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鼎是权力的标志。图为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的后母戊鼎。（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从秦代到清末的两千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时代。对于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历史学界泰半称之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赵冬梅看来，这两千多年并非全然都是一片黑暗，至少在北宋前期，儒家对法家的制度改造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而宋代之后，君主制度逐步强化。

在前不久出版的《法度与人心》里，赵冬梅以三十年史学研究为基础，以通俗化的写作为读者解读了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纠葛。

本书由制度史、文化史、史学著作精读三部分构成。作者以轻松明快的方式来思考制度变迁，理解历代制度之得失，并分别从国家故事、群体故事、个体故事讲述制度在与不同层面之人的互动中所产生的关系。与其他制度史写作者相比，作者更强调“从史学角度关注个体的生活与命运”走向：制度如何影响人的命运？人在制度中如何自处？人如何改造制度？如：个体在制度直接或间接作用下颠沛流离的境遇；官僚群体与更迭的制度“相爱相杀”，在制度变迁中的宦海沉浮；士庶群体在制度变革中的颠簸起落；等等。入仕、升迁、贬谪、宦游、服役等境遇是古人生命的常态，围绕这些具象化的常态，制度变迁的前因后果一目了然。关注人与制度的互动及人在制度中的命运，不仅带有人文关怀精神，还从人与制度的关系层面通讲制度发展的历史。

在赵冬梅看来，“历史并不一直向前”，也不是线性发展。在对朝廷性质和君臣关系的认识上，元朝曾出现两大倒退：从朝廷性质看，华夏传统将天下称为江山社稷，主张“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而元朝的天下则入了皇家私囊——江山社稷变成了皇室私产；从君臣关系看，华夏传统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到了元朝，臣子沦落到以自称奴婢为荣——君臣关系沦落为主奴关系。专制与猜疑的强化，自此一发不可收，直至近代。

那么，“儒表法里”的君主制是怎样形成的？宋代之后的金元明清，君主专制为何会逐渐加强？政治文化为何江河日下？帝制时期为何没有对皇权实现强制性的约束？就本书涉及的相关问题，《燕京书评》专访了赵冬梅，全文分为两篇刊出。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北大分校客座副教授，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曾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述寇准、司马光等历史人物。出版有《千秋是非话寇准》《司马光与他的时代》《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大宋之变：1063—1086》等作品。主修宋史，在官僚制度、官僚生态、社会生活等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对晚唐至北宋军事、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对制度中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制度与人群的互动关系关注密切。

中国没有宗教，政治笼罩一切，塑造社会生活

燕京书评：《法度和人心》从典章制度来审视“理乱兴衰”，从历史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讲述我们民族性格形成的故事。按照王子今教授所述，“政治权力犹如‘兼照天下’的太阳一样，监视着、主宰着一切社会文化现象。气象万千的社会生活都必须用政治尺度加以衡量评判，姹紫嫣红的文化风貌都被强行涂抹上阴黯单调的政治色彩，所有的文化产品都不得不统统打上整齐划一的政治包装，任何一种关于推动文化进步的理想，似乎都只有附系在政治的总纲上，才有实现的可能。这种泛政治主义的文化倾向，最终导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每一个社会人都由‘自然人’沦为‘政治人’。”（《权力的黑光》11页）以我的观察来看，这种泛政治化倾向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上都很少见。那么，中国历史上的这一特色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赵冬梅：确实，中国人包括学术界对政治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好像离开政治我们什么都说不了，什么都无法研究。2000年时，我在北大历史系上一门课，叫做“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我在讲前言的时候，会讲到政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我说，因为我们个体生命是如此短暂，因此政治上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我们的生命。的确，当你把历史的视角调转去看个体生命、看日常生活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政治的影响不容忽视，非常具有决定性。

当时有一个可能是伯克利来北大的访问学生就站起来说，老师，你们中国人什么都要谈政治，政治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当时就在想，对我们来说政治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在中国，政治在事实上确实是笼罩一切的。如果说我们一定要问这种情况什么时候开始形成？我想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中国没有宗教，是政治管理一切，笼罩一切。所以，在塑造和形塑中国人生活和中国社会生活的力量中，政治毫无疑问是说一不二的。

