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人口的转型

（一）人口转型的四个阶段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相继下降，但由于两者的下降之间存在时滞，世界经历了“低增长（I）-加速增长（II）-增长减缓（Ⅲ）-低增长（IV）”四个阶段的人口转型。

第I阶段（工业革命前的农业社会通常在此阶段），生产力不发达，人口死亡率高，但为维持人口规模的稳定，出生率也通常高。这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多呈金字塔形，老年抚养比低，少儿抚养比高，经济增长缓慢。

第II阶段（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随着收入增长，营养、卫生和医疗条件改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但出生率通常难以随之下降。这导致人口规模迅速增加，人口结构由金字塔形开始向长方形发展，即死亡率下降导致老年人口占比和劳动人口占比上升，推动金字塔顶部和中部变宽，但出生率没有相应下降，因此底部收窄不明显。这一时期，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均呈下降趋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

第Ⅲ阶段（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人口死亡率进一步下降，但下降速度减缓；而出生率与马尔萨斯预期的相反，没有随着营养条件的改善上升，而是下降了。因为随着收入进一步提高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深入，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和就业机会增加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上升，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减少了父母对孩子的依赖，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也使得没必要生育过多的子女。这导致人口规模继续增长但增速放缓，人口结构进一步向长方形发展，即金字塔的顶部和中部继续变宽，底部由于出生率下降而开始收窄。这一时期，老年抚养比开始转降为升，少儿抚养比则继续下降，经济增速则经历由升转降，但由于老龄化相对不太严重,因此经济仍能保持一定增长。

第IV阶段（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在低水平上达到均衡，人口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即所谓三低态势：低死亡率、低生育率、低增长率），人口结构发展为长方形甚至倒金字塔形，老年抚养比快速上升，少儿抚养比进一步下降，老龄化和少子化严重，经济增长缓慢甚至萎缩（见图1）。

人口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之间的时滞造就了人口转型，也使得世界经历了人口爆炸和人口红利。而转型期的长短，也决定了一国离开过渡状态和试图从起飞进入自我维持增长的短期前景。

（二）各国经历的人口转型存在差异

对于发达国家，其普遍在工业革命后进入了人口转型期。但相对发展中国家，其人口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之间的滞后期较短、滞后幅度较小，因此人口快速增长但相对有限。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接近或已经完成转型（第IV阶段），死亡率和出生率均处于新的低水平上，人口数量增长缓慢甚至萎缩，人口结构普遍呈长方形甚至倒金字塔形，老龄化和少子化严重。

对于发展中国家，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晚，进入转型期较迟，死亡率下降更快，与出生率下降之间的滞后期更长、滞后幅度更大，因此人口增长更为迅猛。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于人口转型的第II或第III阶段，人口数量继续增长，人口结构呈金字塔形或长方形，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很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仍处于人口快速膨胀的第II阶段。

二、世界人口转型的结果

人口转型是人类遇到的新情况，给世界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结果。在人口转型的不同阶段，这些结果迥异。

（一）人口大爆炸

当人口转型进入第II阶段，人口死亡率快速下降，但出生率仍保持较高水平，这导致人口迅速增长。而世界人口爆炸，也成为二十世纪最突出的特征。

公元一世纪，世界人口约为2.3亿。这以后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工业革命时期，定居农业的发展使得地球养育人口的能力增强，食物稳定增加，人口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但农业社会生产力进步有限，而且这一过程常常由于瘟疫、饥荒和战乱中断，因此世界人口总体呈平稳缓慢增长。到1800年，世界人口约10亿，年均增长0.08%左右。

之后，标志着现代经济开端的工业革命，以及与之相伴的农业改革，极大地拓展了地球的承载能力，世界开始进入人口转型的第二阶段，此时死亡率迅速下降但出生率没有相应降低，人口迅速增长。1900年世界人口增长到15亿，2000年突破60亿，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增长超过10亿。1800-2000年世界人口年均增长0.89%，是公元一世纪到十九世纪初年均增速的十倍，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一阶段，发展的主要矛盾不是劳动力缺乏导致的经济增长放缓，而是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贫困、资本、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二）人口红利

