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贵州省科技协会发布消息，某名酒集团的总工程师入围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名单，一时舆论哗然。对此，官方媒体发表评论，直言必须“慎之又慎”；中国工程院也回应称该工程师尚处于地方推荐公示阶段，还不是有效候选人。早在10年前，在竞争激烈的院士评选中，饶毅教授便作了《今日中国谁最该做院士》一文，吁请各界关注国内真正做出杰出贡献而未获承认的科学家。在另一篇文章中，饶毅提出“自律”的院士制度改革方案。他认为，院士制度的副作用逐渐显现，若将“院士”改为“学部委员”，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回归学术本质。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国际水准的中青年科学家在成为院士之后，往往不再专注科研本身，这对中国科学事业而言无异于“腰斩”。为了激励科学发展，饶毅曾提出与院士竞赛的方案，如今10年过去，这一竞赛所带来的效应以及中国科学发展的最新动态，仍有待社会各界观察与思考。
“烟草院士”谢剑平和“白酒准院士”王莉
很多人来问，如何改善中国院士制度。以我一己之力不可能做到，不过，并非不能努力。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谁最有资格做院士。
▍院士制度改革需靠“自律”：重新称为“学部委员”?
中国的院士制度，是因为加上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目前的水平，才带来一些副作用。
院士制度特权最大的是前苏联，而不是中国，但是前苏联的院士制度副作用并不大。在中国的副作用，当初设立时很难预见。我自己在加州大学（80年代）或哈佛大学（90年代初），曾致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建议将当时的“学部委员”改成“院士”，这封信是否起作用任何，我不知道。但是，无论是我，还是真正做出决定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可能还有国务院批准），称呼改成院士都是因为认为需要更多尊重科学家。那时，即使两弹一星的元勋们，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都与他们的贡献不相称。那时不能预计到现在的问题，包括对中国文化对头衔重视的程度。
很多人都盯着院士的所谓副部级待遇，其实不是很重要。在北京、上海，一些院士看到主管自己经费的司局级（甚至处级）都点头哈腰，从无副部级的感觉。头衔的意义大于待遇。如果将“院士”重新改成“学部委员”，使学术荣誉回归只能在学界内部有价值而不方便用于学界以外，过一段时间，可能副作用就要减少很多。是否愿意改成“学部委员”在于科学院领导和主席团是否愿意，换个时髦的说法，这叫“自律”。
▍院士=光荣养老？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做院士而荣休是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任何对院士制度有想法的人，都担心有一些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其实还不到真正“科学家”的水平），当了院士以后，就不真正积极做科研了——因为，院士的头衔可能会带来明显的问题：
1.有些人做科研的目的就是做院士，所以，一旦当选院士，就积极做其他事情；
2.这些人给学生树立不良榜样，有些学生也决心步其后尘、走入歧途，影响中国科学今后的发展方向；
3.这些人不积极做科学，并非没有资源，而在资源比较多和权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不积极做科学，那么就给国家的科研投资带来较大的浪费；
4.从普遍情况来说，中国目前科学水平还不是很高，一些（虽然不是全部）中青年科学工作者顶多达到了国际上比较好的大学的副教授的水平，就在当选中国院士后离开科研一线（“国际副教授水平做中国院士而荣休”），等于对中国科学釜底抽薪，使中国科学的高度被“封顶”或“腰斩”。
▍引入竞争机制？可以考虑和院士竞赛以相互激励
能否解决“国际副教授水平做中国院士而荣休”的问题？
除“自律”以外，我们也可以试图给予激励。比如，我这几天有个想法，是个“以身殉职”的竞赛建议：
殉职的意思是说，这个竞赛的失败者，已经定义是我本人，而胜者是那些现在和将来在中国做科学比我好的人；在十年以后（2022年8月17日），看看有多少中国的院士超过饶毅在中国的科学工作。因为有些院士回国比我早，所以从现在算起不太合理，所以比较的年代可以从20年前1992年开始，到2022年为止，共30年，只以在中国进行、以中国为第一地址发表的论文；竞赛的对象主要是生命科学做探索性科学研究的院士，年龄大的不算（因为他们的时代和背景不同），而是和我年资相同或更年轻还有冲劲的，也就是在1977、1978年以后上大学，1991年以后获得博士学位，或1994年以后有独立课题组的；其他人有兴趣也可以自愿加入；竞赛的标准是在中国做的科学研究，是否针对重要和有意义的问题，其工作对本学科领域的贡献在世界上、在人类知识推进上，起到了什么作用。
我们不用担心谁来评价这场竞赛。十年后（2022年），中国（和海外华人）能够评价科学水平的人自然应该更多。如果不行，就由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也行。大家说了，我就不说。当然，大家都不评价，我也可以说。
▍乐观的“孩子气”好于不良的“中国式成熟”
我的目的，不是让大家不如我，而是真心期盼很多人比我好。我现在就知道有很好的，比我好的，不过不一定都在科学院院士行列。
和我竞赛不是很难。因为我将继续32岁以后的习惯：晚上和周末习惯性不上班、还看专业以外书籍和写杂文、实验室研究生和博士自主做科研（如何上下班不是我的事情，休假不用请假）。
所以，中青年院士（和其他自愿参加竞赛者）肯定容易超过我。
我这么做，也许不仅使得一些院士因为爱面子而积极做科研，可能还激励科学院的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特别是微观生物学小组，积极选拔一些真正好的人做院士。这样十年以后来看，比饶毅好的人里面，全部（或多数）还是院士，而不是院外比饶毅好的人多于院内。
这样的竞赛是否小孩子气？不过，有理想的孩子气远远好于不良习俗的所谓“成熟”：在国际上畏畏缩缩不能上台面，在国内背后搞人水平高。
公开提出竞赛，也许能起良性的激励和鞭策作用：提倡在中国做好科学研究，共同努力提高中国目前还不高的科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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