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产生叠加效应，加速了国际秩序的重构。与全球治理的失序相比，中日韩与东盟各国在疫情期间“抱团取暖”，疫情联防联控的国际合作迅速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功缔结，东亚朝向务实合作的方向积极发展。新冠疫情对东亚的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东亚在公共卫生治理、经济复苏、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将对构建新的地区主义的东亚秩序发挥推动作用。

一、新冠疫情与东亚合作的前景

早在1968年，约瑟夫·奈就指出地区主义（regionalism）可谓民族国家和不愿意成为一体的世界之间的中间站（a halfway house）。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的进程推动了解决区域问题的新地区主义的蓬勃发展。区域或次区域组织连接各民族国家，发挥出一定的全球治理功能，以欧盟、东盟和中日韩、南共体（SADC）等区域为单位的新的全球治理结构，同传统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全球治理体系并存。人们早已意识到，地区主义之下的一体化进程符合东亚各国利益，在经济、环境、安全等领域都可以带来切实的收益。早在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建议成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主张由东盟同中日韩进行经济合作。2004年第八届“10+3”领导人会议宣布将“东亚共同体”建设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

但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面对领土领海问题、历史认识问题、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等因素，尤其受到美国维护亚太/印太区域霸权的影响，能否构建地区主义的东亚秩序，人们对此一直并不太乐观。在中国学术界，有学者在2012年指出，东亚地区距离“东亚合作”呼吁的“东亚共同体”目标不是近了，而是远了；有观点认为，2010年以来美国重返东亚导致地区变局，东亚秩序处于变动之中，东亚难以在短期内建立起真正能够体现各主要国家意愿的地区秩序；还有学者判断，东亚已经出现中美两极格局的现实，东亚秩序的未来将直接取决于中美在此问题上的战略互动。

然而，疫情改变了人们对东亚秩序的预期，东亚合作产生积极变化，值得关注。一方面，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的狭隘利己主义，美国国际形象一落千丈，全球制度性权力严重受损。面对疫情的全球流行，美国不是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反而攻击并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在东亚疫情防控合作中更是处于“缺席”状态。另一方面，东亚的地区主义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中则发挥显著作用。东亚合作成效明显，在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背景下，东亚仍然成为全球唯一经济正增长的地区。传统的热点焦点问题，如朝核问题、历史认识问题、领土领海问题，退出东亚的优先议程，从显著对立对抗的领域，变成有效管控分歧的领域。

当然，在讨论东亚秩序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无视作为域外大国美国的作用。依据美国学者从现实主义视角的观察，欧洲、东北亚、波斯湾三个地区对美国有着战略上的重要地位，美国的原则是防止任何国家主导这些地区，正如美国对西半球的主导一样。尽管拜登上台后的美国将会重启印太政策，重返多边主义，但是外交调整到位尚需时日。人们正在观察，美国的新印太政策，是否能和东亚的地区主义兼容？美国是否还坚持不合时宜的霸权主导地位，加剧大国竞争，甚至引发中美两极对抗？朱锋曾撰文提出，东亚区域安全构造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之间如何管理战略竞争，以及区域内国家如何对中美战略竞争做出选择。事在人为，不仅是东亚的安全秩序取决于有关国家的选择，其他领域的东亚秩序也是如此。展望后疫情时代的东亚秩序，既不会重归美国治下的霸权秩序，也不可能回到传统的中华秩序，而基于地区主义、多边合作的东亚共同体将会迎来发展新机遇。

二、东亚公共卫生国际治理

东亚各国业已形成共同抗疫的合作机制，在后疫情时代将继续发挥作用，服务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助力地区和国际抗疫合作。

首先，是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框架下的政府间抗疫合作。东盟提出“团结协作、主动应对”，早在2020年4月14日即倡议举行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各方在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提高公共卫生治理水平、推动东亚尽快恢复经济发展三个方面达成一致。中日韩三国先后举行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运输和物流部长特别会、财长和央行行长会、知识产权局局长会，以及两次卫生部长会，就疫情信息共享、抗疫措施合作、出入境人员管理、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经济恢复等保持协同。对此，2020年5月24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评价：“中日韩三国联合抗疫，为全球抗疫树立了样板，也为国际社会增添了信心。”