当人口转型进入第III阶段，死亡率下降趋缓，但出生率加快下滑，人口增长趋缓，这有可能带来巨大的人口红利，经济的产出能力大大提高。因为：生育率的下降导致少儿抚养的负担大大减轻，更多的妇女参与工作（不用带孩子）；而在转型第II阶段高生育率下出生的人陆续成年，劳动人口占比不断扩大；同时，老年人尽管在逐渐增加，但比例有限。

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红利是个“暂时的机会"。"暂时''是指，生育率的下降虽然在红利期减轻了养育负担，增加了劳动人口占比和生产力，但这部分劳动人口迟早会老去并成为社会的负担；“机会”则表明人口红利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还要看能否抓住。东亚和拉丁美洲在上世纪后半叶经历了相似的人口转型，但前者实施了正确的政策，充分有效地利用了人口红利带来的丰富劳动力，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后者普遍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三）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

当人口转型进入第IV阶段，死亡率和出生率在低水平上达到均衡。此时在第III阶段人口红利时期形成的庞大的劳动人口，逐渐退休、老去并成为负担；而过去的低生育率导致找不到劳动力，来支撑经济发展和照看不断膨胀的老年人，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停滞。这就像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以前人口红利期得到的好处终究还是要偿还的，并且以前的人口红利越多，事后需要偿还的负担越重。就像今天的发达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危机。

据联合国数据，过去七十年间（1950-2019），全世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从5.1%增长到9.1%，并且未来四十年该比例将翻倍；1950-2019年世界总和生育率（TFR）从5.05降至2.45，其中美、德、日、韩分别下降了1.28、0.49、2.08、3.94。

（四）转型后不清楚

人口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给世界带来了人口大爆炸、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转型之后，人口、经济、社会将如何发展，世界格局究竟如何演变，发达国家看不清楚，我们也看不清楚。似乎有证据表明，一些发达国家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生育率又有所回升，但这种回升究竟是鼓励生育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触发的临界点是多少，可持续性如何，都有待验证。也许唯一可以预期的是，世界人口增长将继续趋缓，本世纪将难以看到上一个世纪那样巨大的人口增长”。

三、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转型的教训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普遍在工业革命后就进入了人口转型，目前大多处于第IV阶段，且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巨大危害，积累了一些成功的应对经验，但更多的是惨痛的教训。

（一）低估了人口的作用

这与以下因素有关：

一是人口转型是人类遇到的新情况。一方面，人口转型是近两个世纪以来才有的事。十九世纪以前，世界一直是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相适应，人口增长缓慢。但工业革命后，经济社会和营养健康条件快速发展，死亡率快速下降，才有了近二百年来的人口爆炸和人口转型。另一方面，世界仅有发达国家完成了人口转型，大部分国家还处于转型之中。而且发达国家也是刚进入第IV阶段不久，经历老龄化和少子化的时间对于代际更替来讲还不够长，因此还难以全面、清晰地认识人口转型的影响，实践经验和理论准备均不足。

二是习惯了长期以来的人口快速增长。近两个世纪以来的人口膨胀，使人们满脑子都是就业的压力、资源的耗竭、环境的破坏和生活的贫困。难怪时任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在1973年发出感叹：“影响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迅速的人口增长”。我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大家印象深刻的是建国以来快速膨胀的人口和严格的计划生育，放松生育也只是近几年的事，要大家的思维一下子从人口大爆炸转换到人口大萎缩有难度。

三是没有料到生育率下降。正是习惯了人口转型以来的人口大爆炸，人口悲观主义者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马尔萨斯生活在工业革命的早期，他看到了两性间的情欲，以及物质逐渐丰富导致死亡率趋于下降，由此担心人口几何增长给地球有限承载带来的巨大压力。但他们的预言从来没有成为现实。马尔萨斯没有料到，出生率不仅没有因为营养增加而上升，反而因为收入增多而下降了；也没有料到，资本积累和科技进步足以使得古典经济学家信奉的边际收益递减发生逆转，人均实际工资长期看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同样，麦克纳马拉也没有料到，尽管近四十多年来世界人口仍在增长，但增速已明显放缓，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有了显著下降。

