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我回答“比较政治学”的时候，对方往往就在礼貌的微笑中陷入了沉默。为什么呢？

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比较政治学”是干什么的，似乎有点高大上，但又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因此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好好一个“政治学”，因为加上了“比较”两字，就显得非常高冷。

可能有些朋友会出于直觉认为：“比较政治学”，就是比较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吧？这种说法只能说部分正确，但不完全正确。

事实上，如果你去调查全球比较政治学者的研究领域，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数学者只研究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是“国别专家”或者“地区专家”，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真正在从事比较研究，其中进行国别案例比较的更是少之又少。

所以，所谓“比较政治学”，其根本的特性不在于研究内容是否真的是在进行案例比较。

那么，什么是“比较政治学”？

“比较政治学”当中的“比较”，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的视野。

当你把你所面对的政治现实当做“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时，就获得了一种“比较的视野”。

带着这种广阔的视野，即使你的研究对象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国家， 你的问题意识却是来源于潜在的比较。

比如，当一个人追问，“为什么在国家A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民主转型？”在这个问题背后，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一个通过比较才能获得的观点。 这个观点就是：在许多其他的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民主转型”。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追问，“为什么在国家B民主转型带来了战乱？”，同样，这个问题背后也预设了一个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获得的看法，那就是“另一些国家的民主转型是和平的，没有战乱”。

所以，即使是所谓国别研究专家，也往往需要通过“比较的视野”获得重要的、有趣的研究问题，然后再将这个问题带入到他对具体国家的研究当中去。

也就是说，需要经过“见山不是山”的阶段，才能使“见山又是山”成为一个境界。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说过一句话：只懂一个国家的人不懂任何国家。我想他表达的正是类似的意思。

2.

“比较”产生冲击，冲击带来思考

其实， 不仅仅是学者，即使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也往往需要通过比较发现问题、打开思路，因为“比较”能够产生冲击，而冲击带来思考。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记得小时候看电影、电视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话如此大义凛然，看上去简直是天经地义——一个人做了坏事当然要“坦白”，这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吗？

可是，直到有一天，我在电影里听到了“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但是你所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坦白从宽”并非天经地义。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可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并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的“警告”，只觉得脑袋里“咯噔”一声——这个人是犯罪嫌疑人，居然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沉默居然还可以是一种权利？一个人做了错事，难道不应该老实交代吗？就算你没做错事，你交代清楚不就得了吗？

但是，原来至少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并不这样认为。

他们认为让人自证其罪是不人道的，他们担心这种“坦白从宽”的观念会造成或者恶化刑讯逼供，他们认为在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弱小的被逮捕的个体之间，应该有一个作为缓冲力量的第三方，也就是律师。

这些观点正确与否我们可以再讨论，但是了解到这些观点的存在，对于开阔我们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情节，不知道“米兰达警告”的存在，我可能永远不会去思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在很多国家生活过，欧美、印度、土耳其、乌干达……在北京也住过三年。有一次聊天中他无意提起：“北京是我住过的最安全的城市”。

他的这句话说得平淡无奇，但是在我脑子里，又带来“咯噔”一声。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陈述，而且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北京成为一个异常安全的城市？这背后有没有政治逻辑？它的政治逻辑又是什么？

如果是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也从未去过其它国家的大都市长期生活，可能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更不会产生困惑。因为他会把都市的安全感当做“理所当然”的事物，认为生活“本应如此”。

但是，我们知道，都市的安全感并非“理所当然”的事物。 战乱国家就不说了，即使是非战乱国家，比如墨西哥城、马尼拉、约翰内斯堡，甚至哪怕伦敦、纽约的某些街区，你都不会认为深夜或凌晨在大街上独自走路是个好主意。

俗话说，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其实有时候，没有比较也没有惊喜。

3.

