虽然国土面积小，但是日本却一直拥有凌云壮志。即使是在美国通过《广场协议》，令其“失去”二三十年之后，但如日本今仍稳坐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宝座。这也令人们开始思考： 签订《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做对了什么？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广场协议》之后日本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的日本，在1986年就开始转变经济发展思路——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主导，着力于摆脱过分依赖出口的问题，为该国发展“双循环经济”奠定了基础。
出口、投资和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而所谓的“双循环”经济，就是强调由出口和消费共同拉动。1987年，日本着手制定了1988年至1992年经济发展计划，将中期宏观经济增速定为4%，其中内需增长目标为4.5%，出口为-0.5%，走上“双循环”经济之路。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在美国的“整顿”下，日本开始卖惨，被认定“失去”几十年之后，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重点目标。 2019年，日本突然限制对韩国出口3种核心尖端材料，世界才恍然发现，走上“双循环”经济道路的日本，原来这么强大。
那么，靠着“双循环”经济实现浴火重生的日本，其经验对于即将走上“双循环经济”之路的中国来说，能带来哪些启示呢？
启示一，要想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重要的是实现产业升级。
从日本经济转型的结果来看，该国的内需得到极大的拉动。 数据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最终民间消费增长率一直保持在55%这一高位上下。
在减税降费、降低利率等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日本居民对多样化的消费和休闲娱乐生活的追求也日益增加，该国餐饮业、旅游业、文娱业、医疗业和体育业等多个行业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
不过，减税降费等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其实只是一个“助攻”，要想真正拉动内需，其实还是得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居民收入做起。否则，光凭政府一己之力，这种模式也维持不了多少年。
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其实是日本刺激“内循环”的重中之重。从具体实践来看，此后日本开始将经济发展的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
要实现这一转型，一方面，日本将石油、钢铁和造船等传统制造业的规模缩减20%，从中“抽”出的人力物力，则转移到新兴产业之中。
另一方面，日本大力扶持电子通讯、计算机、服务、新材料、生物工程和航天业等高新技术产业，不少知名日企巨头都纷纷从中低端产业改入这些更为高端的“赛道”中。为了保障人才供应，日本还大力支持教育科研工作。
这样一来，日本经济主导产业开始向高端产业转型，产业附加值得到极大提升，居民收入自然也就得到改善，这才是该国内需提高的真正来源。
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升级之后，日本企业开始控制先进材料和先进制造设备等上游产业，同时也占据了研发核心零件这一中游产业。掌握了科技创新能力的日本，开始在国际竞争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启示二，采取审慎的货币政策，防范大型资产泡沫。
客观来看，日本这场经济转型，也并非没有瑕疵，否则日本也就不会陷入“失去的20年”这种可怕的经济陷阱之中了。
为了尽快拉动内需增长，日本大幅降低其基准利率，央行贴现率从1980年的9%下降到1987年的2.5%。有分析指出，在1985年到1990年期间，日本央行利率调整不够审慎。
因为相比于一次调整一般为25个基点的美联储，日本单次调整的幅度普遍为50个基点，最大为100个基点。而调整幅度越大，对其决策准确性的要求也就越高。因为一旦决策失误，其对金融市场甚至整体经济的影响，势必也将加大。
（注：图为自1890财年以来日本政府债务占名义GDP的变化）
不够审慎的货币政策，最终给日本股市带来了大量泡沫，并加剧其负债程度。而相比于提高居民收入，降息的做法对于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不大，反而加剧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为“失去的20年”埋下伏笔。
由此看来，要想推动“双循环”经济，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才是根本，过度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反而得不偿失。 只有通过适度的货币政策，辅以积极的财政、产业政策，并建立防范泡沫风险的预警机制，合理引导资本流动，使其流入实体经济，才有助于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大型资产泡沫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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