四是没有料到生育率下降如此之快。这主要是对人口惯性在人口转型后期的强大收缩力量估计不足。人口惯性意味着上一代的生育决策对下一代的人口增长有深远的影响。这种惯性使得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即使从现在开始世界上所有父母降低生育率到代际更替水平，总人口的数量在最终稳定之前还有持续几十年的增长。人口惯性还有反向的作用，即如果其随后产生的人口拥有较低的生育率，总人口的衰减会非常迅速。发达国家大大低估了人口惯性在人口萎缩过程中相反的巨大作用，没料到老龄化和少子化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

五是经典的增长理论对人口重视不足。现行的主流经济学是在二十世纪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形成的，当时人口并不构成对增长的限制。从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开始，一直到哈罗德-多马、索洛等，往往将劳动力视为无限供给，不区分人口与劳动力，忽略年龄结构，相反由于储蓄和投资不足，更强调资本积累对增长的作用。但他们都没有料到，在人口转型之后，出生率随收入增长不升反降，老龄化和少子化日益严重，人口早已成为制约增长的首要因素，而经济理论却没有跟上现实的变化。

（二）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识模糊

尽管世界人口转型已有两个世纪，但人类还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转型周期，而人口与经济社会的互动关系如此之复杂，也使得人类对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认识模糊此

一是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本身就复杂。首先，人口通过矛盾的方式影响经济。人口增长可能抑制资本深化（即导致人均资本减少），导致经济减缓；也可能通过鼓励和促进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其次，人口与储蓄的关系模糊。因为：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独立于人口而变化；居民中，如果储蓄主要源于富有家庭，则其存钱也多半不会考虑要抚养多少孩子、赡养多少老人；老龄化与储蓄的关系也不确定，人们为应对即将到来的老年会多存钱，但随着老去钱会花光；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储蓄会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上升而下降。第三，经济增长不是人口增长的独立变量。有人说人均GDP增长等于GDP增速减去人口增速，由此认为人口增长会拖累人均GDP增长。但事实上，人口增长既影响水平，也影响有多少人共享这一水平的GDP，并且今天出生的孩子是未来的劳动力，而这会影响产出水平。

二是人口转型阶段不同，对经济的作用也不同。在人口转型的第II阶段，人口快速扩张，并超越资本扩张的速度和资源环境承载的能力，此时人口的过快增长不利于经济，这就是目前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情况。在第III阶段，人口红利彰显，此时人口的增长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促进经济，要看政策是否得当。在第IV阶段，老龄化和少子化加剧，人口增长缓慢甚至萎缩，劳动力日益短缺，此时人口增长对经济极为重要，这也是日、意等国当前的困境。因此，如果将不同阶段不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检验，结论可能是矛盾和模糊的。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似乎有点像物价。过快增长不好，萎缩更糟糕，也许就像温和的通胀一样，适度、可持续的人口增长才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

三是混淆了人口增长的短期成本和长期收益。短期看，人口增长带动少儿抚养比上升，对人均收入的初始影响是负面的，但中长期看可促进创新、提升效率，有利于经济增长和收入提升。许多经济学家也认为，阻碍发展的不是储蓄不足，是缺乏投资意愿，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市场扩大刺激了投资。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人口增长的初始负面影响在50年内已被抵消了。

四是劳动力、老年抚养比（赡养率）与经济更相关。人口包括老年人、劳动人口和少儿。其中，老年人处于生命周期的净消耗阶段，与经济负相关；劳动人口提供劳动、创造产出，与经济正相关；少儿也是净消耗，会拖累当期经济，但提供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有利于长期增长也因此，将人口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与经济的关系，结论是模糊的。可行的方法是将劳动人口或老年人抽出来，这样看得更清楚。

