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是从人类学衍生出来的，但是到了今天，我认为社会学的活力比人类学还要强，涉及面也更广一些。在大数据时代，社会学的前景是更上一层楼，就是做大数据嘛，跨学科的发展空间也更大。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也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例如，你可以做在线调查；也可以用新的方式来做，比如如何利用社交媒体的数据，如何利用高科技去收集资料等。就说我们做田野工作，我们也可以用社交媒体工具、移动科技来做是吧。还有大数据呢，大数据不仅可以研究人的微观行为，也可以做宏观分析。但是人类学好像就没有那么活跃，可能我也不太了解，人类学好像还是注重田野，比较重视真正的深度田野调研。社会学也有观察研究，也有个案研究，不过没有人类学那么深入。总之，定量和定性研究在方法上是会有突破的，要向高科技那边发展。所以社会学的前程还是蛮不错的。

美国的社会学现在也分得很细，但美国的学科发展不受制度的限制，美国学界跟中国学界的体制有很大不同。美国是很随意、很自由的，你可以另立门户，比较随意，只要你搞出来的东西有人认可就行了。就美国社会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ASA）来说，只要有200个ASA会员签名，就可以成立一个分会，一个分会就代表一个社会学分支。ASA在1921年开始成立分会，开始只有农村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两个分会。现在ASA已有52个分会。ASA的会员可以参加多个分会，每个分会都要交会员费（每个分会每年是12美元会员费），我现在参加了两个分会：亚洲与亚裔研究分会成立于1986年；以前国际移民不是一个分会，1995年之后也是了。2011年还成立了一个全球化与跨国主义（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Sociology）分会，其实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跟国际移民是很近的，但他们也搞一个分会，也分出来了。不同的一拨人分出来成立一个分会，很可能是思想不一致的问题。

现在的中国社会学有这么一个趋势，就是定量、定性的重视程度问题。美国引领了这个趋势，过去是重定量、轻定性，如果不做定量，基本上好的文章是很难在顶尖学术刊物发表出来的。现在好一点，定性、定量的文章在ASR跟AJS上都基本上是对半分布，有平衡。定性的文章现在多了很多，比以前多了，很多年轻学者在做定性。

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在做定性研究，为什么会有这样逆潮流的事发生呢？这也可能是一种思潮吧。什么思潮呢？这样说吧，以前社会学是白人统治的，特别是男性白人（white men）。有人打趣说，你学的社会学理论，不都是“死老白男”（dead white men）的东西吗？也是。你学社会学方法定量，不也是白人男性的东西吗？现在在美国社会学读博的研究生以女性为多，社会学有女性化倾向。很多少数族裔、女性，还有LGBT群体，他们比较反传统，批判性强，根本就不喜欢看这些经典著作，认为这些经典都是基于白人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经验的东西，他们要打破这些传统的束缚，要发展基于弱势社会群体经验的批判性社会学研究，比如女性社会学、性别社会学、族裔社会学等，那些都是从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立场出发来看问题。社会学的学生和年轻老师都特别买他们的账，而且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不愿意去做定量研究。所以你现在看美国社会学，20多年来（2000—2022）美国社会学会的主席，基本都是女性或少数族裔男性（只有六个男性白人），且基本上都不做定量（只有三个是做定量的）。再有，很多美国学生本身就很怕数学统计，很怕做定量研究。现在社会学的年轻一代，性别、族裔和社会经济背景不同，他们倾向定性研究也就不奇怪了。我们UCLA社会学系好像有一半以上的研究生是做定性的，尤其是少数族裔的学生，基本都是做定性的。受他们的影响，搞得我现在也倾向于做定性的了。

这好像也跟政治正确有比较大的关系。我们美国社会学学会的选举，罗根和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那些比较自由派的大师都在无声抱怨，都说我们社会学现在倒退了。依我看，这要看从什么立场出发，现在的所谓“逆”潮流也可以看成是进步的。因为现在少数族裔起来了嘛，他们就代表了一个尚未被充分研究的现象，是吧？现在他们起来了，他们也要争权利的，所以他们也要建立一套理论。他们那套批判性理论容易被人家说是很“左”、很“政治正确”的。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

几年前我被提名为美国社会学会的副主席的候选人，那年我没有被选上；后来又被提名为主席的候选人，还是没被选上。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在美国社会学界是比较主流、比较成功的，而且我是亚裔移民，被誉为模范少数族裔，而没有被认为是边缘化的弱者。我只需看看哪个人跟我一起竞选，就可以大概猜出结果了。如果那个人是女性白人，我就没戏，因为我是亚裔，“荣誉白人”；如果那人是任何的少数族裔成员，不管男女，我也都没戏；只有竞争者是男性白人，我才会有点戏。但是偏偏我的竞争对手都不是男性白人，你看这几届的主席全部是少数族裔，白性男人一个也上不了，压根就没有被提名。

男性白人的数量在社会学界还是很多的，非常优秀的也很多。历史上社会学领域就有一大帮中老年男性白人，他们不跟社会学玩了，他们另立山头，另起一个炉灶，如社会研究学会（Sociological Research Association，SRA）。这个SRA就是美国社会学界的一个“精英协会”，就好像院士那样的，每年只推选14个新会员进那个会，会员是SRA协会公认为能够引领学科发展的精英。SRA是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当时是与主流芝加哥学派对着干，60年代被视为对左倾激进和反定量研究倾向在社会学蔓延的不满。我2002年就进了SRA。华人移民背景的学者林南可能是最早入会的，谢宇也比较早，接着边燕杰、周雪光和郝令昕也都进了。进了这个学会，等于你是男性白人所认可的社会学精英，“老男孩俱乐部”（Old Boys Club）那样。对我来说，谁认可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专心致志、不受约束地去做你喜欢做的研究，只要有一些同行认可便可以了。最近十多年来，有好些年长和资深的男性白人教授连ASA的年会都不参加了，这没必要嘛。

不过在美国社会学会里头，男性白人还是占主流的，但是他们已经不占大多数了——在人数上不占多数了，现在数量上少数族裔和女性较多。女性的政治正确也蛮厉害的，特别是一些女性白人。我自己感觉到少数族裔的女性还好一点，女性白人的政治正确有时会让你觉得压抑。她们是白人，或多或少有着白人的优越感。我们有时甚至会暗自心里想，那些人说的是争取平等话语权，做的却是压制不同意见。她们才是最会压迫人的呢，自以为是救世主，高人一等，目中无人。那种风气，我特别不喜。我不对个人，就对那种风气。我们都应该平等待人，尊重科学研究，尊重学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