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加坡《南华早报》网站1月27日发布的一篇文章称[1]，由谷歌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领导的智库“中国战略组”（China Strategy Group，CSG）炮制了一份题为《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的报告（简称“报告）”，建议华盛顿在科技领域针对中国开展“非对称竞争”（asymmetric competition），并认为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分叉”（bifurcation）有利于美国。报告全文已被一位自由撰稿人上传到免费云盘[2]。
谷歌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图片来源：wiki
这份长达33页、近10万词的报告声称：“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是美国安全、繁荣及民主生活方式的基石，但这项至关重要的优势如今正在受到威胁，中国正在多个关键领域试图超越美国。为此，美国必须制定紧急的政策解决方案，重塑美国的科技竞争力，巩固美国的关键科技优势。”
报告建议的“政策解决方案”包括强化科技领域情报能力、大力争夺科技人才、降低供应链对华依赖等，并呼吁建立由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荷兰、韩国、芬兰、瑞典、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组成的“T-12”论坛，“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科技竞争”。
CSG组织成立于2020年7月，是由一组具有影响力的美国科技业人士及政策研究者组成的智库机构，其使命是“应对美中之间科技领域竞争的困难问题”。除了施密特外，该智库的另一位联席主席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是谷歌下属智库机构Jigsaw[3]的CEO。报告的编撰者还包括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成员丽兹·伊康诺密（Liz Economy）、政策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主席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等政策研究专家。
报告正文分为4个部分。“概述”部分为全文设置了基调。“科技战场”部分针对关键技术和平台支配权分别提出了分析框架，用以识别美中科技竞争的主要战场。“功能能力”部分从情报战、人才战、供应链战三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未来结构”部分从国际多边合作和国内政府改革两方面提出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巩固美国科技优势地位的结构性建议。
“概述”部分
报告的“概述”部分指出，美中两国在特朗普执政前就已经走上分歧道路，特朗普政府则进一步加速了两国关系的恶化。
报告认为，两国间的科技竞争存在不对称的、有利于中国的因素，例如中国人口基数巨大、国有资本雄厚、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分、监控机构产生大量数据等因素都有利于中国科技水平的发展。
特朗普政府没能有效遏制中国科技领域崛起，反而削减了国内科研投入，导致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科技优势不断削弱。
遏制中国科技崛起的时间窗尚未关闭、但也并非无限，并且美中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特朗普执政前“无界融合”的态势，一定程度的脱钩和分叉不可避免、并且有利于美国。
报告的“概述”部分无端指责中国科技领域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商业间谍活动、非法监控、公私产权不分等因素，并宣称中国的科技发展将被用作针对美国的武器，将导致“技术威权主义”和“损害人权”。这种危言耸听的恶意论调贯穿了整份报告。
“科技战场”部分
报告的“科技战场”部分首先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从4个角度分析两国竞争的关键技术：
1.卡脖子（choke point）技术：这一单项技术的失败，是否会导致更大经济领域的失败？
2.竞争护城河（competitive moats）：这项技术是否能为竞争优势提供强大防御力？
3.战争安全风险：这项技术是否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4.加速器技术：这项技术是否能提升整体创新速度？
基于此框架，报告举出了一些具体的分析实例：高通能卡中兴和华为的脖子；中国的稀土供应能卡全世界科技行业的脖子；半导体技术直接影响5G、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速度；基因编辑技术既是加速器又是护城河。
报告尤其指出：下一代芯片（包括半导体芯片和生物芯片）技术既是卡脖子技术、又是加速器技术、而且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因此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技术。
随后，报告的“科技战场”部分又提出了第二个分析框架，从“战略意义”和“价值”两个维度识别重要的数字化平台，并建议美国政府联合其他国家有针对性地塑造全世界的数字化平台生态系统。这个分析框架从三个角度定义数字化平台的战略意义：
1.对自由公正选举的威胁。平台是否能被用于误导选民、是否能基于算法进行定向宣传、是否能用于阻止选民投票、是否能被用于制造社会不和谐。
2.对人权的威胁。平台是否侵犯隐私、是否检查和限制言论、是否被用于监控。
3.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威胁。平台是否能被用于窃取敏感数据、是否能被用于绕开经济制裁、是否能被用于洗钱。
分析框架从另外三个角度定义数字化平台的价值：用户数、用户在平台上消耗的时间、以及平台上进行交易的总金额。
基于这一分析框架，报告框出了一组重要的数字化平台领域，包括美元结算、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移动应用商店、消息应用等。电商、视频游戏、商用通信等平台领域则不在这个范围内。
随后，针对重要的数字化平台，报告提出了应对中国威胁的一系列对策，程度由轻至重包括：
1.接受对中国企业的依赖。
2.与中国政府协商，包括进口限制、出口限制、交易审查、信息披露等条件。
3.要求中国企业遵守特定技术要求，包括端到端加密、提供社交数据公开访问权、提供细粒度操作系统权限控制、开放源代码、接受源码审查、披露运营数据、接受第三方黑盒测试、禁止数据出境、禁止使用外国支付服务等。
4.完全禁用。
报告提出，如果一个受中国主导的数字化平台非常重要（即，既有战略意义，又有很高价值），并且美国又不能有效应对其中的威胁，这个数字化平台对于美国而言就是“高度危险”的。在报告的示例图中，5G就是这样一个“高度危险”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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