（三）高估了人类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能力

一是高估了教育和科技的作用。为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导致的劳动力日益短缺，发达国家想到的一个办法是重视教育以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科技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可以缓解经济停滞，但难以逆转，并且人力资本红利也可能有尽头。以日本为例，上世纪七十年就提出科技立国，很早就意识到要通过教育和科技进步应对老龄化；研发支出占比例持续超过3%，平均高于美国0.5个百分点；至今已有22位本土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庞大科研队伍的冰山一角），而这只有在其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时间足够久、力度足够 大、人员足够多时才可能出现……。但即便如此，日本1990-201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仅提高2.6年，全要素生产率从美国的74.5%下滑到70.3%，1990-2018的29年间GDP增速平均仅为1.1％。这表明在老龄化和少子化面前，教育和科技依然单薄。

二是高估了鼓励生育的效果。为应对人口转型后的少子化，发达国家普遍大力鼓励生育，但总和生育率提高幅度有限甚至下降，至今仍远低于2.1的代际更替水平，提高生育率比想象难得多（见表1）。日本1990年代以来就开始鼓励生育，推出各种天使和新天使计划，2004年以来进一步完善生育补贴保障政策，但由于错过生育调整最佳时机，总和生育率仅从2005年的1.26提高至2015年的1.45，2019年重新回落到1.36。少数发达国家总和生育率能够恢复到2.0以上，有移民的因素。

三是高估了养老保障制度的作用。发达国家很早就建立起养老保障制度，但不足以应对老龄化危机。这是因为：首先，养老制度本质上是一个收入分配安排，是将财富从劳动人口转移到老年人、将支出从现在转移到未来，不会增加财富总量和产出能力。其次，养老医疗等福利支出降低了储蓄和投资，削弱了经济的长期增长。格林斯潘就曾指出，如果没有老龄化导致的高福利支出，美国和世界经济增长会好很多。第三，养老制度改革内容多、难度大。包括构建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筹资模式改革（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积累制）、调整养老金参数（如养老金替代率、退休年龄、缴费率）等。改革中还会遇到巨大的阻力、社会动荡甚至革命。

四是高估了养老产业的作用。有人说，养老健康等产业的发展，扩大了总需求，催生出新机遇，能弥补老年人产出损失并推动经济增长。这局部看正确，但全局看不对。因为：养老健康等“银发经济”发展了，但其他产业萎缩更大；老龄化也许会扩大需求侧，但劳动力减少对供给侧的冲击更大；老年人消耗大于产出，是负储蓄、负产出。

（四）资本扩张和移民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一是资本积累和扩张。发达国家为应对劳动力减少和工资上升，逐步用资本代替劳动，为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想到了利用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匹配其过量资本。为此，发达国家以跨国公司海外扩张为抓手，实现其过剩产品和资本输出，攫取更高的资本收益。

事实上，发达国家的这一战略极其成功。以老龄化严重的日本为例，其在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间在海外又缔造了一个日本；每年从海外汇回国内的资本收益，是其生产总值的3-4%左右，这笔钱成为其养老的重要资金来源。

二是移民。尤其是美国，其通过技术移民，引进了国内短缺的高技术和专业人才；通过投资移民，增加了国内资本和财富积累；通过年轻人移民，解决了劳动力短缺，并使得人口年龄结构更为年轻。据联合国数据，2010-2020年，有36个国家或地区的移民净流入超过20万，其中超过100万人的14个均为高收入或中高收入国家；十年间，德、意、日等九个国家的净移民减弱了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的负面影响，其中德、意等甚至维持了正增长。

四、我国的人口转型

（一）我国的人口结构演变

1.1950年：金字塔

建国以来，我国逐渐进入人口转型的第II阶段，人口死亡率快速下降，但出生率仍维持高位，导致人口快速增长。人口总数从1950年的5.5亿迅速增长至1960年的6.6亿、1970年的8.3亿和1980年的9.9亿。这一时期的人口结构呈金字塔形，即顶部的老年人少，中部的劳动人口、尤其是底部的少儿多（1950年，我国老年人口占4.4%，劳动人口占61.6%，少儿人口占34.0%（见图2-a））。这与十九世纪的发达国家，以及目前的许多非洲国家是一样的。

