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报告《建立安全和繁荣的国家创新体系恰逢其时》（Time for a New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for Security and Prosperity），文章认为，中国让美国再一次进入“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可能面临着与中国的长期竞争，因此，美国需要优化国家创新体系，以保证其核心竞争力，维护其长期以来的大国地位。

保罗·肯尼迪在其著作《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写道，大国，即能保卫自己并可以对付任何国家，而要成为一个大国必须有可使自身繁荣的经济基础。但肯尼迪还应补充的是，大国必须拥有比竞争对手更加繁荣的经济（及技术）基础。

如果经济（及技术）基础是成为大国的必要条件，那么美国正面临着重大挑战，并有可能失去75年来的大国地位。美国如果想要在军事和技术上领先中国，那么将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国家创新（和生产）体系，以弥补目前体系中存在的严重缺陷。

二战之后，美国创造了世界上最好的创新体系，制定了一系列支持创新和生产的制度。但在冷战之后，美国政府开始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指市场可以自动恢复平衡，不需政府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并将其作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政策方针，以至于直到今天仍然限制着美国的创新动力。

如今，美国面临着与中国可能长达数十年的大国竞争，亟需建立一个经过修订和更新的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新的体系不仅需要放弃市场原教旨主义，也需要认识到，当前进步人士所倡导的基于缓解气候变化和包容性增长的产业政策无益于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新的创新体系需要将保障美国先进技术创新和生产的领先地位作为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政策的中心原则，并采取全政府参与的方式来践行这一原则。

美国在先进技术创新生产、商业及国防方面无与伦比的领导地位是抵御中国侵略的最佳保障，但美国如果不尽快改变政策方向，建立一个先进的，强韧的，面向商业、技术和全球的国家创新体系，将会将自身置于失去保障的风险中。

来自中国的挑战

在与苏联40多年的冷战期间，美国实现了繁荣，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苏联僵化的政治体制使其经济在结构上无法向好导致的，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

但这一次让美国再次进入大国竞争时代的是中国。然而，中国是一个与苏联截然不同的竞争对手。

首先，中国要大得多。1990年,苏联的人口比美国多15%。而现在,中国人口要比美国多320%,这意味着,即使中国的人均收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17%,但其国内生产总值（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要比美国大9%。

其次，中国的经济体系不同于苏联。中国政治家邓小平有一句名言: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几乎所有关键领域都嵌入了国家力量。中国由于其独特的经济体系（尽管部分模仿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政策），成为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技术竞争对手。

第三，正如迈克尔•皮尔斯伯里（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马拉松》（The Hundred Year Marathon）一书中所说，中国长期渴望成为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主导力量。美国国防部产业政策办公室（OIP）在向国会提交的“关于中国国防工业基础的年度报告”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将其战略与“让中国实现百年复兴”的愿景所统一。

谁的制度更好

中国为实现其目标采取了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制度。正如中国国家主席指出的，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由此需要提出两个关键问题：1）谁的制度更好？2）美国应该如何优化制度？

即使在中国技术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美国的主流观点还是认为自身的制度更为优越，这种观点反映了美国的自鸣得意和自满。在某种程度上，这源于一种意识形态信念，即根据定义而言，市场制度更为优越。

但美国的自鸣得意也源于两国对成功的定义不同。对于中国来说，成功并不等同于资本效率；而在美国观点看来，中国的制度浪费了大量金钱，中国的人均GDP也没有赶上美国。

如果美国的目标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实力，那么关键问题是中美两国谁拥有更好的制度来培育先进的工业竞争力。乍一看似乎是美国，因为美国仍然在许多技术领域领先中国；但事实上，中国已然取得了飞速的进步。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的创新产出（按人均GDP计算）位居世界第六。《中国制造2025》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也瞄准了当前和未来最重要的技术领域。

为什么先进的技术竞争力很重要

首要一点是，中国很重视。中国通过增加国防预算，以及政党引导的有计划的战略，如“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大力支持经济发展，推动军事现代化进程。

更重要的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技术基础将在许多方面支持美国的国家安全。首先，它将推动更快的GDP增长，这使人们更容易负担得起“枪支”和“黄油”。其次，先进的技术竞争力减少了贸易逆差，使美元走强，使国防进口更便宜。因此，先进的技术竞争力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软实力对于使不结盟国家相信美国体系的优越性至关重要。

具有全球主导地位的工业和技术基础对供应链的完整性也至关重要。美国的国防工业越依赖外国供应商（特别是中国），就越容易遭受破坏。虽然一些进入美国武器系统的产品是由专门的国防承包商单独设计和制造的，但许多产品依赖于强大且先进的军民两用技术生产系统。军民融合意味着军民经济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在美国亦是如此。

