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路线：四条路线

首先请大家看这张中国与欧洲的地图。

我很喜欢看地图，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地图中的信息很重要，可以从中思考两个维度：一是空间，一是时间。从空间维度来说，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到地理空间，有东方还有欧洲，二者中间还有很大一块土地，那是阿拉伯文明或者印度文明。也就是说，我们谈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两个文明，还有很多不同的文明之间的交流。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不要强调仅仅是两个文明，而要强调多个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要避开“二元论”的问题。我们也经常提到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好像中美关系变得绝对化，其实这个观念不太正确，交流应该体现在不同方面，而不仅仅局限在二者之间。这张地图显示出四条路线：第一条是海洋之路，即16世纪欧洲人坐船到印度、马来西亚，然后到中国、日本。

这张地图也有一个历史时间维度，刚提到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来华的历史。这张地图的绘制者意识到中西之间交流不仅仅是它们所处时代的发展，其中也有非常遥远的历史。从地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两条路线：一条是葡萄牙传教士，他从印度出发，经过中亚内陆，最后到达中国杭州，他到杭州时感觉非常疲劳，刚好在休息期间有机会见到利玛窦从北京派遣的人；还有一条路线是，另外两个传教士从中国出发，绕过内陆去欧洲。所以从历史层面来说，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流非常复杂。既有空间维度，又有时间维度，今天我们看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必须要有这样的视野。我们看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即从邂逅到认识。一开始双方了解不深，后来经过彼此交流才慢慢加深认识。

二、神秘的中国

这里有本书是17世纪著名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编绘并于1655年出版的《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书中描绘了中国各省、市的相关情况，比如他这样描述福建省闽江岸边的一座山：“它不及一般的山大，部分山体形成了一座神像，人们把它称为佛。佛的双手在胸前合十，盘腿而坐，眼、耳、鼻和脸的总长度超越两千步，可由此判断出它的大小。” 另一本书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撰写并于1666年在荷兰出版的《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在这本书里，基歇尔也把卫匡国描写那座山的故事写下来，有个欧洲人凭着这些文字和想象力画出了这座山，如图所示。

我们今天去看福建省南平市的石佛山，能想象实景与凭想象力画出的这座山有何关联吗？这完全是一个创意、一个扭曲还是我们互相认识的一个过渡？也就是说，那时候的欧洲人没有机会来到中国，所以在欧洲有人凭文字画出这些图像。我们互相认识也需要通过不同的阶段，也就是所谓的从邂逅到认识。

这就告诉我们，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需要直接的交往，这点非常重要。如果中国人有机会到国外，欧洲人也有机会来到中国，直观的感觉和间接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交流与互鉴非常需要人际之间的交往，不仅要看书、看电视、看媒体信息，也要自己去国外体验，这可能完全会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我自己感到非常幸运，来到中国比较早，对中国的理解与其他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我在中国待的时间大概有30年，你可以把我当作法国人，亦可当作中国人，因为我从小在法国长大，二十几岁就来到中国，在中国待的时间比在法国要长，所以我也把自己定义为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国人，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可能不同的人也有这样的经历，这是很宝贵的经历，但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障碍。我相信21世纪里的文明对话，会有更多的人和我一样，我们深受其他文化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看基歇尔撰写的《中国图说》中的另一幅图像，这是中国常说的“三教”，即儒教、佛教、道教人物的画像，在欧洲人的理解中，中间这个官是佛教的释迦牟尼佛，左边的是儒家孔子，右边的是道家老子。欧洲人看到这幅画，认为其实都是类似于基督宗教的“三位一体”观念，即中间的可能是上帝，左边是耶稣，右边是圣灵，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东西。这样的理解，在我们看来可能是不正确的，但对欧洲人来说，因为宗教不同，所以理解不同，从而有这样的一个解释。这里还有一幅关于古希腊的战争神与中国的海神的对比图，中国民间的宗教传到古希腊，这中间的理解有些完全是错的。

