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有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10月8日《中国青年报》）

首都变首堵的痛苦

　　城市确实病了，并且病得不轻，报道所举的一个例子——今年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北京全城拥堵，“200米的路，车走了半小时”，“下班在路上堵了6个多小时”。

　　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数字显示，到2008年底，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45.6%，城市人口已达到6.07亿人。到2015年，城市化率将超过50%，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为了美好的生活，我们来到并留在了城市，但等待我们的并不全是美好。

　　早在2003年，时任建设部副部长的仇保兴就提出，要防止四大“城市病”：一是水资源、土地资源的短缺；二是一些城市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修建大广场、政府大楼等，但是城市基础设施跟不上，供热、供水、排水、排污设施都很差；三是城市缺乏特色，千城一面，在城市建设中对历史建筑破坏严重；四是一些大城市的规模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严重等城市病已经出现，空间布局不能得到有机的疏散，造成城市“摊大饼”，不堪重负，而中小城市又得不到发展。应该说，城市病的表现形式并不仅是仇保兴所提及的这四种，7年过去了，城市病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其实，城市病几乎无一不与权力病有关。比如，城市基础设施跟不上，实际上与权力热衷于面子工程有关。作家龙应台曾说，要分辨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如果一场大雨使你全身泥泞，汽车轮子陷在路坑里，积水盈尺，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那么这大概就是个发展中国家。国家如此，城市亦然。当前，不少城市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设想，为此大拆大建、贪大求洋，可基础设施却未同步跟上。试问，有多少管理者，既关注城市的面子又关注城市的里子，既致力于地面上的繁华又用心于地面下的畅通？仇保兴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某个城市70％的道路没有排水管，由于雨水无法排出，新修的柏油路两年就变得坑坑洼洼，根本达不到15年的正常使用寿命。今年入夏以来，连续强降雨让不少城市内涝成灾，这显然不是偶然。城市逢雨必涝戳中了相关部门的管理软肋，暴露出管理者热衷于看得见的政绩，而忽略民生里子。

　　再说，城市缺乏特色，千城一面，在城市建设中对历史建筑破坏严重。为何对历史建筑破坏严重？在利益驱动下，一切唯利益马首是瞻，缺乏对历史的起码温情和敬意，只要能换到钱，能商业开发，能从中中饱私囊，就要大拆大建。“一些地方领导一上任就对城市进行大拆大建，有的只有10年历史的建筑就被拆掉重建”。在规划上，有的官员善于拍脑袋。“规划规划，不敌领导一句话”；或者“崽卖爷田不心疼”，拆了建、建了拆，一拆一建之间，GDP上去了，老百姓最需要的社会保障却无法保障。如此种种，不正折射出权力的病变吗？

　　城市病了，背后实际上是权力病了。要治城市病，须先除权力病。如何治？一是调整城市的考核指标体系，正如有学者称：“过去总是用GDP、效率来考核城市和干部，现在提倡用绿色发展的考核指标。如果城市的管理者能以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作为管理城市的理念，城市病就能大大减少。”二是加大对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员的问责力度。谁滥用权力，谁只顾头顶的乌纱帽，谁不以民生为重，谁就要被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