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经版图大变动的趋势是什么？风险点在哪？
10月10日，《经济学人》刊发了一篇长达十页的专题报告，对2020年后的国际政经趋势做了十分精彩的解读和预判。
“慢速全球化”带来风险
全球供应链形成于1980年代中期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5年间。在这样的全球生产系统下，“各国常常不是精于生产特定产品，而是精于生产产品的特定零件”，如台湾地区、韩国、日本为消费电子行业提供半导体，中国大陆为德国的汽车制造商供应零件等。
这一时期，廉价的商品被供应给富裕的国家，造成了“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 glut）”，这也迫使各国持续采用低利率政策来刺激消费和投资。但是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代，国际贸易明显降速：贸易占GDP比重不再增长，对外直接投资也在减少。全球化突飞猛进的时期结束了，世纪初极速扩张的全球化（globalisation）就变成了“慢速全球化（slowbalisation）”。
这一巨变让全球的企业和政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两种风险：一种是供应链过长的风险，另一种是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由于生产链散布全球，遥远的供应国一旦发生市场扰动甚至经济停摆，会导致整个供应链降速或中断。这被称为“长距扰乱（distant disruption）”的风险。
同时，“社交媒体的崛起加快了消费风潮的更迭，丧失耐心的消费者要求更加迅速的生产流程”，即时化（just-in-time）、零库存生产系统随之流行。这意味着，长距离的供应链变得“笨拙且有风险”；企业家们意识到，缩短上下游货物的距离才是王道。自2001年入世以来，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其出口的众多零件和机器设备占世界总出口的比值由不到10%增长到30%以上；在一些医用物资上，中国甚至能占世界出口的60%有余。
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本身就很有风险，更何况这种风险还被这几年的中美贸易战、今年的疫情放大了：“如果不是疫情，有很多企业都不曾意识到它们的供应链有多么依赖中国。”
世界在右转，中美脱钩难
在这两种风险的共同作用下，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以下情况：
对中国而言，中产阶级的壮大为“出口转内销”的模式转换提供了支撑。中国出口总额占全球的比重自2015年就趋于平缓，此前的增长势头不见了；与此同时，中国的进口占世界比重则屡创新高。从这个角度来讲，“内循环”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2015年，甚至更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身处其中了。今年5月，英国推出了“保卫计划（Project Defend）”，以期减少对中国产品，尤其是中国制造的“关键性产品”的依赖：该计划将使用一系列政策刺激制造业回流（reshoring），并确保货物运输途经对英友好的国家。
同月，咨询机构麦肯锡做了一项调查：“93%的企业声称它们有计划增强供应链的韧性”——言下之意，就是要将产地分散化；“麦肯锡发现有180种产品，其超过70%的出口量是由单一国家生产的；有16-26%的出口货物可以在未来五年变更生产国”。这些都是对宇宙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利空消息。
“由外向内”的转变，不止发生在国家层面，更是发生在国际层面。各国的比较优势尚存，完全脱钩不可能；但是这一阶段的全球化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可姑且称之为“碎片式全球化”。
下图显示了东盟和南亚的区域内贸易占总体贸易的比重，可见：东盟地区的区域内贸易（intra-regional trade）占贸易总量的比重上升，进口端由17%升至24%，出口端由21%增至27%。这一趋势也在南亚地区稍稍显露。
《经济学人》认为，这种格局在后疫情时代会更加强化：各国在自己的区域内报团取暖，全球形成一个个高频互动的“碎片”；跨区域贸易仍将存在，但其重要性会进一步降低。有研究显示，2018年，亚洲国家50%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来自亚洲，欧洲国家60%的FDI来自欧洲。
在一贯奉行自由市场制的发达国家，政府干预急速扩张，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一方面，美国采取“经济民族主义”：“2019年，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从12％上升至21％，而中国对美国的关税则从17％上升至21％，美国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中所占的比重降至27年来的最低水平。”特朗普还带领美国频频“退群”：TPP、巴黎协定、伊核协议、世界卫生组织……
另一方面，“许多欧洲领导人对不受限制的市场感到沮丧，希望拥有能与中国国有巨头相竞争的‘国家冠军企业（national champions）’”，因此一反常态，采取了大量的补贴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发达经济体的总体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将从2019年的105％增长到2021年的132％。
在今年9月中旬的脱欧风波中，欧盟方面重点责问英国的，就是补贴的问题。如果脱欧后英国不再遵守欧盟的补贴限制，那么就会让英国企业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对于本就不牢固的欧洲联盟来说是致命的：其他盟国会不会想摆脱欧盟的禁锢，“夺回控制权”，谁也说不好。
