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人扣上「汉奸」的帽子本来并不容易。

只要随便查一下字典，或是百科，就可以了解到，「汉奸」需要很多关键要素。

《辞海》对于「汉奸」的释义。
图片来源：《辞海》网络版

第一，「汉奸」必须是「投靠外国侵略者」，这就要求必须在一种战争背景下，「汉奸」才能存在。

第二，光是投靠还不行，「汉奸」还要「出卖祖国利益」。这一点，「汉奸」要和「卖国贼」一样，得卖点什么，要么是土地，要么是人口，要么是情报。如果什么都不卖，只是在心里或者嘴上支持外国侵略者，根本没有资格进入「汉奸」的群体。

所以，一般意义上讲，当「汉奸」门槛还是很高的。

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从1937年末就开始倡导对日本的亲善，两年之后的1939年才被国民政府定义为「汉奸」的原因。而汪精卫真正被广泛认为是「汉奸」还是在1940年建立汪伪政权之后。

1941年3月，南京，街头竖起了汪精卫的头像标语。
图片来源：新浪微博@唐哲同学

可见，想成为实至名归的「汉奸」也是需要努力的。

不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汉奸」的门槛越来越低了。

从需要卖国、卖地、卖情报才能成为「汉奸」，到只需要与敌国关系密切就可以叫「汉奸」，再到仅仅口头支持敌国就叫「汉奸」。最后，只要对敌人不够强硬，甚至沉默，什么也不干，也可以当「汉奸」。

这还没完。甚至和平年代，没有敌国，也可以当「汉奸」，只要一个人说了和主流话语不一样的话，就成了「汉奸」。

写日记、旅游、吃饭、买车、发发牢骚，都可以直接成为「汉奸」。最离谱的是，科学家阐述科学，医生发表对疾病的看法，也可以被扣上「汉奸」的帽子。

这就是最近最为魔幻的事。

「论文抄袭」事件后得道读书发布的投票。62%的人认为张文宏就是汉奸。
图片来源：维舟

如果像张文宏这样作为医生发表一下自己对疫情的看法都可以成为「汉奸」的话，那么，恐怕古今中外的所有名人，基本上都得是个什么「奸」了。

首先，孔圣人恐怕就是鲁国的「鲁奸」，他四处周游，到卫国、郑国、宋国到处游学、求职，是不是「里通外国」了呢？

而那些和孔子一样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哲人，恐怕都难逃这一罪名。

由此看来，一门心思出国取经的玄奘是不是更是妥妥的「汉奸」？

总是想去日本的鉴真是不是也是呢？

近代康有为、梁启超总觉得日本制度好，想要效仿，是不是更是了？

这还只是中国的，其他国家也都有各种「奸」。

柏拉图出生在雅典，但却仇恨雅典民主制，跑到叙拉古去当「国师」，肯定算是「雅奸」；

亚里士多德是色雷斯人，却去教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让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了自己的故乡；

这两位肯定是「卖国贼」中的佼佼者。

拉斐尔画作《雅典学院》。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建的雅典学院为题，以古代七种自由艺术：即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音乐、天文为基础，表现了人类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
图片来源：Wikipedia

伏尔泰一生都想当英国人，热情讴歌了除了自己祖国法国以外的几乎所有国家；

法国的托克维尔去了美国之后，写了上千页的巨著歌颂美国制度并贬低法国制度；

雨果看到英法火烧圆明园就痛骂法国政府；

爱因斯坦出生于德国，后来却帮助德国的敌国美国做科学研究来对付德国；

上述所有人都是我们今天公认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他们有的完全反对自己的国家，有的是对自己国家爱之深、责之切。

如果以今天对张文宏的标准来看他们，他们就全都是「卖国贼」或什么「奸」。

显然，错的不是他们，而是当下人们心中的「汉奸」标准。

而实际上，今天那些看到别人的观点和自己不一样，就给别人扣上「汉奸」帽子的人，从来也没有想过「汉奸」的标准是什么。

或者说，在他们看来，「主流」就是标准，「多数人」就是标准，与这些相比，什么科学、真理、正义，都不值一提。

张文宏在新浪微博撰文，表示在南京疫情压力下，「我们再次看到病毒的无时不在。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未来的风险一直会有。世界如何与病毒共存，各个国家都在作出自己的回答」。

