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人们持什么样的政治观点，他们几乎总是听那些说他们想听的话的人。

因此，白宫和几位州长正在认真听取《大巴灵顿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的建议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宣言是一群有足够资历的科学家提出的，他们想把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的政策转向实现群体免疫，达到一个有足够多的人对病毒免疫、让病毒的传播变得不太可能的状态。

他们想通过让“死亡风险最小的人正常生活”来实现群体免疫。他们说，这会“让他们通过自然感染增强对病毒的免疫力，同时更好地保护处于高风险的人，我们称之为重点保护”。

这些学者显然属于一个不同于主流的少数派。他们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大多数同事谴责他们的提议不可行、不道德——甚至如哈佛医学院教授、现在领导着一个全球健康基金会的威廉·哈兹尔廷（William Haseltine）上周对CNN所说的那样，这等于“大屠杀”。

但谁是对的呢？

宣言的签署者确实说得有点道理。旨在减少死亡的限制措施能导致真实的伤害，包括（但绝不仅限于）对经济的压力，以及家庭暴力和药物滥用的增加，癌症筛查的减少等等。那些独自生活的人在遭受隔离带来的真实痛苦，年轻人有理由感到愤愤不平，他们不能接受实质性的教育，失去了本该有的高中毕业舞会的记忆，或在大学宿舍里的凌晨2点、某个运动队、某些其他活动中建立起来的长期友谊。

因此，回到某种类似于正常的状态——把所有的人从某种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想法很有吸引力，甚至很诱人。但当人们仔细检查宣言中三个极其重要的疏漏后，这个想法就不那么有吸引力了。

首先，它没有提对低风险人群中的感染者的伤害，但许多人的恢复过程缓慢。更严重的是，相当数量的人的心脏和肺受到损害，包括那些没有症状的人。一项对100名康复了的成年人的最近研究发现，其中78人有心脏受损的迹象。我们完全不知道这种损害是否会缩短他们的寿命或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

第二，宣言几乎没有提如何保护易感群体。不让小孩去见住在另一个城市的祖父母比较容易，但如果小孩与祖父母住在一起会怎样呢？怎么保护一名25岁的糖尿病患者，或癌症幸存者、肥胖者以及其他需要每天去上班的患有伴随疾病的人？定睛一看，宣言所谓的“重点保护”成了三张牌猜王后的游戏，谁也拿不准。

第三，宣言没提这种政策会导致多少人死亡。答案是很多。

白宫曾用过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1uation，简称IHME）建立的大流行病模型，据该研究所预测，即使继续采取目前的限制措施，到明年2月1日，美国的死亡人数也会达到41.5万人左右。如果简单地放松这些限制——而不是完全取消，采取群体免疫政策就要求完全取消——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到多达571527人。这只是截止明年2月1日。该模型预测，那时的每日死亡人数仍将继续上升。

那时我们会实现群体免疫吗？不会。

当足够多的人通过自然感染或疫苗获得免疫力的时候，就会出现群体免疫，让疫情最终消失。据我的计算，即使放松了限制措施，到明年2月1日也只有25%的人口会受过感染。最乐观的模型表明，43%的人口受过感染后，可能出现群体免疫，但许多人估计，60%至70%的人口受过感染后，疫情传播趋势才会决定性地下降。

这些都是模型。来自监狱人口和拉丁美洲的实际数据表明，直到60%的人口被感染后，传播才会变慢。（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目前只有大约10%的美国人口被感染。）

会有怎样的代价呢？即使通过只是40%的人口被感染或接种疫苗来实现群体免疫，IHME的估计是，总共会有80万美国人死亡。实现群体免疫所需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远远超过100万。

这个代价足以令人震惊，但如果从病毒的直接影响中恢复过来的人的心脏、肺或其他器官受到不可治愈的损害，从而导致过早死亡或丧失能力的话，情况可能会更糟。但我们要在几年后才会知道。

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一些后遗症直到20世纪20年代或更晚的时候才表现出来。例如，在1919年流感高峰期出生的孩子，长大成人后的健康状况比在高峰期前后出生的孩子更差。有一种猜测是，流感导致了一种叫昏睡性脑炎的疾病，这种疾病在20世纪20年代几乎是一种流行病，但后来消失了。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的《觉醒》（Awakenings）一书中有对患者的描述。1918年的大流行以及其他病毒已被发现与帕金森氏症有关联。

群体免疫的支持者以瑞典为例。虽然瑞典官员否认曾积极推行这一策略，但他们从未停止经济运行，也没有关闭大多数学校，而且他们至今仍不建议人们戴口罩。瑞典的邻国丹麦和挪威则建议戴口罩。瑞典每10万人的新冠病毒死亡率是丹麦的5倍、挪威的11倍。这些死亡是否带来了经济繁荣呢？没有。瑞典的GDP在第二季度下降了8.3%，相比之下，丹麦和挪威的GDP分别下降了6.8%和5.1%。

最后，《大巴林顿宣言》针对的是一个假想政策，它反对的是今年3月开始的那种大规模的、全面的行动限制。现在没人建议那样做。

有其他的选择吗？一直有一个简单的做法，绝大多数公共卫生专家好几个月来一直在建议这些：保持社交距离、不去人多的地方、戴口罩、勤洗手，建立一个完善的接触者追踪系统，为那些被要求自我隔离的人提供支持，并在必要的时候和必要的地点采取选择性的封闭措施。

一些州听取了这些建议并已看到了不错的效果，许多学校也听取了建议，在恢复课堂教学后并未看到感染人数激增。但特朗普政府和太多的州长们从未支持这些措施，太多的州过早地重新开放，而且一直没有做好病毒检测工作。

更糟糕的是，白宫差不多已经接受了群体免疫，而且还用错误信息毒害公众，使得几乎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有全国性的、几乎所有人都遵守的公共卫生建议。

结果是，美国的情况很糟糕，不可能像韩国（441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澳大利亚（904例）、日本（1657例）和其他几个国家那样基本上遏制了这种病毒。但我们仍可以争取有与加拿大和德国类似的结果。上周五，加拿大有23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德国有24例。

要做到这点，最终需要按照公共卫生专家们已经提了几个月的建议去做。这不会在现在的白宫发生，尤其是白宫如今差不多已在公开提倡群体免疫，但各个州、各个市，以及人民可以自己行动起来。

包括单克隆抗体药物、快速抗原检测、甚至疫苗在内的一切，都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但所有这些都会有所帮助。而且，在追求群体免疫的政策下将会死亡的数十万美国人，也将继续活下去。

John M. Barry是杜兰大学公共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教授，著有《The Great Influenza：The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 in History》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