政治笼罩一切，可能还跟中国比较早实现了统一有很大关系。我们很早就建立了非常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尽管学者们今天会从技术的角度去质疑集权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但是，集权是真实存在的。比如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上显示，来自咸阳的法令制度，在说一不二地规定着当地的生活。秦代实现了统一，汉代又把统一这个概念给根深蒂固地“种”下去了，这是中国历史最大的特点和轮廓，跟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一样。

强大的国家一直在实际上控制着一切，掌控着一切，形塑着一切。儒家对政治的态度是积极配合、努力改造的；老庄主张无为，为心灵别开生面；佛教进入中国之后被政治“归化”……舍政治之外的空间可能只存在于边缘地带，但是不多。中国文化确实是一个被政治笼罩、被政治形塑的文化。

 

 

《法度与人心》，赵冬梅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月版。

 

燕京书评：你在《法度和人心》提出，就制度而言，朝代与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制度本身自有其惯性。隐藏在制度的延续性下面的，是各个朝代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官僚的选任，开国之初通常会“急于人才”；四十年之后则难免“员多缺少”、一位难求；再和平发展四十年，家族背景在官员升迁中的权重必定会大大提高。比如皇帝周边势力（后妃、外戚、宦官等）的处置问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官员管理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兵权的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共性问题才是帝国治理的真正难题，也是“理乱兴衰”的底层原因。

我此前读中国历史著作的时候，感觉似乎有一个王朝规律：帝国改朝换代初期，因为战争导致人口大幅减少，在地广人稀的情况下，财政可以正常运行。等到人口迅速增长，官僚也逐渐增多，然后会出现财政问题，于是开始土地/财政改革，如果改革成功，帝国就能正常运行；如果改革失败，帝国就走向衰落……如此往复循环。我感觉，你总结共性问题和黄炎培先生总结的历史周期率颇有关联之处，你对此有何见解？

赵冬梅：确切说，所谓的“历史周期律”，或者你刚才描述朝代初期的轻徭薄赋，然后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开始出现国富民强的盛世，但同时各种矛盾也开始尖锐，由于这个矛盾不能够被及时缓解，所以越积越大。因为这些矛盾非常复杂，有上层的，有上层和下层之间的，还有下层的，还有中国和外部之间的，一旦哪一个处理不好，就会出现崩溃。然后，一个新朝代又出现了。其实，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轮廓，是“一眼看上去就在”的“理乱兴衰”。

我在这本书里想做的一个努力，就是要跳出来看。同时，我也不打算解释为什么一遍又一遍往复循环，在此之前已经有非常多的解释方案了。我要做的，是把帝制国家当做一种国家类型来进行观察。第一，我们在公元前221年就实现了大统一。之后尽管有分裂时期，但总体上讲，中国时间的运行方式就是一浪接着一浪，一个朝代兴、一个朝代衰；如果这个浪够长的话，你就能看到理乱兴衰的全过程。每一个较长的朝代，都构成一个完整的国家治理过程。就国家治理水平而言，不同的朝代各有优劣。因为中国是统一的，很少存在同时期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帝制时期，国家治理的竞赛就发生在朝代与朝代之间。

就制度而言，后一个朝代和前一个朝代之间，继承因素要远远大于变革因素——前面朝代经历了什么，实际上都会给后边的朝代开局造成巨大影响。不能说我们从历史当中什么也没学到，但我们从历史当中得到的记忆很短暂，后边的朝代是受前边的朝代塑造。当然，如果时间足够长，它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这就是怎样实现帝制的长治久安。

帝制国家怎样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不同的朝代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当然，不同的朝代面临着不同的挑战，我们来分析这些答案的类型，分析他们的不同挑战。为什么这些朝代都不能长久？就是因为矛盾不能得到解决，然后激化，就崩掉了。一个王朝的崩溃，往往是上层出现了分裂，上层的力量跟下层的力量结合才能崩，全靠底下很难崩，比如隋末。实际上，明末是一个内外矛盾的结合。各种崩法都是因为包括皇帝在内整个统治集团没有能力去应对挑战，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所以政息人亡。

 

 

《大宋之变》，赵冬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版。

 