最后，美国国防部的三种“抵消战略”都是以美国将通过先进的技术来保持军事优势为前提的。拥有最好的先进技术工业基础是保持领先中国先进武器技术的关键，如人工智能战争、高超声速进攻和防御、定向能武器等。

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现状

2010年，一份美国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的联合报告指出：“国防工业基础（DIB）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国家力量，可以将美国与所有潜在的对手区分开来。”2019年，OIP的报告强调了以下几个国防工业基础的主要挑战，其中包括：

高超声速武器在发展制造能力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其中几个关键部件上的先进技术只能从非传统国防承包商处获得。

核弹头。由于美国微电子和电子制造能力的减弱，确保核弹头最终的装配、系统及子系统完全利用可信的分立元件成为一项挑战。

雷达和电子系统面临着国防部系统老化所带来的风险，例如，可用组件的过时、商业技术流动性以及美国工业和制造基础设施的减少。

太空系统。由于市场趋势、供应链全球化和高制造成本，未来能否拥有合格的美国国内太空工业供应，如微电子和太阳能电池，是不确定的。

这些对国防工业基础的系统性挑战也同样是对更广泛的美国工业技术体系的挑战。

新的体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美国需要一个全新的国家创新体系。

首先，政策制定者不能再对美国的产业结构漠不关心，尤其是一些关键行业，比如航空航天、生物制药、半导体、先进机械设备以及人工智能等。政府必须发挥强大的支持作用，确保以全政府之力来采取措施。

其次，国会需要拨出大量资金，直接或间接（通过税收支出）用于以创新为基础的竞争力培育，并鼓励由此催生的相关技术在国内进行商业化和生产。这意味着每年至少增加1000亿美元的研发资金，并将其中大部分用于应用研究和工程，与此同时，重点关注关键的军民两用技术需求。

第三，国会也应该加强对商业创新的支持。美国应该重新建立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先进技术计划，该计划旨在为联合研发伙伴关系提供资金帮助；还应该建立一个州联邦研发和生产合作基金，以鼓励各州加大对研发的投资，并采取激励措施鼓励关键生产设施建设，如半导体等其他关键行业；国会还应仿效（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所，建立具有特殊目的、非牟利的工业技术研究所。

第四，政府需求可以刺激创新。无论是采购新的武器系统，还是投资智能基础设施，都需要政府设计采购方案，尽可能支持创新。

第五，国会应该扩大对创新的税收激励，设置更为慷慨的研发信贷及针对机械设备投资的新信贷，并将研发信贷范围涵盖劳动力培训和全球标准制定。美国国会还应制定改革公司管理和股票市场的政策，以打击企业的“短期主义”行为。

第六，国会应该采取措施来支持国内对先进技术产业的投资，包括改革小企业管理局，正如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R-FL）所提议的，提供税收激励或直接投资来创建一个全国性的工业投资银行。

第七，政府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培养国内的STEM人才。有证据表明，联邦政府对研发的支持是推动STEM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可以推出一些推动STEM发展的创造性措施，例如将联邦资金投入各州的人才培养中，将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教育纳入高中的教育体系以及帮助州立大学接收更多州内的STEM学生等。此外，还应考虑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提出的建议，即建立一个数字预备队（digital reserve corps）和数字服务学院（digital service academy），以增加精通技术的员工进入公共部门的渠道。

第八，国会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战略技术机构，该机构除像DARPA一样拥有项目管理能力之外，也可以拥有分析能力，以便更好地了解美国的军民两用技术和商业技术基础。

第九，虽然大部分努力应该集中在国内行动上，但不试图限制中国的技术进步是错误的。但是，政策制定者应抵制彻底脱钩的呼声，美国只需要在部分领域与中国脱钩，其他领域则需要继续竞争。

最后，美国的产业战略不应局限于美国。这意味着“购买美国货”这一指令应审慎使用，以避免破坏盟友关系。鉴于科技行业的复杂性，即使是美国也不能指望在所有关键技术领域都成为领导者，美国需要制定一项与盟友战略紧密一致的技术战略，这项战略能够确保，美国或者其亲密盟友，至少有一个能够成为某领域的领导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仅需要一项国家产业战略，而且需要一项联合产业战略，以确保民主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有能力在一系列关键领域取得竞争优势。

结语

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美国已经在过去20年里输给了中国。弗卢努瓦（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曾表示,伴随局势继续加紧,以及中国在印太地区自信的增长,美国需要努力重建自身威慑的可信度,从而减少战争发生的风险。

美国威慑力的可信度正是基于其在大多数主要技术创新和生产方面毋庸置疑的领导地位。因此，如果政府没有建立一个新的、更强劲的国家创新体系，美国可能会在关键技术领域落后于中国，这将给美国的全球实力、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带来可怕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