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即将召开十七届五中全会，为“十二五”的构局谋篇进行定调，出台主导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策略。其中，如何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已成眼下中国各界对富民愿景的最大期待。

　　作为“十一五”与“十二五”规划的承启关键年，2010年开年以来，关于缩小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改革的话题的热度就日益升高。这凸现收入差距已接近社会所能忍受的“红线”，分配不公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毕竟，收入差距不能保持合理限度，就不再是保持效率的必要条件。不仅破坏效率，也损害公平，甚至造成社会系统紊乱。

　　随着中国国力空前强盛，当前缩小收入差距无疑有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最新一期中国官方权威媒体《瞭望》新闻周刊就刊文称，缩小“鸿沟”的机遇（或曰“拐点”）在到来：城镇化率超过45%之前，城乡收入差距会扩大；一旦超过45%，这一差距就会逐步缩小，而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46.6%。该文提及的许多资深专家还开出了“药方”：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入手，鼓励农民进城和增加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居民收入所占比重，解决这一社会反响最强烈的痼疾。

　　不过，如果中国政府真按这张“药方”行事，未必真能药到病除。缺乏足够的教育、训练和技能，将让进城农民中的大多数只能从事低薪工作。他们未必懂所谓经济学意义上的生活成本、迁徙成本、机会成本、真实收入，但进城安家的开支之大必然会让他们产生切身恐惧、退缩。如果进城改善连生存状况都得不到改善，又何谈从根本上缩小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呢？

　　何况，中国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问题也不能简单诊断为“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它除了存在于城乡间并受农村居民关注、抱怨，还存在于沿海城市和内地城市间、城市社会不同阶层间、普通企业职工和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及特殊行业职工间、普通劳动者和公务员间……建立在片面诊断之上的药方，自然不能真正对症。

　　其实，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类似，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也是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出现和加剧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是，中国一没有遗产税和完善的资本税，难以减弱富人积累资本的速度，二是民主政治体制还在建设完善中，无法保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利益平衡。因而，中国GDP一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社会财富“蛋糕”明显做大，但“切蛋糕”艺术落后，居民收入水平和劳动报酬增长速度偏慢，比重双双偏低。 换言之，今日之中国，经济、社会不再“患寡”，而是“患不均”。其症结在于：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关系，过于“亲资本”，没有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以致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居民没钱花——新近有关“5.4万亿灰色收入”的争论之所以令中国全社会踊跃发声、激烈痛斥，正是因此；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不仅没有很好地体现对困难群体的关照，反而成为了他们的负担，使得居民有钱不敢花。

　　不着眼“不均”去重新切分社会财富蛋糕，意味着中国望眼欲穿的收入分配改革不能铲除掉贫富悬殊持续扩大的“体制性土壤”。如果想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全员收入，增加的收入同样有厚有薄，且厚者更厚，薄者愈薄，“灰色收入”依然大行其道，收入差距的鸿沟依然难以填平。增加收入后的大多数社会成员，依然不会消解不满情绪。

　　中国以往“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设计路径上不无曲折，改革之路从产生变化到变形，最后产生变异，与初衷背道而驰的痛心教训常常上演。今时今日，改革已迈入深水区，一举一动牵涉面之广，已远大于往昔，一旦制度设计出错，纠错成本之大可想而知。因而，对事关全民的收入分配改革，设计不可不谨慎又谨慎，攻略重点不容出错。

　　现实表明，一个更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和调节机制才是中国真正所需。只有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都体现公平，才能真正使中国民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