如果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

燕京书评：一定程度上，在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关系中，最核心的还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与制度的关系：无论你在书中描绘的北宋赵匡胤之后的几代皇帝，还是唐太宗李世民、汉文帝刘恒等人，如果能审慎地行使权力，压抑自己私心并保持宽容，制度就能良好地运行；反之，如果皇帝自身格局太小或见识有限，或者有严重的性格缺点却刚愎自用，就可能破坏运行良好的制度，让士大夫群体的努力付诸东流。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皇帝不受制度和法律的约束；从制度的角度，你怎么看？

赵冬梅：在《法度和人心》中，对于皇帝，特别是对皇帝和宰相关系的理解，都来自我在北大所受的教育，特别是我的导师祝总斌先生。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大多数时候，历史学者们在描述帝制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和关系时，习惯把皇帝作为一个时间标志，秦始皇、隋炀帝等少数个案除外。比如说王安石变法，就是“在宋神宗熙宁年间，由参知政事王安石所主导的一场改革”。这种叙述方式，我以为，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或者说抹煞了皇帝的作用，从而歪曲了事实。在整个帝制时期，皇帝制度是最大的、具有笼罩性的制度背景。皇帝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什么？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无远弗界，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对皇权进行合法的强制性约束；用句大白话说，如果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

如果去看具体制度的发展，你会看到有很多对皇权进行约束的制度，包括宰相制度、台谏官制度、封驳制度等——这些细部的制度上有很多可以对皇权形成约束。但是，如果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这是皇帝制度最大的特点。怎样才能克服这个特点？如果在皇帝制度不改变的情况下，一种可能是皇帝对那些软性的约束有听纳能力。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意识、道德建设必须达到一定水平，他得知道皇权不是他自己个人的，不是“以天下奉一人”，而是“以一人治天下”；他有巨大的责任，所以他要约束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

皇帝制度还有一种毛病，就是脆弱，即很容易受到个人因素的干扰。比如，我在书里面提到，宋仁宗和宋英宗这对非亲父子，收养过程曲折，父子关系拧巴，这种拧巴必然要投射到政治上。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单靠皇帝的自觉很难。那么，从纯理性的角度看，怎样才能让皇权稳定运行，让“具体皇帝”的行为符合“抽象皇帝”的要求？我想，如果能够在理论和法度上论证并确定皇权的边界，情况可能会不一样。

我以前学历史，一直很看重那些实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到今天，我认为思想观念很重要，甚至具有最后的决定性。没饭吃，人会死，这没问题。可是，在同样的条件之下，事情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它其实是取决于人头脑中的思想。如果帝制时期的士大夫能够论证皇帝权力的边界，并且“伙同”皇帝一起实现对于皇权边界的划分，那么，中国历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我看来，从五代到北宋，其实存在过这种可能。宋仁宗以前，思想领域出现过“划界”的企图。比如，五代时期的冯道，历仕四朝，事奉过十个皇帝，甚至还做过契丹皇帝的臣子，他的人生选择是“从道不从君”的，他的忠诚所针对的不是一家一姓的皇帝，而是心中的是非。一直到宋真宗朝，冯道都还是官僚们崇拜、学习的对象。但到了仁宗晚年，当冯道的曾孙拿着冯道的告身（任命状）来向朝廷讨封赏时，就遭到了仁宗的严词拒绝，仁宗说：“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禄，无可旌之节！”一个曾经事奉了四个朝代的人，不就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吗？有什么可以表彰的地方？！这一席话说明宋仁宗的儒学修养太深了，他深刻理解有关冯道评价的本质。

在仁宗金口玉言否定冯道之前，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很多人对冯道是赞赏的，他们同意冯道可以“不从君”而“从道”，也就是说，“道”不必与“君”同在，士大夫可以忠于“道”而不必忠于某一个特定的“君”。假设传统观念是一个有边界的圈，那么这种想法其实已经到了边上，就快出去了。仁宗正是发现了这个危险，才予以当头棒喝。“二程”也发现了这个危险，他们从理论上把那些意图出圈的想法给按下去、拉回来了。如果当时的思想家在往回拉的时候能够顺便把皇权的边界捋清楚，用文字表达出来，然后趁着哪个皇帝（比如仁宗）比较温和时明确提出，达成共识，那么，帝制中国很可能会有不同的走向。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很难。

 

 

董仲舒试图用儒家思想制约皇权，但没有成功。（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燕京书评：你认为，皇帝有“三畏”：第一，畏历史；第二，畏古圣先贤、列祖列宗；第三，畏天。但如你所说，这三条约束都是软的，没有强制性。中国从秦代到清代的郡县制，与宗法制度、外儒内法的统治结合起来，都迎合了皇权独大、皇权独尊的权力格局。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