在金字塔的人口结构下，老年人占比少，其净消耗可由源源不断的、庞大的劳动人口的净产出来支撑，因此人口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威胁28。但此时高出生率导致少儿抚养比较高，拖累了经济增长。

2.2019年：长方形

目前，我国处于人口转型的第Ⅲ阶段，即人口死亡率进一步下降，人的寿命变长（老龄化）；而出生率随着收入进一步提高和较长一段时间计划生育的影响，呈加快下降趋势（少子化）。这导致我国人口继续增长，但增速明显趋缓，同时金字塔顶部的老年人占比增加，底部的少儿人口占比减少，人口结构从建国初期的金字塔形转变为目前的长方形（2019年，我国老年人口占12.6%，劳动人口占70.6%，少儿人口占16.8%（见图2-b））。

在长方形的人口结构下，我国老龄化程度上升，这导致GDP增速持续下降，经济进入新常态。但由于我国老龄化还没有发达国家那么严重，老年抚养的负担虽快速增加，但尚能维系；生育率虽持续下降，但在现阶段表现出来的作用仍是减少了少儿抚养的负担（即所谓人口红利）；而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仍处在工作年龄阶段。因此，我国目前仍然能够维持6%左右的较快自然增长。

3.2050年：倒金字塔

未来，我国将很快完成从人口转型第III阶段向第IV阶段的过渡。据联合国测算，我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14.6亿的峰值后趋于下降，2050年降为14.0亿。同时老年人占比继续增加，少儿和劳动人口占比继续减少，长方形的顶端进一步变宽，底部进一步变窄，人口结构将变为倒金字塔形（预计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占26.1%，劳动人口占59.8%，少儿人口占14.1% （见图2-c）。

这意味着我国未来净消耗的老年人口占比逐步上升，加上少儿人口占比（当期也属净消耗），可能接近净产出的劳动人口占比，社会总消耗逐步上升，这将拖累经济增长。同时，代表社会最大负担的老年人进入资产清算阶段（即老年人通过卖房、卖股票、卖债券来维持生活），且比例接近买房、买股票、买债券的劳动人口，这可能导致资产清算压力上升，资产价格承压。

（二）我国的人口转型不同于发达国家

1.人口转型更快

一是人口转型期短。与发达国家人口转型持续一、二百年相比，我国从建国后逐渐开始转型，预计到2035年左右进入第IV阶段，前后也就八十年。因此我国从人口膨胀到人口趋少、从就业压力到劳动短缺，时间更短、转变更快。这意味着我国远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长的时间来做准备。

二是人口红利期短。以总抚养比小于50%作为人口红利的判定界限，我国1995年降至50%以下，2019年为41.5%，预计2030年超过50%，显示人口红利还有十年；另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还有约十年退休，所以说人口红利还有十年。但总共算起来，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只有35年，这与日、韩、加等发达国家相比，都要更短八。

2.老龄化更严重

一是老年人规模大。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8827万，占比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该数据分别为1.76亿和12.6%。中国老年人口规模长期居于世界第一。

二是老龄化速度快。联合国数据显示，1990-2019年，世界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速为2.7%，发达国家为2.1%，而我国为3.2%，预计未来二十年都将快于世界平均增速。2000-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从7%上升至12.6%，预计2022年超过14%，由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32。这一过程仅用22年，远快于最早进入老龄社会的法国（140年）和瑞典（85年），也快于美国（72年）。

此外，发达国家老龄化通常发生在高收入阶段，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多在二千美元以上，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时多在三万美元以上（见表2），但我国该数字分别为约一千和一万美元。

3.少子化更严重

1950-2019年，我国迅速从高生育率国家转变为低生育率国家（其中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并持续走低），总和生育率从6.71下降至1.70，减少5.01，同期美、日、英、法则分别减少1.28、2.08、0.33和1.00。