其次，是以“友好城市”为纽带的地方层面的抗疫合作。截至2017年底，中日友好城市数量为251对，中韩友好城市为182对，日韩分别是中国第二、三友城结交对象国。无锡市与日本丰川市、柳州市与日本茨城县阿见町、上海市与韩国釜山市、威海市与韩国仁川市等友好城市之间都有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佳话，增进了两地、两国间的友好感情。在后疫情时代，“友好城市”之间在防疫经验、信息共享、文化交流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拓展合作的空间。

再次，东亚国家的成功经验，也为全球抗疫提供借鉴。有研究发现，有效控制疫情的国家具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大多是东亚国家，如中国、韩国、新加坡，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日本，都具备集团主义的精神，有利于调动公众的公益心和积极性，配合政府的疫情管控。二是这些国家倾向于运用技术手段，收集数据，控制疫情，动态跟踪。韩国国际发展合作协会会长、首尔大学教授权赫周指出，东亚国家限制国际旅行、大范围的检测追踪和隔离等果断措施，良好的社会保障网络建设经验，都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国家应对疫情的成功经验，具有一定的地区公共产品的特点。

三、东亚经济的务实合作

2021年1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世界经济率为-3.5%，2021年增长5.5%，2022年增长4.2%。世界经济遭遇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甚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关于2021年的预期，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是4.3%，而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最高，为8.3%，其中中国8.1%，日本3.1%。2020年，东亚经济体都受到疫情的较大冲击。仅以日本为例，根据日本内阁府2021年2月15日发布，2020年GDP同比减少4.8%，是1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原定2020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推迟乃至取消，筹备奥运的巨大成本很大部分付诸东流，对日本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正因为如此，东亚各国都在期待经济务实合作能够激发区域优势，早日实现经济复苏。

（一）加快东亚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将是后疫情时代东亚合作的重要内容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的趋势因疫情的全球蔓延得以加速，各国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其中，也有东亚国家采取缩短产业链、供应链的空间距离的措施，但这并非意味与邻为壑的经济“脱钩”。例如，2020年初，一度传出所谓“日本政府鼓励日企撤离中国”的说法。对此，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有关负责人解释说，日本的补贴政策并非专门针对中国，而是针对全球，也不是鼓励撤离，而是包括保留在别国生产线的同时，在日本另建新工厂的情况。实际上，东亚经济的复苏，得益于区域中已经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联系，今后相互依存度还将进一步提升。从顺应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角度看，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产业和新业态，中日韩有深化产业合作的强劲动力。

（二）RCEP将对中日韩一体化产生积极影响，与建设更高水平和质量的中日韩自贸区产生联动效应

中日韩合作是东亚合作的重要动力源。中日韩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5%，分别居世界第2、3、12位。但自2002年中日韩自贸区构想提出以来，受各种问题干扰，谈判进程迟缓，直到2018年才重回正轨。在RCEP框架下形成的自贸区安排，让中日、日韩之间在未签订双边自贸协定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自贸关系。2020年11月24日，中日外长一致表示，将共同推动RCEP协定早日生效，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及区域合作进程。RCEP的达成，有利于日韩领导层作出最终决断，更积极地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协定的早日达成。

（三）东亚各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愿景，将同东亚合作实现更密切的互动

东亚地区一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地区，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韩国文在寅政府提出“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的目标，设立“环东海经济带”+“环西海经济带“+“贯通半岛东西部经济带”三个经济带，同朝鲜一道建设南北经济共同体，同时与东北亚地区推进广泛的经济合作。日本试图在亚洲扩大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覆盖国，同时一直努力和美国的印太战略保持协调。朝鲜也存在全面解除经济制裁、参与东亚合作的动力。金正恩执政以来提出“并举路线”，在获得相对稳定的自身安全后，重点建设“经济强国”。2021年1月朝鲜劳动党八大提出，经济建设是“最重要的革命任务”，要求集中力量抓好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在后疫情时代，面临经济复苏的重任，东亚国家更有意愿将本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同东亚合作相互衔接、相互协同。

