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新形势对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美国是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在国际高等教育比较研究中，中美高等教育研究一直是关注的热点。以什么样的视角看待美国高等教育的经验做法，如何全面解读美国高等教育政策和数据资料、怎样科学研判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的方位，以及中美两国在高等教育结构、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差异、差距与特性，这些问题都值得进行深入的思考。为此，本刊精选中美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的系列文章，进行专题研究探讨，以期洞悉中美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的现状，坚定“四个自信”，准确认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和所处水平，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之路。

摘要

世界高等教育旧有格局逐渐发生变化，中国高等教育逐渐由世界边缘走向中心，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的关系逐渐由以美国为师变为平起平坐，各种对中美高等教育现状的认识和判断纷纷涌现。从学理上厘清我国学界在中美高等教育比较研究中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如仰视心态、实用主义心态和对一手资料缺乏深入了解、对统计数据误读等，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进路，对比分析中美两国在高等教育结构、科技人才培养、学生资助体系和本科教育上的差异与特性，以期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整体把握中美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和趋势，科学研判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复杂性，进而为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从借鉴走向超越提供智力支持。

美国；高等教育；比较研究

一、变革中的世界高等教育格局

高等教育以其在高素质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上的独特优势，被各国作为在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竞争中超越他国、保持领先地位的动力来源和风向标。长期以来，全球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了以欧洲和北美主要国家为“中心”、以距中心不同距离的国家为“边缘”的等级秩序。进入21世纪后，高等教育的“中心-边缘”格局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中国和美国正是重塑这一格局的两个超级力量。

世纪之交，中国一批顶尖研究型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尤其是在STEM学科上，中国的顶尖大学几乎达到美国科研体系的顶尖水平，这极大挑战了中心国家高等教育的全球领导地位。中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被国际学术界誉为“现代智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之一”，将对世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崛起成为西方学界爱恨交织却又难以捉摸的研究议题，一批国内外学者提出了“经济决定论”“文明对话/文化路径论”“威权体制说”“儒家模式”“国家-全球协同发展”等一系列理论和主张，试图从经济投入、儒家文化、治理模式、地方-全球关系、学术流动等角度阐释中国高等教育的崛起和卓越表现。

美国高等教育在其380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渐形成了兼具多样化和自由特征的高等教育制度，19世纪后半叶到世纪之交的60年是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转型时期，宗教与科学分离，现代的、科学的知识探究标准在大学中被真正确立起来，同时联邦政府相继出台《莫里尔法案》《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高等教育法案》《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等，在将高等教育机会扩展到美国社会的更广泛领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现代智识的积累、灵活自由的市场机制，加上联邦政府的重视和政策倾斜，使得美国后来者居上，在二战以后成为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不仅在高等教育规模上率先实现了普及化，在科研经费投入、创新成果、产学研合作等方面都稳居全球引领地位。然而，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民粹主义抬头，两党政治、种族问题、疫情等造成了美国社会的极大分化和撕裂，使得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固有问题，如入学机会不公平、学生保有率下降、公立高校财务困境、种族歧视、智识上的孤立主义等愈发凸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高等教育的发展。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不容低估。中美高等教育的角逐呈现何种态势？如何客观评价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并预测其发展趋势？这些问题愈发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二、我国学界在美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值得商榷的问题

我国自20世纪初便有留美学人涉猎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员流动的进一步开放，获取一手资料的条件日益便捷，中国学者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愈发丰富，可谓汗牛充栋、无所不包，几乎已经深入其历史、政策、制度、治理、财政、人才培养的方方面面，甚至连州、院校层面细枝末节的改革都未有遗漏。但坦率地讲，我们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是强调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功案例，忽视了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冲突、失败和复杂性。这一点孙碧博士已经在其论文《走出神话时代：中国的美国高等教育史研究30年》中进行了详尽阐述，他将中国学者缔造的美国高等教育神话概述为六种，分别是以著名大学校长为代表的“人物神话”、以著名研究型大学为代表的“机构神话”、以标志性法案为代表的“法案/政策/案件神话”、以开创性教育理念或文化为代表的“传统神话”、以院校层面改革为代表的“改革神话”以及“外来（德国）影响神话”。孙碧并非否定上述人物、法案、机构、事件、理念等在塑造美国高等教育全球领先地位时发挥的重要作用，他所批驳的是中国学者秉持“将美国高等教育史化约为无数成功故事，并且由果推因地寻找成功原因”的思维方式和叙事习惯。