赵冬梅：首先，皇权独大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当儒生们开始制礼作乐的时候，一方面给了皇帝体面，另一方面也在努力让皇帝接纳儒家的这些教条。尽管我说皇帝如果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他，尽管限制皇帝、约束皇帝的各种制度都是非强制性的。但是，这些制度规矩一直都在建设中。

从思想层面上来讲，儒家希望通过教育，让皇帝能够产生自觉的戒惧。儒家经典话语，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些话语，今天还会被引用。当帝制时期的统治者在引用这些经典话语时，我倾向于相信他们是真正心怀戒惧的。因为按照传统的政治思想，“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也就是说，你统治得怎么样，上天会知道，而上天的判断会影响到你的统治是否稳固。这种“相信”，构成了思想层面的约束。

帝制国家的缔造者是法家。汉代以后，儒家非常艰难地改造着这个国家机器，非常艰难地把自己的思想融入到法家的制度、法家的政权里边，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按照我的导师祝总斌先生当年上课讲的，一直要到唐朝，随着《唐律》的颁布，法家的国家才完成了它的儒家化。

儒家努力改造法家的制度，改造到北宋，呈现出一个比较接近理想的状态。但即便在这种最好的状态下，也仍然有儒法两种力量的角力。法家急功近利，儒家高蹈迂远，这两种力量一直是在斗争。皇权的性质又有着“不由分说”的蛮横性，皇权站在哪边，就成了一个决定性因素。儒家与法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一个快，一个慢，你要快的还是要慢的？大多数人的答案当然是快的、高效的、急功近利的。在皇权面前，迂远的儒家显然不如“高效的”法家更受欢迎。

最初，那些进入“体制内”改造法家政权的儒者是心怀恐惧的。他们亲眼看到了一个无比强大的皇权，他们赞美大一统。像司马迁作为董仲舒的学生，他是在用《史记》的历史书写来赞美大一统，巩固大一统。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恐惧的。司马迁记下这样一个故事，匈奴请和亲，汉武帝交给群臣讨论。儒家的博士狄山主张和亲，与持反对意见的御史大夫张汤发生争论。汉武帝问狄山：“我让你守一个郡，你能保证不让匈奴人不入侵吗？”狄山说“不能”。汉武帝又问“一个县呢”，狄山说“不能”；汉武帝追问“一个亭障呢”，狄山就不敢说“不能”了，只好说“能”。结果，狄山到任才一个多月，匈奴人打进城堡，砍了狄山的脑袋。司马迁记下了这件事，你说他不怕吗？我想他是心怀恐惧的，这不仅仅是对皇帝个人的恐惧，应当还包括对于整个国家机器的恐惧。

儒家对国家机器的持续改造，到北宋卓有成效，但在这一过程中，儒法两种力量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而王安石变法则让法家思想占据上风，增强了皇权的专制性。然后，华夏皇权的专制面与金元明清新生国家的野蛮相结合，最终皇权无可逆转地走向了专制。当我们站在现代这一端，回过头去看帝制时期时，我们通常所看到的“专制的皇帝”，正是金元明清以后的皇帝。

很多人讲历史时会有意无意地忽略金、元、清是异族统治这一事实，似乎用一个朝代更替的链环就可以解决这一切。个人认为，我们当然要承认并珍惜元、清两朝的开疆拓土，这是中华帝国留给今天的宝贵历史遗产——中华民族为此忍受了巨大的苦痛，我们值得拥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在思想上忽视对于那些野蛮时代的检讨。

我们看到的皇帝变得如此专制，是有过程、有曲折的，而金元明清在其中起了非常负面地作用。今天的人站在“现在”看历史，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清。这无所谓对错，但是，你不能把你看到明清当做整个帝制时期，两千多年怎么可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把这些告诉公众，是本书努力要做的事。

 

 

赵匡胤像。（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蒙古统治者都没朱元璋这般野蛮专制

燕京书评：你在书中揭示，赵匡胤留下的“祖宗之法”，在北宋初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带来了繁荣昌盛。但是，宋神宗赵顼想开疆拓土、制礼作乐，他与王安石都是法家，以富国强兵为首要目标。王安石为赵顼西北拓边提供了财政支持，但北宋一败再败，赵顼也心力交瘁，38岁就死了。“祖宗之法”和当时的制度，为何没有约束住赵顼？仅仅是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变法决心吗？