中美关系的转变就是世界政治经济转向的一个表现，只不过它比任何一组国际关系都影响深远。《经济学人》的判断是，两国的“爱-恨关系”将是常态：“两大经济体融合地太过紧密，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们所有的经济联系中都会弥漫着相互猜疑。”
在这样的未来中，“企业会用效率换取稳健性（robustness）……两国将在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间权衡取舍。”
赚美国人的钱更容易了？
工作方式的转变，对于疫情比较严重的欧美国家来说更为明显。这场危机带来了熊彼特式的“破坏式创新（creative destruction）”。
大流行让劳动力市场经历了新的“实验”：“办公会议被Zoom呼叫所取代，通勤被书桌前的久坐所替代”。这一变化在美国并没有遭受很多反对：70%的美国人表示这种工作方式比预想中的要好。有专家测算，美国今年5月的GDP有三分之二是在人们的住所中创造的。
对美国和欧洲的调查：员工对于在家办公的偏好（单位：%）
工作的远程化和数字化会造成两个后果：一是永久失业，二是更高的收入不平等。
研究预测，美国至少三分之一的失业将一去不复返，因为劳动力市场会适应这样一种未来：世界各国对城市的投入减少，更多投资于郊区和互联网。
随之而来的就是收入差距扩大。下图显示，美国正在出现高薪者工作比较稳定，低薪者却失业严重的情况。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意味着必须给予经济刺激足够的动力，以鼓励企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取代现在不再需要的工作岗位。”
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学人》也指出了一个重大利好：未来全球的货物贸易降速，但是通过信息手段实现的服务贸易会上升；发达国家的一些工作可以更多地穿越国境，外包到发展中国家。
换句话说，未来发达国家企业的人才库是分散在全球、完全国际化的。
这二十年，服务外包在印度很成功；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服务外包业更是支柱产业之一。早在世纪初，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就让这个概念火了一把。
（未来中国会有更多人不出国门就可为美国、日本、新加坡的企业服务，既能避开“996”，又能为国家挣外快，简直美滋滋！我仿佛看到，中国的程序猿朋友们已经在摩拳擦掌了。）
抵抗衰退越来越难
“大流行的遗产：更低的利率、更高的资产价格”，这两个变化，发生在世界各国。
第一，是疫情导致的高储蓄率，“花钱变得困难”。连“月光族”美国，储蓄率都在2020年翻倍了。银行里的钱太多了，央行只得降低利率刺激人们把钱拿出来消费或者投资。
欧元区、美国、英国、日本的家庭储蓄/可支配收入（单位：%）.
第二，是“危机的风险（risk of disaster）”。面对危机，人们不敢进行高风险投资，对安全的资产的需求更高。
第三，是收入不平等。斯坦福和西北大学的研究表明，1980年以来的利率下降，有五分之一是收入差异的扩大导致的。这次疫情带来的就业上的不平等，会加剧对收入差异，以及对利率的影响。
当利率处于低位时，能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资产，就变得更有价值。
比如，从4月初到8月底，在科技股的推动下，全球股市上涨了37％。上半年，美国公司债券市场发行量创历史新高。
多国的房地产市场也逆势上升：截至目前，美国、英国、日本、菲律宾的主要城市以及中国大陆城市的楼市都已经强劲复苏，有些甚至创造了房价的新记录。
日本东京二手公寓价格连续涨了5个月，美国房价中位数涨了4个月，英国则是三个月……
然而，这两个变化为各国抵抗经济衰退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各国央行发现，它们惯用的短期经济刺激手段——降息已经失效了，因为利率不能再降了。
也别指望用资产热来破解衰退。《经济学人》警告道：过高的资产价格“将加剧人们对财富不均和代际不公的抱怨……社会契约将遭到威胁”。
用创新实现突围
《经济学人》认为，各国应该摆脱对曾经岁月的“怀旧主义”，去拥抱世界上新的变化，寻找新的增长点。
这就对各国政府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 世界各国应该用科技创新去对抗经济衰退，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创造新兴的岗位；
- 推广通用数据标准、提高技术的可移植性，并放宽知识产权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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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不要过快的采取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应加大对居民收入的保障力度，为家庭收入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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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失控的国际局势中，《经济学人》仍然抱有一丝乐观：如果我们能够采取正确的对策，“2020也可以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中，民粹主义摇摇欲坠，而经济政策焕发活力……自由市场也能重返世界。”
（愿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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