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崇：我们在所有的历史叙述中都不可避免有这样一种倒叙倾向，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通过“倒放电影”的方式，凸显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

从倒叙的视角来看，经历了漫长的19世纪及1840年以来的百年屈辱史，我们习惯于把马戛尔尼来华看作中西秩序剧烈碰撞的开端和代表性事件。但在当时1790年代的大图景中，中英这次交流是波澜不惊的。在清廷看来，马戛尔尼同朝鲜、越南、暹罗等国的代表没有根本区别。

从民国时期开始，已经有学者注意到马戛尔尼事件，并认为那是中国错过了一次迈向近代文明的机会。直至1980年代末，法国政治家、学者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出版《停滞的帝国》一书，国际学界对马戛尔尼访华的重视程度达到了高峰，普遍将其视为当时世界最强大国家和天下唯一文明国家的相遇，甚至是“东方与西方的首次撞击”“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全面遭遇”。

直到今天，我们仍常常批评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态度，天然地认为这是清朝错失了一次走入近代文明社会的机会。这是因为我们通过了解后世的历史，接受了马戛尔尼所代表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话语和文明标尺，却忽视了“叩头事件”背后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

拿破仑在兵败后被流放关押于圣赫勒拿岛时曾说，只有尊重一国之风俗，你方可让自己的风俗更得尊重；而在一国之内对其国君恭行仪节，也是非常合适和受人尊敬之事。

再如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到中国广州开展贸易，我们将之视为中美相遇的标志，但事实上这一年在广州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大事，十三行的贸易体系运转得非常完善。人们习惯于批评晚清朝廷总是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认为马戛尔尼“叩头事件”是中国的错，没有利用好“中国皇后号”来华的历史机遇也是中国的失误。实际上，这是倒叙视角看历史的常见弊端，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体现。

同时，人们也容易忽视诸如清廷官派留学生赴美留学，这一历代封建王朝从未有过的官方行为。我们不应用倒叙的视角把清朝“打扮”成一个想象中的样子，而是应该回到当时去看清朝整个外交秩序的样子。

中新社记者：从1784年“中国皇后号”来华贸易，到1898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前，美国在列强当中算是对清朝相对温和的。为何在1898年美国占领菲律宾后，对中国的态度会产生明显转变？美国在此后中西方的对话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王元崇：1784年的“中国皇后号”是美国独立后第一艘抵达中国的商船，这并不是美国政府主导的官方行为，而是商人出于对富饶中国的向往。直到1844年中美两国签订第一个正式条约《望厦条约》、建立官方外交关系，此间60年都被学界称为“旧对华贸易”（Old China Trade）时期。

在此期间，美国从1823年起采取“门罗主义”，其外交着眼点主要在美洲，将之视为自己的后花园，防止欧洲列强介入美洲事务成为重中之重。整个19世纪的前中期，从1803年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州，到1845年得到得克萨斯州，再到1850年、1859年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先后加入联邦，美国才进入加速扩张阶段。这种扩张的理念牢牢地建立在所谓文明差序的逻辑上，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而非仅仅是地理上的西进。

人们通常将这一时期美国的向西扩张称为“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或“西部扩张”（Westward Expansion），但实际上，美国一般历史教科书上很少使用这两个词，而是将其称为“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即上帝赋予美国将自身文明和制度推行到其他地方的使命。

在高歌猛进、风起云涌的西进中，美国自身经历了波澜壮阔的重新塑造。但1861年至1865年，美国陷入了南北战争，客观上对于中国、东亚都无暇他顾。在“战后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美国联邦政府权力获得空前加强，大量华工的涌入也为美国补充了亟需的劳动力。横贯美国东西的铁路网在这一时期建成，促使其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得以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工业实力迅速提升，财富实现巨大积累，进入了所谓“镀金时代”（Gilded Age）。

资料图：华工在美修铁路。截图自央视新闻

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Turner）发表了著名的“边疆假说”，在理论层面将美国西进的历史合理化，从学术层面为美国向西扩展其“文明”模式的“昭昭天命”观念提供了论据。1898年，美国战胜西班牙，夺取了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等地，并开始以此为据点介入亚太地区事务。同年，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很快又兴起，在列强藉此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美国很快成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入侵了中国。