造成中国教育研究者这种思维方式和叙事习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有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中西文明二元对立、中西知识体系的难融合性和资料信息占有的不对称等，在学术研究进路上也深受功能主义和进步史观的影响。功能主义认为高等教育子系统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其他子系统相互联系、有机整合，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功能就是通过提供、维持并不断更新个人动机的文化模式来维护整个社会系统的和谐运转。在功能主义的叙事话语中，美国高等教育完美继承和融合了英国的本科教育和德国的研究生教育，开创性地提出了服务社会的理念，并以威斯康星理念、加州大学总体规划等典型代表实现了大学增进知识应用和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与之类似，在进步史观的叙事话语下，美国高等教育史被描绘成一幅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图景，美国社会高举着自由和民主的大旗不断进取，教育正是其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之一，重视科学研究以及由此形成的强大智识资源成为美国崛起为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国家的根本保证。这些故事和案例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者。

然而，功能主义和进步史观并不能提供整全而真实的历史图景，他们共同忽视的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失败、冲突和复杂性，而这些正是今天中国大学需要关注和防微杜渐的。如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和他的同时代人共同创造的1960年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一直被我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学界誉为高等教育模式的典范，学界普遍认为该模式基于社会对教育机会公平这一公共利益的共识，成功地实现了卓越与公平这两个无论在价值还是效用上都似乎互相背离的目标。然而，在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实施的20多年后，美国社会公共利益价值观的式微，抵制税收运动的兴起以及1980年以后收入不平等的加剧，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财政紧张使得加州总体规划的实施步履蹒跚。今天的加州大学系统虽然葆有全球卓越的科研地位，也持续不断地为加利福尼亚州提供创新智识资源，但在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提供普遍入学机会并维持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这一目标上却难以维系：1960年加州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2010年在18~24岁学士学位拥有者比例上，加州在美国50个州的排名中位仅列第43位；加州州立大学经费日益不足，转学率在不同机构和地域之间也有较大差异。相比较加州大学高达90%的毕业率，加州州立大学只有45%的毕业率。中国高等教育与加州高等教育有许多共同特征，如都有一个高度垂直的分层系统，都非常重视集中力量进行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巨型研究型大学建设，都采取措施对精英大学进行财政资助以确保进入精英大学的社会阶层公平，以至于加州大学（UC）系统最大的校区之一伯克利分校也常常将自己与中国最顶尖的公立研究型大学清华大学类比。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失败的深层原因在于美国国家和社会将教育作为公共利益这一共识的土崩瓦解，而这恰恰是中国高等教育得以全面快速发展的动力源泉：党和国家优先发展和支持教育科学进步、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决心和能力，全社会对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公共利益的广泛而深刻的共识以及大学直接服务国家、将自身发展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的强烈使命。除此之外，中美两国在教育公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不一样，中国面临的更多是英才教育基础上的机会不平等问题，而美国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结构性不公平问题，应该说美国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更大，但确实也是对教育公平问题更高阶段的探索。加州高等教育模式成效半个世纪来的变迁对中国的启示非同寻常，它为我国高等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公平问题提供了一种文化和认识上的新起点，但显然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对加州神话破灭所蕴含的大学的公共利益属性、教育公平的新阶段等问题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

二是基于实用主义心态，带着为中国大学发展寻找历史坐标和为中国本土问题寻找改革方案的现实关照从美国寻找解决方案，对美国方案只是截取了“冰山一角”，忽视其得以适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这种实用主义心态往往与学术研究精神相差甚远，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开展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或者中美比较研究时，不是先找准问题，再刨根问底地寻找问题产生的原因，探究问题背后的社会环境与结构，进而运用恰当的理论工具和方法对问题进行深度剖析和解释，而是匆匆忙忙地提建议、找对策。具体而言，这种实用主义又可分两种，一种是研究者下意识地将形成于我们高等教育体制中的认识和看法投射到美国研究对象上。如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非常重视国家政策，甚至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对国家颁发的重要教育政策进行阐释和分析，用马丁•特罗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政治模式”的政策分析模式，往往是决策者有目的地使用研究来加强论点。这主要是因为国家政府在我国现有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是高等教育主要的资助者、提供者和规范者，而作为党和国家意志具体化的政策，发挥着调动分配各类资源、设定行为框架、释放政治信号等作用，可以层层传递到基层的学术组织甚至直接影响学者个人。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治理的模式正在发生变化，转向一种更加柔性和间接的方式。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也正在从“政治模式”转向“阐释模式”，即通过对高等教育制度和活动中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的研究，进入决策者的意识领域和形成有关政策选择的议题来间接影响政策。相较而言，美国的高等教育始终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从未被单一力量所主导。按照美国宪法，联邦政府不直接管理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事务，教育事务由各州管理，州政府向大学颁发办学特许状，各级政府不直接干预大学内部事务，大学是独立法人，享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甚至由于美国高等教育过于多样化和自由，有50个彼此不同的州立高等教育系统，国际高等教育学界对是否存在一个美国高等教育系统都存在争议。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拉伯雷将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这一特征描述为“企业性质的自治机构”，认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是没有中心规划的“完美的混乱”。

