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是一面鏡子，是二十世紀以至人類歷史上一面灰蒙蒙的鏡子，一面可以照出因為堅持僵化、倒退、反對改革而終於導致國家完全崩潰的鏡子。（來源：《百年潮》1998年第2期 作者：嚴秀/江淳編輯）

    當一個國家民族處在既可以走向復興，也可以走向崩潰的大轉折時期，勃列日涅夫選擇的是後者，於是歷史也就毫不客氣地把這個政權淘汰了。

    勃列日涅夫統治蘇聯的十八年，是一個很長的關鍵轉折時期。在這個長時期內，把蘇聯變好、變壞的兩種可能性都有。可勃列日涅夫及其一小群走的是後者的道路。他們最終成了一場歷史大悲劇的制造者。

    任何改革者在這面歷史鏡子面前，都應當抱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是屈服於反對改革者，還是同反改革者鬥爭到底，走上復興的道路。

    赫魯曉夫糾正了斯大林直到臨終前兩周還在繼續制造的大恐怖政策。斯大林逝世前，一次可能是空前規模的大鎮壓的序幕已經揭開。從那麽多大醫學家（多是克裏姆林宮醫生）的突然被捕，就可推測後文將是如何的不堪設想。可是斯大林死了，醫生們隨即被全部釋放，一個可能的空前大恐怖夭折了。

    赫魯曉夫統治的十年，應該說，最大的改革其實就是停止了大規模的迫害。但赫魯曉夫有不少政策和做法是心血來潮的、主觀主義和唯意誌論的胡來，從而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如果認真總結歷史得失經驗，痛改斯大林、赫魯曉夫兩朝的弊病，那麽，原是有充分的時間去扭轉前朝的衰敗，並使蘇聯逐步轉入復興軌道的。

    但是勃氏根本沒有這麽去做。除經濟上作了一些非本質的改革外，他根本上實行的是大規模倒退的政策。十八年的專制、守舊、倒退的新斯大林主義或半斯大林主義統治，使國家處於外強中幹的危險狀態。

    他和他的主要助手蘇斯洛夫忙於搞的是絕對的思想專制，全國只需要有一個頭腦，即勃列日涅夫、實際是蘇斯洛夫的頭腦就行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蘇斯洛夫等人，炮制出了一套蘇聯已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自我欺騙理論。這表面上似乎比赫魯曉夫的誇張後退了一些，實際上卻是更荒唐。因為赫魯曉夫是窮過渡、硬過渡，並未吹他已建成“發達社會主義”，而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比赫魯曉夫更亂吹牛皮，更加不顧現實。

    這個“發達社會主義”的一樁小事可以介紹一下。有一個叫阿法納西耶夫的人，當了20年《真理報》的正副總編輯，他同時是勃列日涅夫和蘇共中央文件的重要起草人之一，常在郊外一些豪華別墅制作文章，可是這一批禦用的高級翰林學士沒有一滴酒喝。有一次，這位總編輯和他的一位同事，不知怎麽弄到了一瓶伏特加，粥少僧多，二人不得不跑到遠遠的一個大草堆裏偷偷地把酒喝完才出來，因為一旦公開，那就一人一口也不夠了。這就是“發達社會主義”的一個寫照!

    勃列日涅夫掌權時所遇到的困難未必很嚴重，但勃列日涅夫等人不敢正視現實，不敢正視危機，一味盲目誇大成就，繼續搞腐敗專制統治，其結果就是：在走向復興還是走向崩潰的交叉路口上，竟毫不遲疑地沿著崩潰的路走下去了。

    勃列日涅夫以一個庸材，一朝黃袍加身，竟然把個新沙皇寶座一屁股坐了十八年（1964—1982）。蘇聯後來把勃氏當政時期定名為“停滯的二十年”，事實上是停滯和倒退的十八年。

    勃氏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恢復半斯大林主義或新斯大林主義的統治。特點是停止揭露斯大林時期的黑暗現象；基本上停止了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重新迫害文化人；對外大大恢復了斯大林時期的武力擴張政策（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為赫魯曉夫時期的5倍；1968年占領捷克；1979年無故出兵占領阿富汗；操縱占領柬埔寨）；更加集中力量搞擴軍備戰等等。出兵占領捷克，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四年時幹的，從此以後，“改革”的話題就談也不談了。

     此外，在對內鎮壓方面，勃列日涅夫時期還發明了一個“瘋人院”政策，即把所謂“持不同政見者”紛紛加以變相監禁，用逮捕與綁架等方法把人捉進“瘋人院”去。此法有時比無故監禁還更不人道，因為在“瘋人院”裏是要進行“治療”的，而這所謂治療，就是破壞人的正常神經功能，使之成為真的精神病（詳情見麥德維傑夫兄弟《誰是瘋子?》一書）。

    勃列日涅夫這麽一個庸愚的人有什麽東西可以叫人崇拜的呢?然而，這種崇拜在那裏已成為制度，誰上台誰就是上帝，人們就得崇拜這個人間的神。在這方面，勃氏的面皮之厚，在中外歷史上是少見的，從下面一事可見一斑。

    在朱可夫回憶錄中，有一篇書稿整理者的說明，它告訴我們，朱可夫的書早就排出清樣送蘇共中央去審查了（米高揚回憶錄出了一個頭即被硬砍，不準續出了）。最後的審查官就是意識形態總檢察長、蘇共中央的第二號掌權者蘇斯洛夫。朱可夫書稿一去無回，回憶錄出不了版。過了很久很久，總算暗示下來了：這書缺乏歌頌勃列日涅夫的內容，要增訂後才能出版。這可難壞了朱可夫和編輯者，因為戰時朱可夫實在不知道勃某其人，如何寫他對戰爭的偉大貢獻呢?但此關不過，書就休想出版。後來還是出版者方面想出了一條妙策：由朱可夫虛晃一槍。辦法是：說某次朱到前線視察，路過某地遇某司令官，朱便問及勃某其人，說想見見他（勃在戰時做過什麽軍事委員之職，官拜少將），回答是勃列日涅夫到前線去了，結果未能見著。說時遲，那時快，這“虛晃一槍”一報上去，當天或是第二天，克裏姆林宮的電話就來了，說是可以照修改稿付印了。