我国生育率下降更快，除了有收入上升导致生育机会成本上升的原因外，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计划生育加速了生育率的下降；家庭资源集中于独生子女，抬高了养育成本，降低了妇女生育意愿；育龄妇女减少、生育窗口期缩短，也带动生育率加速下降。

（三）人口转型给我国带来挑战

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给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转型更快，过渡期更短，老龄化和少子化更严重。这意味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我国极有可能面临比发达国家更严峻挑战。

1.经济增长放缓

一是劳动力减少。我国近四十年的经济增长，核心是改革开放使得人口红利能够转化为生产力。近十年来，经济进入新常态，潜在产出下降，与2010年以来劳动人口转升为降直接相关。预计2020-2050年间，劳动人口将以每年超过0.5%的速度逐年下降，2050年比2019年下降15.2%。从劳动人口占比看，2010年为74.5%，2019年降至70.6%，预计2035年为64.6%，2050年为59.8%（见图3）。

二是养老负担重。一方面，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2019年为17.8%，预计2035、2050年分别为32.0%和43.6%。如果按60岁退休需抚养算（即不延迟退休），这一比例分别升至49.8%和67.6%，这意味着届时一个劳动力需抚养0.5个和0.7个老人。另一方面，政府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快速上升。2019年为5.3%，较1990年上升4.5个百分点。未来随着老年抚养比上升，这一支出将继续增加（见图4）。

三是面临三低一高。我国人口结构趋向长方形甚至倒金字塔，意味着消耗的人多、产出的人少，也意味着存在经济停滞、物价疲软、资产价格通缩的压力。这很像目前日、意等国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负债的状况。而且我国的情况可能更严重，因为人口转型更快、老龄化和少子化更严重；值得警醒的是，如此精干的日本在老龄化和少子化前也只能无奈地面对失去的二十年。

2.与美国仍有差距

在我国加速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同时，美国由于移民等原因，人口却在发生有利的变化。

一是我国人口数量趋降而美国上升。联合国预计，2050年美国人口将比2019年增加0.5亿，增长15%38；而同期我国将减少约3200万人，下降2.2%。

二是我国劳动力减少而美国增加。从劳动人口数量看，预计2035和2050年，我国分别比2019年下降4.6%和15.2%；而同期美国分别增长2.4%和7.7%。从劳动人口占比看，2019年中、美分别为70.6%和65.2%，我国比美国高5.4个百分点；而2035年，这一差距缩小到3.2个百分点；2050年，我国转而比美国低1.3个百分点（见图5）。

三是我国养老负担相对于美国快速加重。从老年抚养比看，2019年中、美分别为17.8%和24.8%，中国比美国要低7个百分点；而2035年，两国基本持平；2050年，中国转而比美国高7个百分点（见图6）。

四是我国人口结构与美国相比有差距。到2050年我国的人口分布中，底部的少儿和中部的劳动人口均窄、顶部的老年人宽，而美国的底部和中部均比中国宽得多，顶部则更窄，这与2019年的状况相比几乎掉了个（见图7、8）。

如果说过去四十年我国缩小与美国的差距，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人口红利，那未来三十年要靠什么？这值得我们深思。

3.中印差距缩小

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要快于印度。但近几年，随着印度后发优势显现和我国人口红利消退，印度经济增长已趋势性地接近中国（见图9）。更为重要的是，十年后我国老龄化和少子化更加严重，而未来三十年印度的人口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一是人口超过我国。联合国预计，印度将在2027年左右超过我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2050年，印度人口将比2019年增加2.7亿，增长19.7%，分别超过我国约2.4亿人和17.1个百分点。

二是劳动力超过我国。从劳动人口数量看，2019年中、印分别为9.9和8.8亿，我国比印度还多1.1亿；2035和2050年，印度分别为10.6和11.1亿，比我国多1.2亿和2.7亿。从劳动人口占比看，2019年中、印分别为70.6%和67%，我国比印度多3.6个百分点；而2035和2050年，印度分别为68.5%和67.8%，分别超过我国3.9和8个百分点，优势明显扩大（见图5）。