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学生资助、研究项目经费等手段间接影响高校，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总统可以签署行政令，如不给中国、阿拉伯地区等国的学生发签证，不允许他们入境美国，或者调动FBI调查中国学者背景等，但是都不能强制要求高校直接行动。美国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扮演的作用与我国中央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承担的重任不可同日而语，如果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关注中央政策的思维惯式去研究美国高等教育政策，就容易过度解读。如前一段时间国内高等教育学界较为关注奥巴马政府倡议的高等教育“全球参与”理念，将其解读为美国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所制定的新的国家战略，并认为正是在这一国家战略的指导和推动下，美国各高校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化行动，进而得出美国政府在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进入新阶段的判断。事实上，上述政策理念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实际作用甚微，仅仅作为一种倡导性的公共政策，在美国本土并未引起高校或学者的特别关注，甚至有学者认为美国根本就没有国家层面的国际化战略，在做国际比较研究时切不可将美国作为大多数国家的参照对象。因此，美国的教育政策研究更关注政策效果的微观层面，主要采用科学实证的研究范式，运用经济计量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对政策实施的过程、效果等进行评估，而较少对政策进行宏观层面、“政治模式”的解读。若以美国联邦政府此类倡导性高等教育公共政策为依据并以此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方向定调，着实值得商榷。

另一种实用主义则涉及比较研究方法论上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之辩。共时性和历时性是结构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的对系统进行观察和研究时的两个不同的方向，共时性进路强调静态方面，是对研究对象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后在一个时点上进行的截面式研究，其暗含的假设是不同情境下的高等教育制度和活动具有同构性，更关注对研究对象科学的、定量的解释；历时性研究进路强调进化和变迁，随着时间进行探究和追溯，超越当下“存在”，进入“过程”，通过分析研究对象的承袭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更强调对现象的人文主义解释，采用这种进路可更好地解释一国高等教育模式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或者中美高等教育比较研究可以是共时的，也可以是历时的。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两国高等教育制度总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构性，这是共时性研究的基础；而同样重要的是，同构性也绝不会取消差异性本身，两国高等教育制度总是存在于不同的集体意识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就其中某单一的因素作纵向的考察。但笔者主张高等教育研究中的此类研究更应是基于历时的、人文理解的方法，因为在现阶段进行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或者中美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其本质不在于找出可以直接引进或者模仿的楷模，而在于通过比较认识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形成机制，提供引进或者模仿的可能性论证。深刻的学术研究从来都是解释性的，而不是对策性的，由比较研究直接进入对策研究，恐怕会将此类的教育研究引入歧途。

三是缺乏对美国一手资料的深入理解，存在对各种统计数据的误读。一般都认为美国具有详实、公开的数据可供科学研究，然而常被人忽略的是美国高等教育数据资料的来源众多，对同一指标的定义、分类和统计方式也可能存在差别。在数据提供方上有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国家科学基金委、各州教育行政部门等政府性质的官方机构，也有像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Teaching）、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CE）这样与联邦政府关系密切的民间社团性质的机构，还有像高等教育研究中心（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HERI）这样挂靠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机构，也有如兰德公司等智库机构。这些机构都根据自身的功能需求统计收集教育类数据，在数据的权威性上也略有差异。如与科技发展和科技人才相关的数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的数据较为全面和权威。与国际学生相关的数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数据和报告如年度《门户开放报告》则更具针对性。隶属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的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数据较为全面，其不仅援引了大量美国国内和国际数据，还涵盖一手调查数据和分析报告，其中的“整合高等教育数据系统（Integrated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Data System, IPEDS）”是以高等教育机构为数据采集单元建立的数据库，是美国高教领域研究者最为广泛采用的一手数据来源。

不同机构的数据库存在统计口径上的差异。如对于美国国际学生的统计数据，学界普遍使用的两个权威数据来源分别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机构移民海关执法局（ICE）和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IIE在统计国际学生数据时使用的是各高校自主上报的拥有F-1和J-1签证的学生数；而ICE统计的国际学生则是获得F-1签证与M-1签证的学生数，二者的主要差距在于J-1签证和M-1签证，前者主要颁发给交流访问学生，后者颁发给非学术或“职业学习”的学生。除了留学目的上的差异，人数上也存在差异，以2019—2020年为例，ICE统计的在美国际学生人数为1251569人，比IIE统计的国际学生人数多了将近20万人。我国学者在使用这些数据时需加以区分，选择适当的统计口径。