赵冬梅：首先，“祖宗之法”在宋史学界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说法。邓广铭先生写过一篇论述“祖宗之法”的文章，他的女儿邓小南教授写过一本书《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影响很大。我按照自己的理解，把邓老师的解释“庸俗化”一下——“祖宗之法”，是一个由死去的列祖列宗的英雄事迹和嘉言懿行所构成的、对现任皇帝有教育约束意义的一系列规矩法度。必须强调的是，死去的列祖列宗的言行，并不无差别地直接“自然生成”为“祖宗之法”；“祖宗之法”的形成，必须通过拣选、解释，重新包装。换言之，“祖宗之法”是“被创造出来的”、能够对“在位皇帝”有所约束的政治形象、政治论说以及由此构成的政治传统。质言之，“祖宗之法”是“抽象的皇帝”对“具体的皇帝”的约束。

负责选择、解释、包装、书写“祖宗之法”的，是士大夫群体。到真宗、仁宗朝，“祖宗之法”才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概念，被士大夫掂出，用来约束皇帝。作为解释， “祖宗之法”很难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祖宗原本是多面的，你解释了这一面，拿这一面来为我所用，别人会解释那一面来为他所用。“祖宗之法”本身，并无固定形状，它是变化的，甚至可以出现局域对立。这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软性的约束，而不是一个强制性的约束。

“祖宗之法”的约束力，在王安石变法中遭到了破坏。王安石主张“祖宗不足法”，又说“上身即祖宗。”第一句话众所周知，出自著名的“三不足”之说（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尽管王安石本人没说过这话，但根据邓广铭先生的研究，它符合王安石的思想。第二句的出现背景，是讨论宗室制度改革。宋朝的宗室，包括开国三兄弟（太祖、太宗、秦王）的所有后代，他们全部由国家豢养，不允许参与考科举当官参与政治，唯一的作用就是充当“皇家备胎”——当皇帝没有儿子的时候，提供继承人。这个锦衣玉食的家族繁殖得非常快，到宋神宗时就养不起了，要改革，只养亲的不养疏的。都是“祖宗”血脉，用什么标准来区分亲疏？王安石说“以上身为祖宗”——以“当今圣上”作为标准。推广开去，凡事都可以“当今圣上”的意志为转移，列祖列宗退后，“祖宗”没办法约束皇帝了。

根据宋人言行，我认为宋人眼中的皇帝是分为两层的：一层是“抽象的皇帝”，一层是“具体的皇帝”——“抽象的皇帝”代表着江山社稷的长远利益，“具体的皇帝”是宝座上那个人，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所以，王安石说“具体的皇帝”（上身）就是祖宗，这个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它意味着，在思想层面，“具体的皇帝”超越了“抽象的皇帝”，这是对“祖宗之法”的歪曲和破坏。

 

 

朱元璋格局太小，气量狭窄，过于贪权，疑心太重。（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燕京书评：《法度与人心》多处批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格局太小，气量狭窄，过于贪权，疑心太重。比如，他在开国之后对功臣集团的杀戮，取消宰相，等等。我曾经读过马骊的《朱元璋的政权及政治哲学》和安介生、王振忠的《千秋兴亡·明》，对此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从政治心理学角度来看，朱元璋早年极其贫困，做过乞丐，对于饥寒交迫和丧失尊严的感受刻骨铭心。一旦他成为皇帝，就会对权力看得特别紧，对任何他认为的冒犯和威胁作出过度反应。他是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制度无法约束，因此，朱元璋几次大规模的杀戮，都是把持权力、消除威胁这种思维所造成过度反应的结果，加上他拥有“九五之尊”的“合法伤害权”，杀害无辜也不需要承担实际责任，所以肆意妄为。你怎么看？