思考得越多，

越能将现实当做“一万种可能性之一”

所以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讲，什么是 社会科学的洞察力？

它首先是 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把句号变成问号的能力，把“此时此刻”和无数“它时它刻”联系起来的能力。

这种能力和每个人的敏感性有关，但是，也和每个人的“见识”有关——你阅读过的、听过的、走过的、观察过、思考过的越多，你就越容易把现实当做“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

如果你只做一个“井底之蛙”，就永远无法获得那个反观自身的视角，甚至还可能因为这种狭隘而狂妄自大。

所以，我希望能带着大家，把形形色色的国家纳入我们的视野，建立一个尽可能丰富的完整的参照系，以此来定位现实。

我们知道，理解和判断的前提是“参照系”的存在——如果我们不知道人类年龄的大致范围，就很难判断多少岁算是长寿。如果人类年龄的极限是120岁，那么90岁就非常长寿；但如果极限是300岁，那么90岁就还是少年。

同样的道理，比较政治学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政治可能性的参照系，以此分析理解各国政治所处的位置。

所以， 了解其它国家不仅仅是为了“猎奇”，甚至不仅仅是出于“心怀天下”的世界主义情怀，也是为了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

4.

有时候恰恰需要通过寓言，来理解现实

说完“比较”，再来说说“政治”。

任何学科的人都愿意强调自己的学科有多么重要，我们政治学的人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强调政治对于塑造一个国家命运的重要性，似乎并不符合我们熟知的一些主流话语。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主流话语，“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才是基础”。也就是说，政治是被决定的那个，经济才是决定性因素。

在这套话语中，只要出现任何政治问题，都会自动产生一个“正确答案”：还不是因为穷？这似乎也合乎我们日常生活中朴素的认知。

但是，问题来了，那么经济发展又是从何而来？

举一个直观的例子——南北朝鲜。我们都知道，韩国的经济水平远远高于朝鲜，2017年韩国的人均GDP是37600美元，朝鲜是1700美元，也就是说，韩国的人均GDP是朝鲜的22倍。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两个国家，同一个种族、同一个语言，有着高度相似的历史传统、高度相似的地理环境。北朝鲜人不比南朝鲜人笨，也不比他们懒，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两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出现了天壤之别？

至少，在政治学者眼中，最大的差别就是政治因素：一个是封闭的、威权的体系，一个是开放的、问责的体系。

我们可能都听说过韩国的经济如何在威权时代起飞的故事，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韩国经济真正的飞跃，不是在威权时代，而是在政治转型之后。

图片来源：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02/06/world/asia/korea-history.html

从上面的图片就可以看出，直到1970年左右，两国的经济水平其实相差无几，到1980年韩国的人均GDP也只是朝鲜的两倍左右。但是，随着朝鲜政治越来越封闭、韩国政治越来越开放，两国的经济水平差距越拉越大，到2017年，两国的人均GDP差距就是22倍了。

应该说，政治的力量，在南北朝鲜的对比当中一览无余。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委内瑞拉。这几年很多人可能隐隐约约地听说过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超级通货膨胀、饥荒、大规模的人口逃亡。

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民众与其去商店里买手纸，不如直接用钱当手纸用——纸比钱贵多了。

人口逃亡又到了什么程度呢？460万人到其它国家去谋生了，这是委内瑞拉16%的人口，这也被认为是西半球历史上最大的难民潮。

图片来源：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19/12/09/venezuela-refugee-crisis-to-become-the-largest-and-most-underfunded-in-modern-history/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直到1999年，委内瑞拉仍然是拉丁美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短短20年，一个拉美最富的国家，变成了最大的噩梦，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

民众是同样的民众，传统是同样的传统，宗教是同样的宗教，地缘位置当然也是同样的地缘位置。

所以，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认为 最大的变化就是查韦斯上台了——一个自认为是罗宾侠式的政治家，以一己之力破坏了委内瑞拉的政治生态，摧毁了委内瑞拉的经济。

就从朝鲜和委内瑞拉这两个例子来看，你还认为政治只是所谓的“上层建筑”、等着被“经济基础”决定吗？还是，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本身也可能成为塑造经济乃至社会的根本性力量？

这是我希望带着大家一起思考的问题。

当然，这两个例子相对比较极端，在很多其它国家，政治对国家命运的影响未必如此清晰，但是，正是这种极端的情况，照亮了社会变迁当中的某些关键因果机制。

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的例子几乎像是寓言。有时候，我们恰恰需要通过寓言，才能够理解现实。

其实， 政治对国家命运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不仅仅是政治学者的看法。一些其他学科的人也是这么看的。

比如著名经济学家诺斯，他对工业革命的看法就非常强调政治因素。我们都知道工业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全球性的意义，但是，关于工业革命，一个经久不息的问题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最开始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为什么是英国人发明了蒸汽机？

就诺斯来说，他一杆子把问题的答案捅到了英国的光荣革命。他的看法是，光荣革命成功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带来所谓“可信的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使得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产安全感，产生了投资、生产、创新的动力，最终触发了工业革命。

这种看法被称为“制度主义”，直到今天，很多经济学家都是制度主义者。

5.

