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治家常说“国家但有永久的利益，而无所谓永久的朋友或敌人”，每为世人所乐用。然而“国家的利益”究竟怎么来界定呢，和你我的利益的联系如何？和其他国民的利益又是怎样联系的？在国家的名义笼罩之下，你、我、他的利益都一致吗？本国和多个他国的关系的相对权重又需要如何界定，他国们的利益都是同等的吗？不论具体的答案是什么，我们至少明白，这些关系在事件发生前早就是界定了的。

　　相比之下，儒家的伦理倒显得比较实在，不够与时俱进或落伍的事尽管经常发生。儒家把“个人”界定在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一系列圈子里，谓之“差序格局”， 人和事同我”的关系皆由此界定明晰。这类“亲亲疏疏的”复杂关系，我们可以从各种文化社会对家庭和亲属成员的称谓有个形象的理解。在汉语中，这类称谓最多，高达350个， 而其他的语言里平均只有20－25个。英国的文明传统大概比较久远吧，英语里这类称谓约莫有60个。翻译和阅读外国长篇小说时，你要能弄明白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区分出堂兄和表弟，已经是一大成就了，再别提区分什么曾祖父和姑奶奶之类的了。

　　日文中“我”是“私”（瓦打西），有没有贬义我不甚清楚，但在汉语里，“私”在传统的语义中绝对带有贬义。在替自己申辩或谋求自身利益时，也是底气不足，常常模糊成“我们”，企图使人把“小我”曲解成“大我”。可要是没有了“我”这个个体作为“圆心”的存在，一大堆人伦差序的同心圈又安能摆布？传统上，中国人有着很精妙的安排：只讲分子（家庭）而不讲原子（个体），不能再往下分。于是分子成了圆心，原子茫失其中。人们常常痛心疾首地批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里面的“沙粒”其实是“一个家庭”，而不是“一个个人”

　　记得我幼时的一位街坊许姨，为人热情，快人快语,说着说着她总会转到同样的话题，“我的媳妇真不像话，什么东西都往娘家搬；不像我女儿老想着我，什么事都搬回家！”这段高论，你是想忘也忘不了。读者马上就看得出，许姨的问题岂止“双重”，而是“多重原则”。许姨把自己看成圆心，并从自己出发来衡量同女儿（她外孙的母亲）和媳妇（她孙子的母亲）的关系，显然她把女儿包括在“沙粒”里而把媳妇排除在“沙粒”外了。

　　那么，究竟该如何来界定“我”？要是“我”以及衡量“我”的利益定位不准的话，其他的人或事是增进还是促退“我的利益”， 就会无所适从。

　　一个人赚了多少钱、担任过什么职位——“社会转内销”的评价，以及他的相貌、健康怎样、个性如何——“内生转外销”的评价，显然都不足以充分或本质地界定这个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个人，而不仅仅是别人的工具或依赖于某种与他人的关系，应该由自己所关切的，尤其是自己所爱的事物的总和来界定。

　　有些东西只是市场青铜法则的产物。譬如，吃鲍鱼和打高尔夫球，市场通过它们赚取利润，而你通过它们来显示身份或取悦客户，它们其实是追求其他目标的工具，对于怎样来界定你之为你，用处不大。至于你个人“真正关切的极致”，即称之为你“爱的”东西，是这样一种关系：施爱者（A）把被爱者（B）“内在化”为自己，也就是，A把同B的关系当作目的本身，而不是把B当作手段去实现A其他的目标。这样，A把B的利益等同于他自己的利益，不在乎为B牺牲一些（甚至全部）自己的利益。

　　对A来说，B须是一个具体的对象而不是一类对象中的一个，这一点很关键。比如说，我爱美女，任何女人凡是足够漂亮我就爱，这样的爱其实不配称作“爱”，远远够不上“关切极致”的标准；又如，你看重和C的友谊，是因为C最近被提升为局长了；或者你爱上了D，由于D的舅舅刚升任本市书记了，之类，你和C、D的关系实际上不过是手段而已，谈不上你真正“关切”他们。

　　同理，某人说他爱自己八岁的儿子如同他爱所有八岁的男孩一样，那么他的“父爱”和扯谈又有什么差别呢？这里有个典型的例子。父亲携子在江上游船。突然间儿子和另一个小孩同时落水，行将溺毙，而父亲只可能救起一人，他该救谁？对于一个正常人，还需要其他的答案吗？假设落水的两个人中，一个是你爱的人，另一个则是陌生人，而你却还在犹豫到底去救哪个，这种爱难道真的有价值吗？

　　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绝大部分人随着经济生产的发展逐渐富足起来，这令我们由衷感到骄傲。开放的成果中意义更重大的，是每个人都更有可能按他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听任别人的指使或按某种教条来生活。生活选择的自由度和多样化要比人们能掌控多少物品量更重要，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真意。

　　能够无羞愧地表達对自己的生命和价值的爱，以及对自己子女后代的爱，能够理直气壮地满足这些最基础性的选择，是改革和开发对我们中国人最伟大的贡献。 如果我们还得象以往那样，非得以“社会强制转内销”的价值观蒙着面生活，就太可悲了；以此来强求别人的，未免太伪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