这一针对新冠感染情况、疫苗有效性的科学判断，却遭到了鄙视、讥讽与谩骂。

许多人并不在意病毒学界广泛的共识，直接给张文宏扣上了「向病毒投降」、「博眼球的网红」的帽子，认为他是「卖国贼」。

张文宏只是针对疫情防控提出一些合理建议，指出「未来中国选择的方式一定是既保证与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与世界的互通，回归正常的生活，同时又能保障国民免于对病毒的恐惧。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智慧」，就可以遭到围攻，围攻他的人完全不讲道理，也不想讲道理。

就算张文宏真的就建议「共存说」，也不代表他就否定「清零说」，这两点真的就是水火不容的吗？

而就算这两点是绝对非黑即白、矛盾的，那能推导出他不爱国吗？

就算他不爱国，能推导出他就一定在卖国吗？

这其中每一环都缺乏强因果关系，每一环都不能推导出下一环，可偏偏就有那么多人在拥护这种说法。

滑坡谬误，指使用连串的因果推论，由于夸大了每个环节的因果强度，而得到不合理结论的逻辑谬误。
图片来源：Fallacy In Logic

根本上，这种思维的症结就在于滥用「汉奸」一词，而这种滥用在于一种「敌我」的斗争思想。

这种思想在和平时代，就在自己人内部寻找叛徒。而一旦开始了寻找叛徒，就会陷入无止境的深渊之中。

原因很简单，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同的声音。总有大多数人的声音和少数人的声音，这是一个常态。

而一旦把少数人定义为叛徒，将其完全消灭掉，那么剩下的人中就还会产生少数人。

就算最后只剩下两个人，弱势的一方仍然可能被以这种方式变成叛徒。

而即便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还可以和自己继续斗争，用自己的主流思想对自己的非主流思想进行战争。

这么下去，就是精神错乱的不归路。

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用爱国一类的抽象概念来区分敌我，然后用屁股决定脑袋。谁的屁股没有坐对地方，谁就是斗争的对象。

这一套逻辑一旦生成，就会迅速发展壮大，几乎不可逆转。

而在这一逻辑的笼罩下，陷入疯狂的人们极少想到逻辑的前提其实也是值得怀疑的。

爱国真的是一个人的最高价值依据吗？

当爱国和真理、正义、自由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坚守哪一方呢？

爱国和爱人类，哪一个更高？

纳粹时代的德国人，应该爱德国，还是应该反对德国？

汉娜·阿伦特著作《反抗「平庸之恶」》。书中主要收录艾希曼事件之后，阿伦特对于「平庸之恶」与纳粹犹太屠杀的评论。阿伦特深入探讨了与平庸之恶相关的政治与道德问题，如「极权统治下的个人责任」「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等。
作者：[德国] 汉娜·阿伦特
译者：陈联营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

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人，应该爱日本吗？

还有，国是什么？是一片土地，还是一种文化，还是一些人，或者是一个政权？

当这些之间互相矛盾的时候，该坚持哪一个？

这些本来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可是，如今的网络环境，哪里还容得下讨论呢？

这才是最可怕、最令人担忧的一点。

因为这样下去，不要说讨论问题，任何人只要一不小心说错了话、吃错了食物、开错了车、去错了地方，就直接会遭到「社会性死亡」。

问题在于，谁来定义错呢？是那些叫嚷得最大声、数量最多的人吗？

苏格拉底、耶稣都是这么被处死的。

这还是远的。

不久以前，罗翔也是这样被「骂出微博」。

罗翔遭到围攻的微博原文
图片来源：新浪微博@刑法学人罗翔

人是不完美的，会犯错的，人们头脑中的想法总是不同的——这都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

一个人只有完美才能说话，而且必须说正确的话，还要让所有人的想法都一致——这样的思维不会缔造好的社会，只会缔造疯狂。

罗翔、张文宏的例子都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需要的从来都是理智、包容、多元的社会，而不是相反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