赵冬梅：朱元璋杀人如麻，血流成河，而且是完全不讲道理的。朱元璋对人极度不信任，比如说“空印案”，每年各布政司、府、县都要向户部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税款账目，户部与各布政司、府、县的数字须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结项。如果有一项不符，整个账册便要被驳回，重新填报，重新盖上地方政府的印章。可是，那个数经常对不上，就会被驳回。当时交通又不发达，所以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使用。这在当时是普遍做法。换句话说，是制度本身有问题，才产生了周雪光先生所说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普遍存在，大家都接纳，因为如果你完全按照正式制度走，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才会有“非正式制度”在灰色地带出现。它有效，但不合法。

朱元璋“发现”这个事儿之后，就开始大开杀戒。他杀的人都是一定级别的地方官，就没有想到干部培养起来有多困难。我自己没有当过一天官，可我目睹我的同事朋友当官，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当领导真不容易，像我们北大历史系主任这样的“官”都很难当，要消耗大量的精力，需要很强的工作能力，更别提地方官了。但是，朱元璋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朱元璋还废除了宰相制度。从帝制时期的政治结构上看，皇帝是不能选的，宰相是千挑万选出来的、有经验、有见识、有格局的政治家，宰相是皇帝的第一辅助和第一批评人，宰相帮助皇帝做出正确的决定。自有帝制，便有宰相制度，宰相与皇帝相辅相成。但朱元璋竟然就能取消宰相。他是多么的蛮横、多么的无知！而他拿无知当自信，越无知越自信。

朱元璋杀人太多，他的儿子朱标受了儒家教育，就跑来劝阻他。朱元璋拿了一个长满了刺的棍子给朱标，说“你来拿这根棍子”，朱标说“我拿不了”，朱元璋说，“我现在就是在给你拔刺”。

朱元璋开创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君主专制的先河。蒙古统治者恐怕都没这般野蛮，蒙古统治者是不拿老百姓当人民，而朱元璋是不相信任何人。我个人的学史心得是，不管是国家还是任何一个大型组织，最高首脑和下面的人之间一定得有信任，而且组织越大，就越是要跟那些相对抽象的崇高的理想信念挂钩。司马光总结，当皇帝需要仁、明、武。武不是武力，而是说要有决断力；而朱元璋只相信暴力。他认为所有的官都是贪的，所以要让下层的民众来遏制这些官僚；另外一方面，他又说这些下层民众都是刁民。地方长官要了解民情，除了靠耳目之外，还要亲身下乡视察。苏轼的词“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就是他担任徐州地方长官期间下乡时的亲见亲历。可是，朱元璋禁止地方长官下乡，觉得他们下乡一定会干坏事；他就没有想过，其实大多数地方官是干了好事的。父母希望孩子好，要合理夸奖，适当鼓励；皇帝希望底下的官员好，也要合理适当地给予鼓励。而朱元璋则认定，这些人不可能做好事。如果能把所有的官都杀了，他一定会杀的。这样一个人，我可以理解，但万万不能同情。

《法度与人心》稿子的基础，是我在“喜马拉雅FM”上做的有声讲座“冬梅讲国史”。声音更能传达情绪，所以我对朱元璋的厌恶情绪便通过声音很明确地传达出去。那一讲底下的留言就出现了两种极端对立的状态：一种觉得“赵老师说出了我的心中话”；另一种说：“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朱元璋那么伟大的一个皇帝？”这后一种留言的人，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并非皇帝，也更不可能把自己代入朱洪武治下的普通官员百姓。

 

 

宋真宗赵恒。（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北宋既有良好的制度，运行也行之有效

燕京书评：你认为， “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划分类别（文官、武官、宦官）、标志等级（长官、属官、小吏）、限制范围（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规定关系（君臣、父子夫妇,上下级、同僚、同年），决定个人及群体的身份、地位与活动空间。《法度和人心》对于北宋前120年的制度十分推崇，并陈述了其成功和被破坏的过程。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如果与其他几个“盛世”如汉、唐、清做纵向的比较，北宋这120年在制度上有哪些地方更优越？

赵冬梅：如果要说“优越”，一定是比较而言的，所以，首先我们要确定跟谁比。倘若是在帝制时期“朝代竞争”的背景之下，跟其他朝代相比，那么宋朝政治确实有其长处。帝制国家所追求的长治久安，首先是皇权的安全，在皇权的安全上，宋朝可以说做到了极致；其次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的维护，北宋的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中央的安全得到了巩固；最后，还有国家免于外侮的安全，北宋前期也做到了。我在这里想要做一个说明，来廓清公众对宋朝的一个误解。南宋确实有一段时间宋金之间是不平等的，宋需要金的册封，是一个二等国家。但北宋一直是一个一等国家，宋和辽是平等关系，西夏则低一等，向辽和宋称臣。总之，就制度设置而言，北宋的制度有效地保障了皇权的安全、中央的安全和国家的安全。

