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已被漫画成了一个不遗余力追求财富与物质的国家。但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究竟不能只从物质衡量。中国人个体对于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的切身感受，在精神层面表现出极度不稳定的差异性。

　　近来与新闻界同行探讨东西方舆情差异，笔者发表观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高速推进，但个人感受之喜怒哀乐却无法超越时间屏障”，引起众人共鸣。本质上，这是一个有关时间内容的哲学命题，却也同时可以透露出有关空间变化带来的议题差异。

　　在中国大陆高等院校的新闻学课堂里，学生们还在死记硬背“议题设置”这类学术概念，社会实践中官员口头已能熟练运用——所谓“设置”的主动性逐渐从舆情引导中显出功效来，便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主动加强政府信息发布（笔者一直认为大陆新一轮政改初起于北京奥运前5月1日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然会减少舆论质疑。

　　显然中国还需要至少20年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最近的政治宣示乃是温家宝9月23日在纽约出席第六十五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的演讲《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中所阐述的“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展望今后几十年，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道路前进。这条道路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给全体人民带来了福祉。我们必须坚持它，完善它，而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它”。

　　另一方面，国际财经界和中国问题观察家们近年来对中国稳定发展30年之成果及对未来30年瞻望之预测感到恐慌，于是“中国25年后可以超越美国”的大胆预言逐渐被20年、15年取代，以至于今年更出现“只需5年”的极端预言——每一次“被缩短的时间”发布出来都激起举世关注，因为东西方一样：人们对未来都有贪婪与恐惧。

　　在这样的语境下，西人已将中国漫画成了一个不遗余力追求财富与物质的国家，且这个国家人口比4个美国还多。但事实上当中国GDP总量超过美国那天，世界经济头把交椅上的中国人却只享有次席美国人不到四分之一的财富，这就算不上恐怖了。毕竟，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2009年中国人均GDP不到4000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1/12。

　　然而这只回答了问题的一半，即中国会怎么样。另一问题是“中国人为何选择这条道路”，回答起来就需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以及民俗有足够了解，实属不易。

　　9月19日，《洛杉矶时报》发表该报专栏作家多伊尔·麦克马纳斯的文章《中国因担心贪穷而奔跑》，算是西方较少能理性客观看待中国为何需要长期增长的文章。用中国百姓自己的话说，就是“穷怕了”，用中共官方语言就是“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就属于发展中国家”。这种自我定位与中国有史以来的资源紧缺有着天然联系。

　　相信经常往来于太平洋两岸的侨界诸君可以看到，眼下中国经济建设仍然热火朝天，城市化进程下的农民工潮暗流涌动，很难说是农民工给中国政府指明了未来道路还是政府为农民工设计了迁徙路线。总之，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会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期。

　　这就带来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结合问题，也折射了近年来国家统计局宏观数据每每不受公众信任的问题——个人对于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的切身感受，在精神层面表现出极度不稳定的差异性，类似英国作家狄更斯写过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糟的时代”——在1859年他出版《双城记》时，英国正走在工业化道路上。到了70年后的1930年代，美国则由一场世纪大萧条开始了工业化勃兴的鼎盛时代，美国梦随之而来。如果按照逻辑时间划分，是不是又过了70年，中国从新世纪开始了“中国梦”？

　　梦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灰色地带，是理性清醒意识下的混沌反射，它同时倒映出另一种喜怒哀乐的滋味——它相关信仰、道德、自由、创造，又与欲望、挫折、恐惧、徘徊相连，在精神上的实现与反抗，必然与火热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无人能外。

　　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究竟不能只从物质衡量。而若说到那些难以超越时空体验的感受，西人又有多少可以了然？这是无解之矛盾，也正是加强东西方对话必要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