此外，中美两国对统计指标的定义也存在差异。如不同于我们惯用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NCES采用“中学后教育（postsecondary education）”的概念，涵盖了非常广泛的机构类型，除4000多所可授予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外，还有2096所非学位授予机构（non-degree-granting institutions），这些非学位授予机构大多是私立性质的职业技术学院，既不能对标我国的专科教育，也不能完全对标我国的职业教育。由于北美许多行业都有职业认证制度，如电工、管道工等，于是就催生了这一类主要进行技能培训、非学历教育的职业技术学院，原则上他们只能对标我国的培训机构，但北美的职业认证制度使得他们比我国的培训机构多了一些正规性与合法性，拥有行业协会的办学许可，并且可以授予行业协会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研究者在使用其数据比较中美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时需考虑到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性以及与我国高等教育、职业认证体系的差异性。

再如对研究生学位授予机构的界定，目前我国学界主要采用“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以下简称“卡内基分类”）即对高校博士、硕士授予单位的分类与该校每年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科数量及学位规模密切相关，若要被归类为“博士学位授予高校”当年至少要授予20个学术型博士学位，若要被归类为“硕士学位授予高校”当年至少要授予50个硕士学位。这实际上将一部分硕、博学位授予数未达到50和20的高等教育机构排除在外，进而造成对美国研究生学位授予高校数量的低估。再如，对中美博士学位授予规模进行比较时，美国NCES的统计口径中不仅包括学术型博士学位，还涵盖了占比近70%的专业博士学位，其中归属于专业博士的第一级专业学位是一种独具美国特色的学位类型，作为从事某些专门性职业的最低门槛，服务于市场对于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而我国并不存在与其完全对应的博士学位设置。如若比较时不对博士学位类型加以区分，美国博士学位授予规模将会是中国的3倍，但减去这一学位人数后约为我国的1.5倍。因此，具体考虑统计口径上的差异才能客观认识中美两国博士学位授予规模上的差距。

三、新的全球高等教育格局下中美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

应该认识到，对中美高等教育进行对比是一个极具时代感的命题，过去我们研究美国高等教育是以美国为榜样和老师，今天我们能够平起平坐地对中美高等教育进行对比研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一批顶尖研究型大学开始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在高等教育的规模、投入、产出等方面的数据开始居于世界前列，而是要在一种自内而外的自信驱动下，在对学术价值和政策效用价值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寻求一个真正可供参考的历史坐标。基于此，本研究在厘清上述误区的基础上，综合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进路，对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的结构、科技人才培养、学生资助体系（社会效益）和本科教育的现状和趋势进行对比分析。

从宏观层面的高等教育结构对比来看，一方面，中美两国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内部结构上各有特点，反映了两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历程。其中，在层次结构上，我国研究生规模远小于美国，专科层次院校占比明显低于美国；在科类结构上，理工科专业在我国不同层次学位授予中的占比均较为突出，尤其是博士层次，美国高等教育不同层次中的文理占比较为均衡，但近年来美国STEM人才规模的扩张不容小觑。另一方面，从高等教育与外部社会经济和人口因素的关系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仍低于美国，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美国相比也有不小差距。长期来看，虽然生育率持续走低和“老龄化”日益凸显对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的冲击已到来，但与美国相比我国人口基数大，且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在校学生年龄多样化的人口特征尚未显现，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红利的潜力远大于美国。

科技人才培养和促进教育公平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两大亟待突破和解决的难题。从中美科技人才培养和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情况来看，当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规模已远超美国，但高校的科技人才质量与美国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表现为我国高校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国际影响力、高校科研论文产出的国际影响力、高校专利转化率均低于美国。中美高校均已建成包括奖、助、贷等多种资助方式在内的资助体系，但美国资助资金的来源更加多元，而我国对政府财政投入依赖性更强，社会资助空间尚未得到充分扩展；美国具有典型的“高学费-高资助”的特点，我国具有“低学费-低资助”的特点，但美国低收入家庭高等教育的负担能力低于我国。从美国的教训来看，随着入学需求的扩大和财政压力的增加，高校学生负债是普及化阶段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

