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教育强国，是全球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引领者。美国教育在较短时间内从模仿欧洲到自成体系再到引领世界，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当前，我国正在加速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美国经验可为我国提供一定借鉴。

一、向全世界优秀人才敞开大门

美国政府强调教育要服务国家利益，将教育视作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增强国家创新能力、提高美国软实力、维护国家安全、获得经济收益的重要举措。通过教育“深加工”国际人才，美国省去了大笔培养费，获得了国际合作的独特优势。在美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移民政策坚持对留学生、教授、教育工作者、访问学者等优秀人才敞开大门。二战后，美国大学成为国际人才的“吸铁石”，源源不断的优秀留学生成为美国经济、教育和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约占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的50%，约占美国科学和工程劳动力的1/3。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流入美国的科学家超过16万人，到80年代流入美国且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达150万人。根据《2020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2019—2020学年美国在读国际学生总数107.5万，为美国经济贡献近440亿美元，为美国创造了415996个工作岗位。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统计，25%的留学生学成后定居美国，进入美国国家人才库。很多美国跨国公司高管来自印度，很多金融高管、科学家是犹太人，美国50%的数学问题由俄罗斯（苏联）移民解决，华裔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快速增长。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Lawrence Bacow）在2018年就职演说中说道：如果不欢迎全世界的天才学生和学者，美国的知识和经济领导力就会被削弱。在工程、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每年超过半数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是留学生，超过1/3的教师出生地在美国以外。2000年以来，超过1/3的美国化学、医学、物理诺贝尔奖获得者出生地不在美国。此外，超过40%的美国财富500强企业由外国移民及其后代创办。

二、鼓励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创新

美国是移民国家，他们创造了实用主义哲学，不断创新制度以满足人们学习的需求，将新大陆改造成世界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策源地和路向标。美国多元文化孕育出光辉灿烂的教育理想和百花齐放的教育实践：以贺拉斯·曼、巴拉德为代表的公共教育思想，强调建立统一免费的公立学校制度；以帕克、约翰逊等为代表的进步教育思想，强调儿童个人发展和成长；以杜威、克伯屈等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强调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以布拉梅尔德为代表的改造主义教育思想，主张将学校作为社会改造的工具；以巴格莱、科南特为代表的要素主义教育思想，强调人类文化遗产的共同要素；以赫钦斯、阿德勒为代表的永恒主义教育思想，主张将永恒学科作为课程的核心；以斯金纳、加涅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教育思想，提出操作性学习理论；以皮亚杰、布鲁纳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教育思想，强调研究儿童认知结构和认知能力；以罗杰斯、弗洛姆等为代表的人本化教育思想，主张培养整体的、自我实现和创造型的人；以加德纳为代表的多元智力理论，强调人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美国拥有世界最具吸引力的高等教育市场，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交相辉映，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与服务当地的社区学院各展其长，各具教育使命、培养目标和办学特色，共同构成美国高等教育生态园：哈佛大学图书馆举世无双，巴布森学院以创业教育著称，伯克利音乐学院以交响乐闻名，密歇根大学强调跨学科研习，卡内基梅隆大学倡导学以致用。美国为高等教育贡献了《耶鲁报告》《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等文献，提出了集中与分配制、威斯康星理念、卫斯理效应、康奈尔模式等办学思想，也创造出文理学院、通识教育、社区学院、凤凰城大学等办学模式。在智能社会、终身学习社会到来之际，美国有识之士创造出奇点大学、密涅瓦大学等新型大学，斯坦福大学提出开环大学理念。

美国基础教育在国际教育测评中乏善可陈，却是世界基础教育创新的重要策源地。美国有九年一贯制、单设初中、初高中一贯制等不同学制；首创教育券、特许学校、磁石学校、营利性学校、在家上学等多种教育样态；首推STEAM教学法、社会情感学习、深度学习等多种探索。美国基础教育鼓励学生同时做知识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重视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自信心、批判性思维、团队合作精神、问题解决能力、实践能力、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在现实世界里发现问题并尝试应对的能力。

三、立法和司法为教育发展保驾护航

美国联邦教育权在立法、司法与行政之间相互制衡，国会拥有联邦教育立法权、教育经费筹款权和预算议决权、联邦教育部高级官员任命权和弹劾权；总统拥有联邦教育部长、副部长及各司主管的提名权，但最终任命需要参议院投票通过，国会教育预算案只有总统签署后才能生效；最高法院可以有效防止行政系统及立法系统的不当行为。