三、跨文化经典的相关问题

这里我还要讲有关儒家经典的问题。现在中国人非常重视国学，我们在做国学研究时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学非常丰富，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宋明理学、汉学等。西方人看到中国这些诠释学观点，能不能发展出自己的儒家诠释学想法？这些解释有没有道理？如果可以，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比如在语言方面、原文及注释、思想等等，又或者能不能在主流儒学诠释学之外有别的选择和思考呢？

西方传教士们理解朱熹的思想，可以去阅读和理解《四书章句》，可是能不能用其他资源去理解朱熹的思想呢？这些传教士们面对《四书》，他们是翻译还是偏离经典原义呢？还有这些传教士对“四书”解读观点是否统一而明确呢？这些问题都是有关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特殊案例。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手稿，它是1590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 S.J.）在马德里献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一份手稿。罗明坚先在中国广州传教，回到马德里之后，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以及一些大臣见面，他们在一起讨论如何处理中国传教等问题，有些人主张从菲律宾派部队来征服中国，认为这是唯一可以使中国成为基督徒国教的方法。罗明坚想要完全打破这个计划，指出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文明的国度，于是他想到第一次把《四书》翻译成西班牙文献给国王腓力二世，于是他在1590年完成了这件事。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对话，经典的翻译与传播非常重要，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四、理性中国或迷信中国？

我们再来看看这座孔子像。这座孔子像比较特殊，一般而言，孔子像位于孔庙的院子里，但这个图像不一样，它把孔子放在图书馆里面，表明孔子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也意味着孔子是一位哲学家。哲学家是非常理性的，这说明西方人和中国人都可以通过理性去沟通和交流。

另一幅画是祭孔的场景，是一个很大的祭祀活动，用一些猪或者牛去供奉孔子。

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偶像崇拜，因为中国人把孔子当成一个神，需要供奉一些物品。这幅画作于17世纪，那时中国正掀起一场礼仪之争，如何理解中国的礼仪？有一批传教士比如耶稣会士认为中国的祭孔是一项与文化有关的、较为理性的活动，可是另外一些传教士认为祭孔是一种偶像崇拜，梵蒂冈教廷认为中国的礼仪是不合法不合理的，不允许中国的天主教徒来祭孔。这是对孔子及儒家文化的另一种理解。

五、宇宙观的异同

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交流，比如人类对宇宙的不同理解。左边是北宋理学家邵雍（1012-1077）的《先天图》，右边是西方的宇宙论，二者之间差异较大。在西方，人们把地球放在中心，所以人处于中心地位，作为西方人，这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外面是有上帝、宗教的境界。可是在中国没有这样的区分，所以关于宇宙的认识，我们有不同的理解，为此也产生了一些很重要的对话。

再来看看这幅画，也很有意思。在北京的圆明园里有一栋西洋楼，它是清朝建立的一个西式楼，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中非常精彩的一个成果。1860年，当西方人来到北京，却放火焚烧了这栋西洋楼。西洋楼一方面是中西文化很好的交流成果，却被西方人自己所破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现象，值得我们反思。这里还有利玛窦在北京的墓园，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右边是义和团运动中墓园被破坏的样子，同一个地方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命运。

六、结语

中西文化、文明之间的对话，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注重普世主义与多元主义。普世主义是指每一种文化都在追求一个超越自己的东西，所以要追求一些绝对的真理。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文化载体来体现我们的追求，二者要平衡，追求普世主义，不同的具体的文化呈现方式也是很具体的，要允许多元化。

不同文化的价值观表现有所不同，在西方非常强调个人自由，认为每个人的主体性非常重要，要发挥、变成他自己是最重要的，可是在中东、印度的一些地区认为宗教是很重要的，如果是东方，可能会把国家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所以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要互相接纳与包容，不能把西方的价值观变成其他文明的价值观。

没有一个文化是绝对的好，要互相交流、对话与批判，要不断反思自己。每一种文化有不同的批判能力和方式，可能在西方比较直接，个人可以自由地批判他的国家或家庭，可是在东方文化中有其他的很多方法来表述，跟西方可能有些不同。所以我们要放弃文化霸权，共同创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