相似的政治理念，

放到不同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将产生巨大的不同

强调政治因素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政治万能论”，尤其不意味着政治制度万能论。

我非常喜欢俾斯麦的那句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其中“可能性（the possible）”这个词非常重要，因为它强调，政治不是魔术，它不能抵达“the impossible”，它不能做成无米之炊，它不能让水变成油，它不能发明永动机。

所以，我始终强调一点：政治在社会中。

什么叫“政治在社会中”？就是 社会条件构成政治选择的半径，也影响政治选择的结果。

我们都听说过一个成语，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同一个物种放在不同的气候、土壤、环境中，它长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是很不一样的。

菲律宾1946年刚独立的时候，它制定的宪法和美国宪法是非常像的，但是结果大家也知道，菲律宾后来的发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像是美国——独立不久，它的民主制度自身很快崩溃了，它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乏善可陈。所以，同样的宪法，“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再举一个例子，北欧国家，像瑞典、丹麦、芬兰这些国家，都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被视为是治理的典范，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前面我们提及的查韦斯，他也把他在委内瑞拉的社会实践叫做“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他的“民主社会主义”带来的，却几乎是国家的崩溃。 可见，此“民主社会主义”非彼“民主社会主义”。

相似的政治理念，放到不同的社会文化土壤当中，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化学反应”。这就是“政治在社会中”。

所以，虽然政治非常重要，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认识到政治的有限性。理解政治，有时候恰恰要从政治之外着手。

正是通过研究政治与其他因素的“化学反应”，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世界政治的多样性。

6.

不是寻找政治的“灵丹妙药”，

而是学会在差异中寻找规律

也正是因为“政治在社会中”，因为“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所以比较政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配方，也不可能找到这样一个政治配方。

但是，反过来，这是否意味着研究比较政治必然导致价值上的虚无主义？

是否意味着韩国和朝鲜的制度无所谓好坏，因为它们国情不同？是否意味着今天的委内瑞拉和二十年前的委内瑞拉，无所谓好坏，因为时代不同。由此 最后的结论只能是：“因为所有的国家都不同，所有的时代都不同，所以不存在优劣，不存在好坏”。

大家想一想，这里面有没有逻辑问题？恰当的逻辑是：这里的好东西到那里不一定是好东西。不恰当的逻辑是：这里的好东西，在那里一定会成为坏东西。

我们不能跳出一个逻辑陷阱，又掉入另一个逻辑陷阱。

的确，“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但是美洲的土豆到了亚洲也还是土豆，它可能变成了大一点或者小一点的土豆，甜一点或者苦一点的土豆，但土豆还是土豆。 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有时候又是“在美洲是土豆，在亚洲还是土豆”？

这种矛盾其实就帮助我们抵达了 比较政治学思考的核心任务：在差异中寻找规律。

在差异中寻找规律，简单来说，就是试图搞清楚，想要从A到B，需要哪些条件C？或者说A没有到达B，是因为缺少了哪些条件C？比较政治学的功能的确不是寻找政治的“灵丹妙药”，但它同样不是放弃对是非对错的判断，而只是试图让这种判断变得更加小心而已。

要知道，社会科学的思考，包括政治学的思考，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

社会科学的思考就像是开车，需要时刻的警觉，时刻观察路况，并根据路况随时调整速度和方向。一刹那间的走神，就可能导致车毁人亡。 这听上去的确很累，但也是唯一安全的做法。

世界是复杂的，但又不是随机的，知识也正应当如此。

求知的道路，意味着永恒的疲倦以及偶尔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