四、东亚社会的民心相通

相比欧美疫情的持续肆虐，东亚各国疫情防控取得了相对成功。强调集团主义、重视合作共生、赞赏个人自律、认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东亚文化，是防控疫情的积极因素。东亚社会本就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李光耀的“东亚价值观”、森岛通夫的“新儒教概念”等，都可视为构建区域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在后疫情时代，从文化角度建构地区主义的东亚秩序，需要弘扬东亚“共生的文化”，建构东亚“共同的历史”，推动人文交流，实现民心相通。

（一）弘扬东亚社会“共生的文化”，建构“共同的历史”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倡导构筑“东亚抗疫共同体”，正是“共生的文化”促进了东亚各国的抗疫合作。他认为，欧美同东亚的哲学有所不同。欧美是非正即负、非零即一、非正即恶的世界观，但亚洲有着大家合作、互相帮助、共同生活的“共生的文化”，促进了中日韩的抗疫合作。除去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不幸的历史，“共生的文化”不仅助力东亚的抗疫合作，也是东亚三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常态。

当前，东亚有识之士正在推动共同历史研究，铭记历史教训。2005年以来，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已经出版《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2015年又启动了第三次共同历史教材的编纂工作。我们还可以借鉴“共有的历史”（shared history）的视角观察东亚的国际史，从历史中找到更多共同合作、开创未来的动力。“共有的历史”范式的核心是“分享”和“共有”，着眼于中外人民共同的历程及追求，侧重文化范畴，强调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运用“共有的历史”的视角，人们可以看到，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日邦交正常化、中韩建交、冷战终结等背景下，东亚各国通过交流合作，实现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各领域共生、共存、共赢，而绝非是分歧、冲突、对抗的“零和游戏”。

（二）“官民并举”推动人文交流，实现民心相通

后疫情时代的东亚合作，不仅要有在政府层面的“官方”合作，民间层面的人文交流（people-to-people exchange）也至关重要。例如，留学生已经成为中日韩合作的重要纽带。在中国疫情最严重时期，在韩、日的中国留学生和团体心系祖国，通过捐款、捐赠口罩等助力国内“抗疫”；疫情在东亚扩散后，他们又积极推动中日韩民间交流，消除社会上的误解和偏见。又如，文化层面的交流合作，也有助于增进彼此的理解认同。定居在南京的日本导演竹内亮，拍摄纪录片《好久不见，武汉》《后疫情时代》，介绍了中国抗疫的真实故事，以其外国人客观视角深得好评。2020年底，中日韩三国共同发布2021年“东亚文化之都”当选城市，包括中国的绍兴市和敦煌市、日本的北九州市、韩国的顺天市，这是三国文化领域合作的重要项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介绍：“‘东亚文化之都’评选、文化产业论坛、‘悟空杯’中日韩青少年漫画大赛等品牌项目按计划顺利实施，有力促进了三国人民的交流和友谊。”

总之，东亚的共同抗疫，带来了人们对东亚秩序更加乐观积极的新预期。后疫情时代，在公共卫生治理领域，东亚合作机制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并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新典范。在经济务实合作领域，东亚各国将加快东亚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推动东亚自贸区落地，深化经济相互依存。在民心相通领域，抗疫经验增进了人们对东亚文化价值与治理模式的信心，通过弘扬东亚“共生的文化”，建构东亚“共同的历史”，将进一步增进民众的东亚认同。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认同（identity）在国际政治中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建构主义就是认同政治理论，而建构集体认同取决于四个主变量，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在后疫情时代，东亚经济的相互依存、抗疫的共同命运、文化的同质性将更加显著，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东亚秩序，前景也将更加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