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舆论语境里，我们总会看到一种激烈的情绪，同仇敌忾、抵御外侮，操一套同质化极高的话语模式，扑杀在每一个“有污点”的人或事件上。

这种情绪就是“民族主义”，在中文观念领域里，它已经是正在进行时的“最大当权派”，有某种不容抗拒的力量。

某些人拥趸“民族主义”，就好像拥趸某个共同的身份，沉醉于与荣有焉式的虚幻尊严感中无法自拔。而共同体之外的一切，都是要诘问、攻击，甚至驱逐的“他者”，哪怕这些人当中的绝大多数终其一生，都不会有机会亲眼见到那些让他们咬牙切齿的“他者”。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种族灭绝大屠杀，“民族主义”无法规避其责任，因为极端的民族主义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冲突的火种与国内族裔压迫的温床。但如今，社会重新被“民族主义”支配，“民族主义”被毫无节制地征用到本不该由它主导的诸多场景上。

而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这绝非一件可以放松警惕的事。

（文字经删减编辑）

01.

民族主义

是正在进行时的“最大当权派”

“民族主义”这四个字，在今天的中文环境里，还会被人一个字一个字完整码出来的机会，倒不一定真的那么多，至少肯定不会有十年前那样多。

当一个概念还是会被人频繁提及的时候，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聊过的言论自由、政治正确、女权、种族歧视那样，无论场上的实际力量对比如何，但至少能说明它们一来还有空间被讨论、二来也还没有走到已经得出某种不容抗拒的结论那一步。

但是，民族主义显然不是这样的，民族主义是正在进行时的最大当权派，民族主义已经掌有了如今中文观念领域里的最大权力。

它每一天都在真实地训练、规训着每一个中文使用者的说话方式。我们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说什么会招致游街围殴、说什么又可以安心放肆——今时今日，我们公共观念生活的这种常态，可能会有很多来源，但如果真要找出一个最大的来源的话，我相信民族主义就是那个答案。

当然，民族主义的强势肯定也不是一个只属于此时此地的现象。纵向来看，二十世纪自“五·四”之后的全部中国革命以及社会历程，除却一些偶然的短暂时期以外，绝大多数事实上都是带有浓烈的民族主义底色的。

而横向来看，民族民粹主义在2010年代的全球性崛起，也已经让民族主义成为了此时我们所身处世界的最重要政治主题。

也许对很多人来说，一个由民族主义支配的世界才是一个正常的世界，一个民族主义不那么重要的世界反而会是无法想象的。

然而，一旦站在人类整体观念演进的层次上看，如今的这种局面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说是正常的，甚至应该说是意外的、遗憾的。民族主义有其很具体的历史功能，对于新兴的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确实是一种很必须的、也是能够最有效率地完成国家建构的思想资源，这对于十九世纪的欧洲和拉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洲和非洲来说都是相似的。

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明明已经经历过一轮长达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竞争以后（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竞争），对比民族主义，前者不得不说是一种更“高级”的竞争。这时候世界的主题，竟然是又回到了民族主义式的对抗轨道上，多少还是会给人带来一种历史性返祖的既视感。

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自由主义很长时间以来第一个真正的挑战者，一个很必要的条件在于，和自由主义一样，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抱有向全体人类提供终极社会方案的雄心壮志。从逻辑上说，它们必然是普世主义的，共产主义曾经的国际运动就很好地体现过这一点。

比如，列宁对民族主义的反感是广为人知的，他反对民族主义的排他性，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由资产阶级有意推广的意识形态，其目的是借用民族国家这个方便的政治工具更好地统治无产阶级。所以，与之相对立的全世界无产者们，当然就应该不分民族地联合起来，共同打破这种压迫的枷锁。

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民族主义学者之一，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甚至说过：“一个基本事实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是民族主义者。”我对这个说法有所保留，但我们大概还是值得从这种斩钉截铁之中，体会到民族主义与那些最富愿景的人类理想之间的距离。

02.

民族主义的唯一回报

只是沉浸在虚幻的宏大叙事里

在一个一度被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白热化竞争所支配的世纪里，民族主义的位置按理来说应该是很尴尬的。

共产主义的理想世界中没有民族国家；在自由主义方面，自由主义理论曾经有过对民族主义友善的历史，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工商阶层也的确曾经在很多社会扮演过民族主义最主要的推手，列宁在这里是没说错的。

不过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自由主义世界的观念界潮流已经在明确地反对民族主义了。毕竟，极端民族主义需要为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种族灭绝大屠杀负责，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国际冲突的火种与国内族裔压迫的温床。

人们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而建立的战后国际新秩序，与民族主义在根本价值上一定是冲突的，所以民族主义代表的只能是过去，不应该是未来。

我们在十九世纪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既讨论民族主义、也推崇民族主义的作者，但是到了战后的二十世纪，虽然出现了更多出色的民族主义学者，但是他们之中却几乎不会再有人愿意自称为“民族主义者”，还能对民族主义保持一种有节制的宽容态度已经差不多到天花板了。

