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让高校招生能够更好地照顾处境不利的学生，美国大学理事会将于2021年在全美普及“环境背景指示表”，以为高校提供衡量学生社会经济背景、平衡标准化考试的客观依据。因此，指示表也被形象地称为“逆境分数”或“逆境补偿分”。当前，高等教育入学公平问题也是中国教育、社会的热点问题，撇开左右纷争和“政治正确”思维，“环境背景指示表”里的指标设计也许对中国国教育精准扶贫、促进教育公平有某些参考价值。

　　为了改善近些年来饱受诟病的美国高校招生制度，美国大学理事会出台了新的高校招生评价工具“环境背景指示表”（Environmental Context Dashboard），旨在为高校在招生录取时，甄别谁是真正处境不利的学生并予以补偿提供参照的标准和依据。[1]

　　“环境背景指示表”的产生背景

　　美国高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除了要全盘考虑学生在高中期间的综合表现外，还必须考量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以确保“寒门”也能出“贵子”。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检视学生社会经济背景的客观标准，高校普遍按照《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要求，根据学生的种族条件进行判断，对有色人种的学生（如拉丁裔学生、黑人学生）予以录取倾斜，但在操作过程中到底倾斜到什么程度并没有一个确凿的评价标准。在此背景下，一方面，美国高校为申请入学的有色人种提供补偿性措施，如降低其SAT考试成绩的要求；另一方面，则以促进学生来源多元化与公平为由，调整、控制不同族裔学生的录取比例，保证有色人种学生的入学数量。这使得亚裔、白人学生的合理升学比例显著降低，导致高校在招生过程中对亚裔、白人学生的逆向歧视现象。自1974年白人学生迪富尼斯（Marco DeFunis）因这种情况起诉华盛顿大学以来，不断有大学因此而被告上法庭。因此，在2014年12月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平权法案》的相关判决后，美国已经有十几个州禁止把《平权法案》作为高校录取学生的标准。在2018年7月，特朗普政府也宣称，要在全美范围内结束高校招生录取过程中实施《平权法案》。[2]那么，在逐渐不再按照《平权法案》对少数族裔、有色人种的学生予以补偿的情况下，以什么来对这类学生或其他弱势群体学生进行补偿，以使高校招生更加公平公正，这需要有一个客观、合理的评价标准。

　　同时，作为美国高校录取学生学力参考依据的“学术能力考试”（SAT）也在再生产不平等。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不同的家庭文化背景与学生SAT考试的平均成绩具有显著的差异。据2018年SAT考试平均成绩统计数据显示：父母最高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平均成绩为1,197分，父母最高学历为学士的学生平均成绩为1,129分，父母最高学历为副学士的学生平均成绩为1,039分，父母最高学历为高中的学生平均成绩为1,005分，父母没有取得学位文凭的学生平均成绩为944分。二是不同的家庭经济收入与学生SAT考试的平均成绩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据2018年SAT考试平均成绩数据显示：家庭年收入高于20万美元的考生平均成绩要比家庭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考生平均成绩高出200分，而家庭年收入与考生平均成绩在统计学上也呈现正相关关系。三是不同族裔学生的考试成绩也存在显著差异。据2018年SAT考试平均成绩数据显示：亚裔学生的平均成绩为1,223分，白人学生平均成绩为1,123分，而拉丁裔学生平均成绩为990分，黑人学生平均成绩仅为946分。这表明：学生的SAT考试成绩直接受到其社会经济、文化、种族背景的影响。然而，由于现在的SAT考试是一种标准化考试，它自身还不能克服、弱化学生这种社会经济差异对其成绩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大学理事会启动了对招生评价工具的改革，经过评估、模型设计、工具设计、高校试用等过程，最终发布了“环境背景指示表”，旨在解决下列两个问题：一是建立在种族与肤色基础上的《平权法案》被终止后，以什么为标准鉴别谁是在大学招生时应该获得补偿的学生；二是既然SAT成绩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学生社会背景差异的反映，分数面前并不人人平等，那么在大学以SAT成绩作为录取标准时，如何对隐藏在成绩背后的不平等进行评价、测量，并在招生时予以补偿，也就是什么样的评价工具可以用来反制SAT背后的社会背景与财富差距。

　　“环境背景指示表”的构成

　　与《平权法案》以一个人的种族、肤色作为政策的逻辑起点不同，新发布的“环境背景指示表”（以下简称“指示表”）的核心、基点是一个人生活的社会“环境背景”，包括“邻里环境、家庭环境、高中环境”三个维度共12项指标[3]。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美国大学理事会将上述理论模型中的“邻里环境”“家庭环境”及“高中环境”三个维度转换成了“高中阶段的SAT成绩”“学生所在高中的信息”和“学生所在社区及高中所在社区的背景数据”，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24项操作性指标[4]。“高中阶段的SAT成绩”包含1个操作性指标，即该校SAT考试处于25%、50%及75%位次学生的成绩（近三年平均值），向高校展示学生SAT考试成绩在其所就读高中的相对位置；“学生所在高中的信息”包含8个操作性指标，分别是该校所处地域是乡村还是城市等；“学生所在社区及高中所在社区的背景”通过学生所居住的社区和学生就读高中所在的社区两部分数据，向高校展示学生所处的社会背景环境状况，包含15个操作性指标，分别是社区家庭收入中位数等。三部分的评估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国家教育数据统计中心、美国大学理事会等可靠数据库。按照“指示表”，每个学生都会得到一个分数，成为大学录取时与SAT成绩一样重要的依据。