教育诉讼是美国诉讼的重要内容，诉讼成为影响教育政策的重要工具，最高法院的司法判例主要涉及到美国宪法第一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很多判例改变了美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国家教育权运行提供了既定规则。教育相关司法判例涉及主题很多，如学生的表达自由、课程审查、学校财政改革、州对私立学校的管制权、教育券能否用于教会学校、受雇人解聘事件、受雇人隐私权、学生管辖权等。例如，恩格尔诉维他尔案确保了宗教和公立教育分离原则（1962年），廷克诉莫一内斯独立学区案确立了保护学生自由表达权原则（1969年）等。美国建国以来，国会通过了数以百计与教育相关的法案。例如，提出要建立联邦教育部的《联邦教育部组织法》（1979年），提出拨付经费给经济落后地区的学区，让这些学区的学校免于毒品与暴力威胁的《改革美国学校法》（1994年）等。

四、将国家教育权重心配置在基层

美国国家教育权的配置呈金字塔结构，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教育权力结构中地方权力最大，让听得见“炮声”的基层主导决策，是美国教育创造性、适切性和多样性的制度保障。联邦政府主要通过科研项目、资助、奖学金和贷款形式行使国家教育权。联邦教育部每次政党轮替时都会有20余名高级官员及其随从离任，但更多的职业官僚继续留任，教育政策不会出现颠覆性改变，国会和法院在立法和司法等方面保持政策延续性。联邦教育部就教育重大问题提供指导，收集并宣传优秀教育思想和实践案例，向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和贷款，帮助地方及学校解决学生面临的紧迫问题，帮助学生做好就业准备，确保所有公民平等享受联邦教育基金资助。

美国公共教育事业主要由各州政府和地方学校系统负责，各州州长和州教育委员会掌控教育行政权，州长有权签署行政命令或向州议会提交行政教育提案，超过2/3的州的州长有权任命州教育委员会成员。州教育委员会是教育决策机构，负责监督全州公立学校系统，确定州教育政策，任免州教育厅高级职员，批准州教育预算，提供教育咨询服务和教育资料，向州长和州议会提出建议等。州教育厅是州教育委员会的执行机构，负责执行或解释教育法律法规，向地方教育当局分拨经费，向地方教育当局提供咨询等。州教育厅负责人有的由教育委员会任命，有的由民选产生，有的由多党组成的委员会联合提名。有些州政党轮替时教育厅高级职员会辞职。

美国地方学区具体负责举办和监管公立初等和中等教育（夏威夷州除外），每个州有20~1000个学区。绝大多数学区拥有独立的财政权和征税权，负责筹集教育经费、拟定学校预算、决定课程设置、聘请教职员等。学区设有学区教育委员会，部分成员由地方政府任命，其他成员则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学区教育委员会负责决定学区内各校的重大事项，遴选教育局负责人（学监）。学区教育局是执行机构，负责执行学区教育委员会的相关政策，学监有权选择校长、安排课程、组织学区教育教学工作。关于美国中小学经费来源，地方占45％、州政府占47％、联邦政府占8％，这个比率数十年没有大变化。地方教育经费主要来自财产税（房地产税），不同学区生均财产税税基不同，州政府经费只能减轻生均税基差异，联邦政府经费不直接关注学校之间的差距。

五、全社会共同参与教育治理

美国政界、教育界、企业界等共同参与教育治理，政府宏观调控、社会监督评估、市场配置调节、学校高度自治。美国孩子不仅能在学校里学习，更能享受社会提供的教育机会，能在各种场所开拓兴趣、发展潜力、认识社会。美国教师工会、非教育团体、非专业性团体、教育研究机构、教材出版商等团体都会对教育决策有影响。高等院校办学行为高度依赖区域认证机构和专业认证机构、新闻媒体、独立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联邦教育部只对认证机构是否规范进行监管。

美国非政府组织、专业组织和协会在教育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NBPTS）作为非政府机构，制定并执行教师高级专业证书制度；全国教育协会（NEA）对美国现代高中的形成、中小学课程改革、教师培养标准化、教师福利待遇、学校系统全国性统筹作出突出贡献；美国教师联合会（AFT）是美国教育标准化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反对公共教育私有化及特许学校；国家科学基金会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催化剂，每年为高等院校提供数十亿美元竞争性研究项目，是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基础研究领域联邦资助的重要来源。福特基金会、沃尔顿家族基金会、凯洛格基金会、欧琳基金会、美国传统基金会等通过资助研究项目影响决策，这些基金会在教师资格认证、教师教育标准、择校、营利性学校、特许学校、学校私有化等相关政策制定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

企业是学校的自然合伙人，直接影响美国学校的课程、管理手段和组织形式。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美国企业界通过设立基金会、捐赠办学、捐资助学等形式参与教育实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企业界直接走上教育改革台前，截至21世纪初先后组织了5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推动教育改革：1989年第一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决定研制全国教育目标；1996年第二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通过《教育改革共同宣言》，倡导各州制定高水平学术标准、制定各种测试和评价标准、建立学校绩效问责制；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讨论向教师提供培训、向学生提供公平机会，使他们达到较高标准，加强学校绩效问责制等；2001年第四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声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2005年第五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呼吁重新设计美国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