直到今天，在西方的知识圈层、精英话语里，“民族主义者”都仍然是一个定义上的贬义词。民族主义永远都不会成为像自由主义、共产主义那样的“主义”，甚至说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恐怕都有点勉强。

它从来就不是一套社会方案，不具备为人类命运提供终极答案的能力。它发光发热的舞台应该只局限于具体的历史节点与片段，它曾经被思想界认为只会是人类生活一种临时过渡的状态而已。

然而，后来的历史发展并没有按照这个理论上的剧本来走，我们分明看到在为数不少的社会里，民族主义长期地占据了政治议程最中心的位置。

作为意识形态而言，一旦脱离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功能性场景，民族主义的内核其实应该说是相当空洞的。然而它却的的确确为一批二十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新政权提供了最重要的合法性支撑，这之中甚至不乏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直到今天也依然坚挺的案例。

每当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总是会为了人类需求之简单、原始、易满足而感到震撼：他们甚至不再像不久之前那样，还需要得到某种慷慨的未来承诺、精巧的社会蓝图，更加不需要看到、摸到可见的、切实的关于自身处境正在改善的证据。

他们对于自己正在承受的不公不义表现出了惊人的容忍力。他们身上仅存的一丝可以被称为“公共性”的元素，与那些他们所能实际接触到的、也能真实左右切身福祉的本社会公共问题毫无关系。

他们所谓的家国情怀，完全投向了与他者的区分、对立、敌意，哪怕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不会有机会亲眼见到那些让他们咬牙切齿的他者。

他们所得到的唯一回报，仅仅是一种与有荣焉式的虚幻尊严感，却已经足够让他们沉醉其中难以自拔。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实的生活满目疮痍，或是潜意识里深知自己的再多努力也无法撼动真实社会的分毫，他们将自己的全部热情交给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反而会显得是一种更加舒适的选择。

毕竟，宏大叙事的多数时候只是想象，而想象中的伟大斗争当然可以一直赢、一直爽。

03.

被毫无节制地挪用

是民族主义当下最关键的问题

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极其简洁明了的关于国家与政府的合法性思路：因为存在外国、存在外国人、存在异族、存在他者，又因为他者对本民族来说是重大的威胁，所以我们需要建立国家和政府，以对抗外敌。

对比约翰·洛克契约论式的“为何个人应当交托部分主权组织政府”的复杂论证结构，民族主义的逻辑堪称简单粗暴。

它实在是太简单了，以致于完全不需要依托系统性的理论学习，都可以轻易让足够多的共同体成员感受到支持民族叙事的必要——只要权力时常宣传强调来自外部的威胁就可以了，营造出一种同仇敌忾的情绪，可以让人们暂时忘记自己切身的不幸。

但凡对契约论逻辑稍微了解的人们，都会时常审视自己与政府间的关系是否足够公正合理，如果什么时候得出了否定的评价，那么契约是有理由被解除的。而民族主义则没有这种弱点，至少就目前这个历史阶段来说，外国是一定存在的，只有哪一天真的不再存在外国了，民族主义的故事才会彻底难以为继。

但是民族主义的内容毕竟那么简单，它肯定没有办法覆盖所有的逻辑弱点，比如，为什么抵抗外部威胁的一定要是这个政府？

又比如，境外势力的危险就算确实巨大，可是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造成各种可见困难的，无论是民生不堪还是法治不彰，不都是来自本民族的同胞吗？

这么久了，也没见真的和那些敌对势力打仗，但是同胞对你的盘剥却每一天都正在发生，所以外部威胁优先于内部问题一定是这么绝对的吗？

民族主义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民族主义在内容与逻辑上是非常单薄的。但是也许应该更加公平一点地说，民族主义内容与逻辑的单薄本来是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的，现在之所以会是一个问题，是因为民族主义被毫无节制地挪用到了各种本不应由它主导的应用场景上。

从十八世纪的美洲殖民地，到十九世纪中欧分裂的城邦诸侯国，再到二十世纪世界大战后挣脱帝国主义殖民枷锁的亚非民族运动，民族主义在这些历史阶段当然发挥过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这些功绩都是值得承认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太多社会在早已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前提下，对民族主义本不应有太多必然的需求，却依然有如成瘾一般地征用、依赖民族主义的思想与情绪资源。

譬如，那些政治制度、政治权力来源极其欠缺合法性基础的政权，经常就是最热心的民族主义玩家。二战后中东与非洲一批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威权政权就集中展现过这样的特征，对邻国的战争，往往是出于为了维持国内独裁统治的目的而发动的。

又譬如当上述政权出现政治社会困境的时候，原本徘徊在边缘的政治力量也非常擅长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异军突起。他们或者为自己成功地夺取了一部分乃至最大的权力，或者就因为他们的出现而改变了整个政治赛场的温度，让原本占据主流的政治派别也争相加入到民族主义的向下竞争之中。

说远的有二十世纪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说近的有2010年代、尤其是2016年之后的世界诸国。从很多指标上看，2020年代的世界与1930年代的世界是非常相似的。

这种时代性气候太有理由让人警惕了，然而我们只能看到越来越多人热情奔涌地纵身跃入民族主义的狂热漩涡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