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的动因是多方面的。解读其内部争论的主要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视角。一是关于霸权和秩序之争。美国认为中国已经直接挑战其霸权。这一基本定位主要来自反华鹰派的“原则性现实主义”思想，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可能会彻底颠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二是关于实力和利益之争。美国认为中国在实力上可能超过它，会挑战和做空美国的全球利益。持这一观点的人多是由对华“接触派”转来，构成比较复杂。他们对美国的竞争优势和对华关系主导性地位日趋疑虑，对中国体制、能力乃至目标的敌意增多。三是关于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争。美国认为中国是西方民主制度、文化最危险的挑战者。这一派思想的拥趸既包括散布在学界、智库和政府咨询圈内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有“深层国家”（Deep State）组成部分的关键人物。他们对中美关系的氛围所起到的消极塑造作用是深层次的、长远的。
三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争论对我们影响太大了，一直在推动我们努力判明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和性质，因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和争论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之初，多数人认为特朗普政府的主要用意是“要钱”，而通过谈判、让步，中美贸易逆差乃至结构性失衡的主要矛盾可以缓解、调和，正所谓“凡是能用钱来解决的问题，其代价都是可控的”。2018 年 12 月，两国领导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中美关系提出“协调、合作、稳定”的基调后，双方政府经济事务团队加快了协议谈判进程，中国国内对中美关系的乐观情绪有所上升。2019年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加快在技术、人文、外交等领域对华“脱钩”的步伐，导致两国关系持续恶化。2020 年 1 月，在双方最终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时，国内学界和公众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已经“高兴不起来”了。目前，中美关系已基本陷入建交以来最坏的僵局。不管出于什么立场和观点，大部分民间分析和舆论都认为“中美关系好不了”，甚至会“更坏”。这一民意基础的变化是中美建交 41 年来前所未有的，也是美国破坏性政策持续塑造出来的消极后果。它不仅会对中美关系造成深远的影响，也给中国对美政策的转圜带来了极大压力和困难。
二、中美战略竞争的特点
中美战略竞争是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组成部分，也是推动这一变局走向的最重要变量之一。借用官方的表述语言，世界发展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中美关系之变与此互为因果，高度叠加，不仅极大地增加了人们认知的困难，而且也给管控中美关系造成了一种“失去确定边界”的深重危机。这是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一说的本质含义。简单地说，中国完成民族复兴历史使命是注定的方向和目标，但美国能否经过有底线的战略竞争最终承认和接受这一点，取决于中国富有智慧地处理和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干扰甚至挑战，更取决于美国内部矛盾的发展运动和最终理性的回归，还需要国际社会对任何非和平、非理性竞争制约作用的回应效能。从中美竞争大幕拉开的过去三年来看，中美之间的消极互动具有鲜明的“混合型竞争”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点。
第一，动态性失衡和短期效应。即中美双方每次妥协所达成的目标和效果都是短暂的，影响有限，而且很快就会失去其稳定性作用。有人提出，可以通过梳理“清单”和累积短期合作成果来重建两国之间互信，这个建议有道理，但可能靠不住。
第二，既有管理范式弱化和缺乏新的互动规范。在美方种种霸凌行为和中方被动但坚定反应现象背后，双方都在试图探明对方最终意愿和战略底线。其结果是过去 40 年基本框定的中美相处之道急剧变形，甚至可能失去“斗而不破”的共同默契。两国消极互动的风险性和危机管理的重要性显著上升。
第三，双方基本战略互信严重削弱而导致对全球战略稳定的忽视和漠视。美方既是中美互信的主动破坏者，也因其国内政治危机和利益寻租等原因一再升级对华敌视政策和举措，甚至在更大的国际范围内发动和制造反华危机。这不仅会破坏中美之间的战略协调与合作，而且可能引起世界发展、安全和治理方面诸多矛盾的连锁性爆发。
第四，双方战略竞争导致“他者陷阱”增多。随着竞争加剧，中美都在着力争取借重第三方实现格局性再平衡，其结果是一方面造成第三方的“选择性恐慌”，另一方面也为第三方“投机”创造了机会，反过来进一步加重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第三方在中美“跷跷板”游戏中投机究竟会加重自身的危机，还是会扩大自身取利的机遇，并非是都能明智作出判断和把握的。
第五，中美经济社会之间相互依存的长期基础遭到破坏，其修复难度极大，也会给经济全球化带来十分消极的影响。缺少中美共同推动，无论在全球还是区域层面的多边合作都会出现更多的困顿、波折甚至衰减，国际治理机制改革的前景趋于暗淡。
三、维护中美关系与中方的反向塑造
当前，中美两国对未来关系和世界走向都面临再度作出重大选择的关键时刻。
一是方向的选择。由于国情的差异和体制的不同，中美不可能选择同一个道路和发展方向。这构成了双方长期竞争和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对此，我们从未抱有任何的幻想，但对于如何避免恶性竞争和关系倒退、破裂，是否还有调整、变通、延缓的时间和空间，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出应有的探索、努力的。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的有识之士都肩负重大责任，应该具有相同的紧迫感。
二是范式的选择。未来中美相处常态是冲突和对立，还是和平共存，都必须经过反复磨合甚至付出代价，才能够完成先解构，再建构的全程。美国目前的种种“不讲理”，仅仅是“解构”过程的极端表现，正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
三是策略层面的选择，即应变之道。处于激烈博弈中的中美，都希望放大对方的失误。美国试图把主要着力点放在促进中国社会的分裂上，产业碾压、舆论攻讦、意识形态毒化等都指向中国发展和改革的难点、痛点。对此，中国要在保持战略定力和体制稳态的同时，加快自身的改革和开放。只有不断创新和优化中国的发展、治理体系及能力，我们才能强化对美博弈的“内功”，才能真正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对中美关系的反向塑造问题，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内涵和举措还可以不断丰富和完善。就目前而言，可从几个方面先做起来。
第一，要用好民心民力和不断上升的综合国力来应对挑战。中美关系的失衡和逆转，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长期形成的两国和两国社会之间不对称的互动格局。美国政府是常换常变的，而美国社会参与塑造中美关系的基本面则一直是多元和相对清晰的。特别是在美国右翼极端势力把控政府和误导公众的情况下，对美工作不能仅限于以我“全政府”来回应美“全社会”之关切，而是要重心下沉，久久为功，通过提升我方有组织的社会参与度，自下而上地形成对美反华势力“釜底抽薪”的成效。
第二，要加强对外合作机制创新。全球治理面临巨大的公共产品赤字，中国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合作谈判等。但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影响力、覆盖面来看，这些公共产品都还不足以支撑中国对美反向塑造的需要。我们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全球治理重大议题上的倡议和规制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需加快培养更多可在国际多边组织关键岗位任职的复合型人才，对外工作高效、协调、统一的决策和执行机制还有相当的改进空间。
第三，要用好中国多样化境外资源，广建全球“朋友圈”。利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建设，发挥中国巨大内需市场的王牌作用，巩固与周边地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团结友好的发达经济体，扩大国际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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