　　每个考生在上述三个维度的信息、数据均以不同的形式向高校公开。其中，“高中阶段的SAT成绩”与“学生所在高中的信息”均以原始数据的形式呈现，而“学生所在社区及高中所在社区的背景”会根据一定的公式将原始数据转化为定量的分值，并计算出学生的“总体不利水平”。“总体不利水平”指标以50分为基准分，50分以上为“身处逆境”，50分以下为“处境良好”。学生的具体分值介于1分～100分之间，若得1分则表示该学生处于“最为有利”的群体水平，而100分则表示该学生处于“最为不利”的群体水平。[5]逆境分数越高，越容易获得加分的补偿。即便学术能力考试（SAT）得分稍低，因为补偿也有机会被美国高水平大学录取；而本来由于SAT成绩较低，无法被高校录取的学生，因为逆境补偿分数，也会被大学录取。值得一提的是，在“指示表”中，高校除了能看到某一学生的“总体不利水平”得分外，还能看到自己学校所有申请人“总体不利水平”的得分均值，一眼就能发现本校各个申请者之间的差异，特别方便学校作出判断，决定是否录取某个学生。“指示表”并不考虑学生本人的表现，居住在同一人口普查区域的所有学生都将拥有相同的家庭社区环境指标数据，就读于同一所高中的所有学生也都拥有相同的高中社区环境指标数据。

　　“环境背景指示表”的优势

　　正如美国大学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大卫·科尔曼（David Coleman）所言，“美国有太多有才华的学生没有居住在合适的地方，或没有就读于合适的学校，如果只看SAT考试成绩，他们可能会被大学招生人员忽视，并使他们隐没在学校的视线之外”。[6]“指示表”的直接功能就是将每个考生（即SAT考生）个人的基本信息、社会经济背景数据、SAT考试成绩进行整合，让高校在录取学生时能够客观地审视社会经济背景等对每个申请者的不同影响，综合考虑而不是以SAT成绩作为主要标准来决定录取还是放弃某个报考的学生，为促进教育公平提供工具支持。

　　同时，“指示表”是匿名的。学生及其所在高中都不知道他们在“指示表”中各项指标的具体得分，“指示表”兼顾了种族因素、社会阶层因素，作为一种评价工具，它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数据客观可靠。高校能“更少地依赖于刻板印象、假设或不完整的数据，而更多地依赖于确凿的事实和统计数据”，有助于避免大学仅仅根据学生种族和阶级等模糊数据作出录取决定。二是“指示表”为高校提供了学生所在学校、家庭所在社区的翔实数据，让高校不仅能够看到学生的分数，也能够看到他们的困境与潜力，不仅给“非重点高中和高校不太熟悉地区的学生带来了机会”，[7]而且也有助于高校录取边缘地区的学生，真正实现对处境不利学生招生录取补偿的精准化。基于这些优势，2017年秋季学期共有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圣安东尼奥三一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等15所不同类型的大学参加了“指示表”试点。2018至2019学年参加试点高校增至50余所，2019至2020学年增至150多所，2021年美国大学理事会拟在全美普及这一评价体系。这几年一直在用“指示表”所提供的相关数据了解学生的背景、邻里环境、所在高中情况的耶鲁大学认为，“指示表”比高校自己所获取的数据更为广泛而客观，他们对这一工具的前景表示乐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2019年的非白人入学率升至42%，较使用“指示表”前的2017年提升了5个百分点。圣安东尼奥三一大学表示，“指示表”向招生人员提供了大学自己无法获取的一些客观数据。它不是申请人成绩的替代品，而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帮助招生人员找到那些克服了严重逆境并胜过他们的环境的学生。[8]

　　相对于《平权法案》，“指示表”的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这表现在：一是它突破了种族与肤色的限制，让更多的、真正处境不利的学生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二是各项指标不仅让评价学生处境不利有了客观、准确的依据，也有助于了解、比较不同个体处境不利的程度，这不仅为确定谁应该是最优先被补偿者，谁是次优被补偿者，补偿多少分，实现精准扶持、照顾等提供了基础，而且也扩大了处境不利学生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为他们创造了社会流动的条件，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然而，作为一项新的举措，“指示表”也存在着一些急需完善之处，如在让更多贫困和少数族裔的学生获得大学录取机会的时候，如何确保那些出生在相对富裕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高，而自身学业成绩并不优秀的学生不会成为这一政策的牺牲品，毕竟高等教育资源与入学机会都是有限的。但无论怎样就像理查德·卡伦博格（Richard Kahlenberg）所言，“‘逆境补偿分数’虽不完美，但总比直接忽视弱势群体要好。”[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