从1861年首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入驻北京到1911年清朝灭亡，这50年间中美两国的高层交往几乎为零。从1899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美国全面退出中国大陆，其直接介入中国内政的50年间，在贸易方面获取了巨额利益，将西方文明引入中国的努力也产生了巨大效果。至于美国在“昭昭天命”下试图改变中国发展轨迹的宗教尝试，则算是彻底失败了。

中新社记者：美国历史上多数时期对华侨华人都能善待，但也有过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近年来，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反华情绪有所抬头，今年以来更是发生了多起歧视亚裔的严重犯罪事件。您怎么看美国社会对待华裔群体的态度转变？

王元崇：我们常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实际上这不仅是列强同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扩大贸易范围之门，也打开了人们容易忽视的一扇对外移民之门。这个大门一经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

19世纪后期的排华惨案并非遍布全美。1848年，西海岸的加州发现金矿后，美国全国随之兴起了一股“淘金热”，其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激增导致中国华南地区的华人大量涌入这一地区，后来的排华惨案大多发生在那些华人比较聚集的地方。1882年的《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特定种族和民族制定和实施的联邦反移民法。这一臭名昭著的法案通过后，美国针对华人明目张胆的暴力犯罪直线上升，例如在1885年怀俄明的石泉惨案中，大约有150名白人煤矿工人向华工开枪，并抢掠和焚毁了华工居所，造成28名华人遇害、15人受伤。

我们在讨论这些现象时，应该考虑到其中的复杂性。美国人看中国也因人而异，个体差异很大，很难一概而论。今天的中美两国其实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集体记忆从哪里来。美国人当代历史记忆的形成，基本上是在20世纪后半期而非《排华法案》出台的19世纪后半期，他们中的一些人之所以仇视华人、对中国持负面印象，很大程度上是受20世纪后半期美国在冷战中的动员宣传影响，对中国形成了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妖魔化的印象。这种集体记忆已在一些美国人当中完成了代际转移，尤其是在所谓新冷战的意识形态宣传下。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资料图：纽约举行反仇恨亚裔大游行。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中新社记者：您提到集体记忆的代际转移问题，如果以今天为起点看未来50年甚至一个世纪，中美两国民众是否又将受到美国所谓新冷战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我们应如何防范类似问题？

王元崇：这种思考本身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两国“很近”，因为两国从美国建国初期至今一直有着紧密而复杂的联系；中美两国也“很远”，地理空间上的遥远导致真正到过对方国家、亲眼目睹过对方社会和文化的人在本国庞大人口中始终都是极少数，彼此眼中的对方很大程度上都是各种话语体系构建出的“想象体”。时至今日仍是如此。

17世纪以来，欧美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其实很少，即使像伏尔泰、黑格尔这些被认为是“中国通”的西方大哲学家对中国的了解也并不真正深刻，他们像绝大多数欧美人一样，还是通过二手资料来认识和理解中国。当欧美国家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后，他们看到的中国已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弱国，这种印象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过去一个多世纪，美国始终是同一个国家，度过了欣欣向荣的百年进步史，而中国却已经历清朝、民国多个历史阶段，直到新中国成立才逐渐走出多灾多难的百年屈辱史。在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史观或集体记忆下，美国人难免对今日中国之稳定、繁荣和发展感到不适，但他们眼中这种“非常态”的状态，恰恰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历史上的常态。

美国自建国以来，还从未见过如此繁荣、富强且融入了欧美一手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之内的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延续着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不会变成第二个美国也不会将取代美国作为发展目标，这也让当代美国陷入彷徨，因为今日中美之间的关系状态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历史上没有任何时期可以类比。中美两国都应该摸索出一种全新的彼此认识。这当然很难，但也要“摸着石头过河”。

从1972年以来，又是近50年过去了，中美两国如今重新进入了一个历史的相遇期。从双方关系发展的历史上看，中美的相遇期还会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两国当前在外交、经贸、科技等领域上的摩擦只是这种相遇期中的波浪，从长远而言并不能改变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大趋势。回顾1784年中美首次相遇以来的历史，或许能够为今日两国的“重新相遇”提供历史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