三是养老负担比我国轻。2019年，印度老年抚养比低于我国8.3个百分点；而2035和2050年，这一差距扩大到18和23.3个百分点（见图6）。2019年，印度老年人口占比仅为6.4%，低于我国6.2个百分点，2035和2050年，这一优势扩大到11.1和12.3个百分点。

四是人口结构优势明显。2019年印度的人口结构分布中，顶部老年人比我国窄得多，中部劳动人口更宽（见图7）。到2050年这一优势继续扩大，印度不仅顶部老年人比我国窄得多，中部劳动力宽得多，而且底部少儿部分更宽，显示其2050年后劳动力更充沛、增长潜力更大（见图8）。

由于印度经济增长已趋势性地接近我国，并且至少在未来三十年，其人口优势还将进一步扩大，如果政治经济措施得当，人口红利将更显著地迸发，中印差距将缩小。

五、我国的应对

我国从建国初期开始逐渐进入人口转型以来，至今有70年。为应对转型带来的人口膨胀，我国实行了较长时期的计划生育，有效控制了人口规模，缓解了就业、贫困和资源的巨大压力，促进了经济增长，维护了社会稳定。

当前，我国即将由人口转型的第III阶段过渡到第IV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由人口膨胀，转变为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和渐行渐近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危机。实际上，本文前面的分析都是基于联合国相关统计和预测。有专家认为，联合国的预测偏乐观，高估了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换言之，我国人口转型带来的挑战，可能比本文前述分析还要更大。因此，我国要认清形势变化，深刻吸取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牢牢抓住宝贵的时间窗口，转变观念、综合施策、有效应对。

（一）应对之道

一是心存敬畏，保持谦逊。人口转型对人类来讲是个新鲜事，目前也只有发达国家相对完整地经历了转型过程，并切实体会到老龄化和少子化带来的灾难。但即便如此，发达国家也没有经历完整个周期，对老龄化和少子化之后的人口转型和互动规律认识得还不够清楚，也承认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因此面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危机，我们当然需要敢于担当、克服艰巨的勇气，但更要保持对自然、历史规律的敬畏。

二是转变观念，时不我待。要深刻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要认识到我国人口形势已经逆转，灰犀牛越来越近；要认识到人口红利当时是好东西，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要认识到人口惯性的巨大反作用力，转型后人口衰减的速度将超乎我们的想象；要认识到人口虽然是慢变量，但有加速发展、难以挽回的特点；要认识到教育和科技进步远不足以弥补人口的下降。应抓住当前生育政策对部分居民还是硬约束的时机，全面放开生育，及时释放其较高的生育意愿。若稍有迟疑，将错失以生育政策应对人口转型的宝贵窗口期，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

三是未雨绸缪，久久为功。虽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有点像物价，但不同的是，人口惯性是跨代际的力量，其力道比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要强得多、久得多。如果把价格比作汽车，那人口就是油轮，刹也刹不住，动也动不了，用调控经济的思路去应对人口转型，多半事与愿违。所以一定要有提前量，并且搞得多多的，这样才不至于积重难返；一定要坚持，这样才有成效。

四是综合施策，系统推进。应对人口转型这种大课题，单一政策难以奏效。不仅要放开生育，而且鼓励生育；不仅优化生育政策，而且完善养老制度；不仅注重国内劳动力转移和利用，而且鼓励走出去利用其他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甚至尝试学习发达国家的移民不仅多生孩子，而且注重储蓄和投资；不仅强调要素积累，而且重视科技进步和规模经济，以弱化要素积累导致的边际收益递减；不仅采取短期政策，而且注重长期治理，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五是生育为本，养老为辅。养老制度改革，本质是收入分配，解决金字塔顶部变粗的问题；而放开和鼓励生育，可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和养老来源，解决金字塔底部变窄的问题，因此要以提高生育率为本，搞好养老金可持续、做好养老产业为辅。

