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上期文章，原题：为什么大家都讨厌智库  “那么你是做什么的？”在华盛顿政策圈，这样的开场白很普遍。但在家庭餐桌上，这会扼杀一切谈话。我们是专业的政策专家，更糟糕的是，是在智库工作的专家。这意味着我们西装革履，向全国媒体讲述欧洲安全和核武器等复杂、严肃的话题，墙上挂着一排排学术证书，认识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大人物。

但在家庭餐桌上，没人真正相信这些会给我们带来特别的洞察力。家人对世界时事以及美国对策自有主见，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有资格能做出更好的政策选择。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没有面临这种问题。家人通常不会对医学博士说：“有意思，但我对如何进行心脏手术有自己的看法。”

存在严重声誉问题

简言之，家人爱我们，但讨厌我们的工作。最糟糕的是，我们理解他们。毕竟，如果智库专家对政策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为什么很多时候结果会如此糟糕？即使华盛顿方面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家庭餐桌上的大多数人都凭直觉知道，智库没有为国家带来好处。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0%的美国人信任智库。可以保证，我们的家人不在其中。

既然我们连至亲都说服不了，那么现在是时候面对真相了：智库有严重的声誉问题，而且可能是自找的。为什么会这样？人们并不讨厌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欣赏急救人员，非常尊重军人，感激那些寄送社会保障支票的人。而靠近政府的精英智库能在首都组织自以为是的鸡尾酒会，但在美国其他地方，这一切无关紧要。正如一位同事所说，智库只从长途飞行旅客项目和相互之间得到尊重。（由于疫情，现在航空公司也不怎么重视我们了。）在这个小圈子外，政策专家被视为华盛顿一个庞大且费钱机构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有害无益。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智库唯一存在的目的是在无休止的党派之争中，给政客们奉上用来相互攻击的棍棒。

业务模式令人不安

上世纪，智库被认为是一种将科学原则和严谨性引入决策的机制。随着时间推移和知识积累，智库将成为专业策略中心和潜在的革命性思想孵化器。它们百花齐放，相互挑战，所以会创造一个竞争性甚至对抗性的，但仍基于事实的研讨过程，以发展政策理念。通过这个过程，真理或至少是最佳实践将最终出现。它们好比知识界的风险资本家，对最终可能担任重要政府职位的人投资。

现在，所有这些功能都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存在，但智库的业务模式已朝着令人不安的方向发展。随着行业的扩张以及周围社会变得更加两极化，对资金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一些智库沦为宣传组织或者游说团体。政党需要忠诚的宣传者，而不是吹毛求疵、模棱两可的学院派追随者。潜在的资金捐助者则希望，经验丰富的专家在正确的时间将他们的政策“子弹”准确地射向正确的目标。

《纽约时报》在2014年-2017年的一系列调查显示，智库的业务模式已偏向于出售人脉和影响力。对一些人来说，重点不再是产生新的想法或为研讨过程提供信息，而是出售增进金主利益的想法。过去30年，华盛顿的游说业务呈爆炸式增长，私营部门、有钱人甚至外国政府都转向华盛顿的旋转门权力掮客，让他们帮助自己在重要问题上获得影响力。资助者对智库的生存和成功至关重要，但他们也可以把钱花在别处，所以智库面临着真正的压力，要拿出他们想要的东西。

将党派和捐助者利益放首位

如果说追逐资金是问题的原因，那么华盛顿的部落式党派政治文化则是问题的根源。在激进的新媒体、社交媒体和虚假信息泛滥的丛林中，智库为控制信息而相互争斗。荒野中的孤独声音会被淹没，所以政策专家们像政党一样结成团队。一些团体，如右翼的传统基金会和左翼的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甚至明确设立了游说部门。当几乎所有机构都在从事影响力兜售和宣传时，普通公民无法区分出诚实和不诚实的智库。因此，政策界变成了一个大沼泽，即使是最博学、最独立的政策知识分子，也会被影响力贩子玷污。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近几十年来，智库和相关组织激增，它们对捐助资金的争夺越发激烈，这反过来又将权力的平衡从智库专家身上转移到可能支付他们生活费的捐助人身上。随着政治两极化的加剧，捐助者要求证明对党派的忠诚度。为了生存，更不用说竞争和繁荣，智库面临着将党派和捐助者利益放在首位的真正压力。

现在是时候让智库更认真地对待整个行业的声誉问题了。一种办法是智库集体设立一个独立评级机构，类似于金融业的标准普尔或穆迪。另外，美国政府和智库本身都需要认真重新考虑什么是适当的外国资金。国会至少应考虑禁止免税的美国机构接受外国资金用于任何旨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工作。

这些想法中是否有机会被智库或政策制定者接受？也许吧。无论如何，我们的家人会更了解什么是智库。当晚餐谈话转向政策时，我们可能会开始得到更多尊重。（作者马修·罗詹斯基、杰里米·夏皮罗，陈俊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