课程体系建设是本科教育质量的根本保障，从微观层面对麻省理工学院和我国某顶尖研究型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本科课程体系比较来看，两校课程体系虽然颇为“形似”，但课程体系的内在逻辑、资源条件和知识组织方式却更加“神异”。在课程目标上，麻省理工学院课程受到市场的影响，重视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而我国则强调课程的价值教化作用，重视为学生继续深造打下知识和能力的基础；麻省理工学院的专业课程与相关产业发展所需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养密切结合，而我国某校更强调学科知识结构的全面性；麻省理工学院课程内容的组织结构更多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认知角度出发组织课程内容，较好地平衡了学术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专业性知识和综合性知识、先前知识和目标知识之间的关系，我国某校的课程体系则更多因循学科知识体系的原有结构；在课程学习的支持度上，麻省理工学院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和精细的个性化支持制度，我国某校目前还属于“粗放型”的支持举措，导致对学生课程学习的帮助效果因老师而异、因学生而异。

总结起来，普及化阶段初期的中国高等教育相较于普及化初期的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成熟阶段的美国高等教育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的产生深植于中美两国的社会历史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传统、治理体系、文化特性、高等教育发展逻辑等多个方面。美国高等教育在资本、市场、文化、政策等要素成熟的条件下自然地实现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过渡，而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超前性和设计性，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市场要素不发达、教育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以极短时间完成了大众化并用了将近美国一半的时间迈入普及化。可以说，中国大学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向来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之手，但不可否认这种外部刺激和宏观设计的发展特性也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在一些“质”的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近来美国高等教育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也能够引发我们对这方面问题的思考。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高等教育面临多方挑战，有一些挑战是即时和表层的，如入学率下降、国际交流受阻等，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即可解除，而大学财政危机、低收入群体及少数族裔学生的教育公平等危机则揭露出美国高等教育制度与社会的深层缺陷，成为后疫情时代美国社会需要反思与改革的方向。拜登政府上台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美国高校也采取了各类举措，这再次提醒我们，在突发公共事件与重大危机下美国高等教育拥有高度的弹性与灵活性，这是使其能够应对未来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保持自身持续稳定发展的独特优势。

美国大学的自主性强，办学灵活性强，但缺点是水平和程度差异大；中国恰好相反，有相对统一的标准，但对政府及其政策依赖程度高。因此，不能盲目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及其指标视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参照系或政策依据，需要在科学研判发展阶段和准确把握实际水平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政策目标，以提早做好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和结构调整，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弹性空间。

四、中美高等教育的未来趋势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高等教育投入不断增加，师资队伍不断壮大，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学生资助力度不断加大，学术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大，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相对落后”到“规模第一”，从“精英阶段”到“普及化阶段”，一批顶尖研究型大学从边缘逐渐走向世界中心的转变。但从长远来看，提高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和提高世界一流大学的质量同样重要，中国高等教育要在塑造全球高等教育格局中发挥关键作用，仅着眼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不够的，建设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系统同样重要。

同时，我们应当客观认识美国高等教育的现状。美国在科研经费投入、创新成果、产学研合作等方面稳居于全球引领地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分类、多元、灵活的高等教育体系。该体系顶部有一大批顶级研究型大学，以优渥的科研条件、先进的科研水平、自由创新的科研氛围吸引全球最好的学者和学生，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将保有强大的全球竞争力；该体系底部是大量入学门槛低、提供基本就业技能、学费低廉的两年制社区学院，这些社区学院基础设施完备、教师大多拥有博士学位、学生修够一定学分可转入四年制本科院校，较之其他国家的同类院校可谓灵活便宜又质量上乘。但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解决巨大的贫富差异，金融危机以后美国高等教育经费持续缩减，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使得大学财务状况雪上加霜，加上民粹主义、两党政治、种族问题等造成了美国社会极大的分化和撕裂，引发了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入学机会不公平、学生贷款负债率高涨、学生保有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将影响其高等教育的发展。

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改变，党中央对人才工作、对高等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不会改变，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优势不断展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根基逐步加强。可以预测的是，中国高等教育依然会保持高速稳定发展，并将对世界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容忽视的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尤其是其顶层的研究型大学，具有较强的韧性和包容性，以及自我纠错和调试的良性机制。尤其是拜登政府上台后将采取一系列高等教育利好政策，包括增加高教经费投入、减免学生债务、免除社区学院学费、放宽移民政策等，都将一定程度上提振美国高等教育的信心。基于此，我们预测，中美高等教育差距逐渐缩小的趋势不会改变，但中国高等教育想要全方位超越美国，还需要假以时日以及多方条件的促成。

中国高等教育要从仰视转变为平视、从借鉴转变为超越，最终取决于中华文明在世界发挥影响力的抱负和雄心，取决于党中央优先发展和支持教育科学进步、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决心和能力，取决于全社会对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公共利益的广泛而深刻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