（二）应对之策

老龄化意味着净消耗，少子化意味着没产出，那很自然的应对方法就是储蓄。放开和鼓励生育，是劳动力的储蓄；储蓄和投资，是资本和产出能力的储蓄；完善养老体系，是财富的储蓄；教育和科技进步，是生产率的储蓄。

一是全面放开和大力鼓励生育。出生率取决于育龄妇女占比和生育率，前者受历史人口状况的影响，改变起来难度大；后者受当前妇女认识的影响，提高起来见效相对快。一方面要全面放开生育（三胎及以上）。不要再犹豫观望已有政策效果，要趁着现在部分居民想生又不让生时放开，等到大家都不想了再放，则没了用处。另一方面大力鼓励生育。要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遇到的困难，让妇女敢生、能生、想生；倡导生育不仅是父母和家庭的事，而且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二是重视储蓄和投资。首先要高度警惕和防止储蓄率过快下降的趋势。要清楚我国不仅肩负发展的重任、而且面临沉重的养老负担，要明白没有积累何来增长。其次要认清消费永远不是增长的源泉。要明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要清楚发达国家消费率高有历史原因,其力图改变、但回天无术，因此不要以此为学习的榜样。第三要重视投资。要扩大国内中西部的投资，虽然我国总体的资本边际收益持续递减，但中西部的机器换人仍大有可为；要扩大走出去，尤其是亚非拉的投资，因为这些地区提供了大量的、仅存的人口红利。

三是推进养老改革。首先，养老制度要由即时支付型转为储蓄型。我国现有养老体制的初衷是考虑了储蓄养老的长远需要，但实际执行下来变为现收现付的Pay As You Go。这在人口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尚能勉强维持、也简单易行，但遇上人口转型带来的老龄化危机，则难以应对。其次，区分基本保障和个人账户。绝大多数人混淆二者并将二者置于养老金下统一讨论，给我们的认识和行动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实际上，两者的目的、产品性质、资金来源、缴费标准等都有根本不同。从目的看，前者是为了构建社会基本保障网，后者是为了解决短视造成的跨期配置；从产品性质看，前者是公共产品（全覆盖、无差别），后者是市场化产品（有差异、有激励）；从资金来源看，前者应财政兜底，后者则由企业和个人缴纳，政府不应补贴；从缴费标准看，前者是保基本，不应标准过高（基本而非奢侈），后者则可根据企业和个人条件、需求而变换缴费率和养老金待遇标准。第三，妥善解决转制成本。在区分基本保障和个人账户的基础上，适度扩大个人账户；发行特别国债补充转制成本，保持个人养老金缴费、支付连续，实现平稳转制。第四，多项制度配合。有人认为养老改革可很快实现转轨，实际上任重道远。改革要么降低养老金标准，要么多付出劳动，以实现养老金可持续。前者可降低替代率，杜绝退休工资拿得比在职高的现象；后者可延长退休年龄， 但要早做，拖得越久，越难解决儿养老改革也需以税收制度完善、企业年金法律体系健全、养老金资产管理机构能力提升、居民养老保障和投资管理意识增强等为保障。

四是促进教育和科技进步。未来我国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不是一句空话，而需要实实在在的支持。首先环境宽松。要抓主要矛盾，把握好创新与监管的平衡。其次建立基本的社保体系。创新要冒风险，如果人们知道即便失败，也有饭吃、有房住、有病看，就会敢冒险、敢创新。第三控制房价。创新创业靠的是年轻人，但其多半没钱。一个城市房价太高，把他们都逼走了，何谈创新。这是深圳过去超越香港的主要经验，未来也有可能成为限制其长远发展的障碍。第四重视教育。要重视母亲和少儿的教育；重视基础教育，提升教育覆盖面、教育公平性5%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和科技进步周期长、见效慢、不可控（熊彼特也认为创新性破坏难找规律），因此我国当前还是要以人、财、物的储蓄为本，教育和科技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