如果我们把“长治久安”作为帝制国家的追求目标的话，那就必须要建立一套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批评监督和纠错机制。北宋的这套批评监督和纠错机制，比前边的朝代和后边的朝代都要强大。北宋的中央领导集体分为宰相府和枢密院，宰相是不管军事的，有互相牵制的功效，他们共同对皇帝构成第一道的批评机制，言事于决策之前。决策执行之后则有台谏官，北宋的台谏官制度建设得非常好，谏官和言事御史几乎完全没有行政责任，唯一的职责就是批评。决策形成之后，命令下达之前，还有封驳制度。皇帝和宰相商议，形成决策之后，由翰林学士或者知制诰起草文书，这个文书在送出去之前是要经过通进银台司知门下封驳事的审核，它负责审查命令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可以驳回，我们看到有不少被驳回的例子。除了中央的这一套制度以外，最近这些年学者的研究表明，北宋对地方官员的考察和地方信息的搜集，也有一整套非常好的制度。

 

 

湖北黄冈苏轼像。（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燕京书评：但是，制度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制度的运行也非常关键。在君主制下，很大因素和统治者有关。

赵冬梅：我认为，宋朝非常难得的一点，是存在能够让这套制度得以行之有效的政治环境，它包括皇帝的仁慈和宽容。传说中的“太祖誓碑”规定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虽然“誓碑”未必真有，但“不杀”的政治传统是真实存在的。“不杀”是底线的尊重，宋代不杀也不打。今天的人可能会觉得“那有什么”。我们对比一下就可以明白“不杀不打”的重要性了：明代皇帝打大臣的屁股，一打一片，大臣在皇帝面前哪有什么尊严可言？隋唐也有廷杖，比如说，隋文帝“……每于殿庭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唐玄宗时，三品官姜皎就被当廷打过，死在了流放的路上。金元明清都打大臣的屁股，一打屁股就没有尊严了。相比之下，宋代的官员，有尊严，有体面。

北宋出现了“华夏最美人格的典范”苏轼，苏东坡千载一人，可是北宋不止出了一个苏轼苏东坡，而是群星璀璨。唯我宋朝，多士如斯。有尊严，才能有担当。一个没有得到过尊重和爱的人，是不懂得尊重和爱的——这道理放之四海皆准。而宋代除了有制度以外，还有这样的大的氛围。皇帝尊重制度，宰相也尊重制度。御史唐介弹劾文彦博，说文彦博宰相的官位是巴结张贵妃得来的，这种指责不完全属实。但是，文彦博就听着他骂，又为唐介辩护说：“台官言事，职也，愿不加罪！”台谏官集体进谏皇帝，皇帝不听，台谏官又讲批判的矛头指向宰相，因为宰相是皇帝身边的第一纠错人，皇帝执迷不悟，便是宰相没有尽到辅佐的责任。一大群官员在“于殿庑切责宰相”，搞得宰相出不去也进不来，最后还是皇帝派宦官来传旨把宰相捞出去。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段，你很少能够看到。

对于帝制国家来说，皇位传承是个大问题。我们通常看到的，比如在汉在唐，是皇太后在干预，后宫在干预，外戚在干预，宦官在干预。可在宋朝，你看到的是，嘉祐元年（1056），仁宗皇帝突然中风，不省人事，宰相就敢于“留宿殿中”，以便随时应对可能的变故，稳定局面。而且他们还搞了一个预案，准备了两份文书，一个继承人，以备皇帝突然驾崩。这实际上就是“矫诏”，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搞不好会掉脑袋。这些人，个人要从中得到巨大的好处吗？没有，而且后来这些人没有哪一个以权谋私。这就是北宋的士大夫，这就是敢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精神。

这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我当年因为喜欢苏东坡才学宋史，学了这么久宋史觉得十分的不亏，因为你读的史料都是一流的文章——下层那种水平很低的墓志铭除外，宋代史料大部分都是非常优美的古典散文，关键是这些人又这么好，有着高尚的品格和崇高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