    前述那個阿法納西耶夫在《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中說，《真理報》上的每篇文章尤其是社論中，都必須有專門歌頌勃列日涅夫的段落。這是不成文憲法，一定得照辦。有一次不知怎麽忽略了，中央書記齊米亞寧（蘇斯洛夫的助手）立即打來電話責問：為什麽當天社論上沒有歌頌勃氏的內容。這位總編輯只好檢討是出於偶然，並保證今後不再犯同樣錯誤，才算了事。

    勃列日涅夫愛打獵，尤好獵狼，但又怕鞍馬勞頓，於是就在他常去的遠郊區某豪華別墅附近，築了一座禦用狩獵台，台前開出一條禦用獸道。平日由禦林軍們事先捕獲一批野狼，將它們豢養起來以備禦用。勃氏要打狼時，便移駕獵場，森嚴拱衛。一聲令下，禦林軍將狼放出，直奔狩獵台前，於是勃氏便手起彈落，野狼應聲倒地，百發百中，大獲全勝。腐敗至此，中外難尋，此而不亡，天理安在!

    勃氏幹此類驕奢淫逸的事情，離開蘇聯最終自行崩潰還有十余年之久，但實際上這位最高統治者早已把國家弄到崩潰的臨界了，誰還能挽救得過來?

    在上述書中，這位當年的《真理報》總編輯還告訴了我們一個重要情況，即勃列日涅夫實際上自1977年即得重病，已不大能理事了。但他仍繼續當了五年最高領袖。他們的制度保證了最高領導人的終身制。只要當權者一口氣不斷，就沒有一個人敢出來說一句下一步怎麽辦的問題。這怎麽能夠保證國家有一個生機勃勃的領導呢?

    這個勃列日涅夫，離開了別人替他寫好的稿子，他就一句話也不能講，一個問題也不能回答。前蘇聯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副外長、駐華大使費德林在他的回憶錄（中文本）中對此事作了詳細的介紹。一般替勃氏準備答問的文稿分量較多，要根據對方的問題選擇回答，這都一一在打印稿上注明了的。無奈勃氏竟無此選擇水平。一次勃氏在與尼克松對談時，竟當著尼克松俄文翻譯的面，問費德林等：下面這段還念不念?……

    勃列日涅夫當政開始的幾年，在經濟管理體制上做了一些改革，生產也有些上升，這是事實。但是幾年後，政府管理機構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大，越來越復雜。部長會議下屬各部委的現職正副部長達800多人，一個鋼鐵工業部就有正副部長19人之多。當時蘇聯的高級官員盡管多如牛毛，卻管理不了國家的大事。大事始終只能由一二個人決定。

    勃列日涅夫實行的就是個人和極少數人的寡頭統治。例如，1979年無端出兵占領阿富汗，就是只有四個人參加做出的決定，這便是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葛羅米珂、烏斯季諾夫。後二人一是外交部長，一是國防部長，業務關系，不能不參加，所以真正做決定的其實就是這個統治體系的勃、蘇二人。對於這樣關系國家命運、出兵占領他國達十年之久的大事，竟由一二人就擅自決定了，世界上什麽地方有過這樣的獨裁?（以上資料見周尚文、葉書宗、王斯德著《蘇聯興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勃列日涅夫荒唐事的極峰，是把女婿丘爾巴諾夫從一個小軍官硬派為上將、內務部第一副部長，此事在全蘇聯都成了臭不可聞的笑話。勃氏有一女名加列娜，已離過幾次婚，勃氏給她配了一個克格勃校官丘爾巴諾夫做警衛。兩人於1971年結了婚，時公主41歲，駙馬34歲。勃氏不顧一切，在1981年強升這位駙馬爺為內務部第一副部長，並正式授予上將軍銜。這位上將在戰爭時期才五歲。這位駙馬爺身在內務部任高官，當然可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了。隨即仗勢逐步在全國各地組成了一個貪汙、盜竊、走私、投機的特大犯罪集團，成了蘇聯新權貴黨的首領。戈爾巴喬夫上台後也未敢輕易觸動，拖了三四年，最後忍無可忍，才於1988年12月30日將這個無惡不作的新權貴判了十二年徒刑（要是普通人恐怕早處決了）。

    勃列日涅夫又是個十足低級趣味的類似暴發戶式的人物。他是有名的汽車狂，據說有外國車百來輛之多。勃氏掌權時，距戰爭結束已二十年，但他還是硬要當元帥，自然就當上了。他還給自己頒發了無數最高級的勛章。所以蘇聯人在背後講勃氏笑話時常說：蘇聯的軍功肯定是勃列日涅夫第一，因為他的勛章比朱可夫還多!莫洛托夫對勃列日涅夫有一段話說得不錯，他說：“勃列日涅夫的新肖像出來了。我看，他這是毀了自己，這是毀了他的事業和威望，這麽多金星勛章，沒法辦了，只好夾在腋下……”（《莫洛托夫訪談錄》第464頁）。

    有不少的書和文章都說到，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安德羅波夫是個主張改革的人。在勃列日涅夫掌權後不久，一次安德羅波夫陪他到東歐訪問時，曾在火車上勸導他推行改革政策，但勃氏不聽，不久便叫安德羅波夫去當了克格勃主席。這時的克格勃同斯大林時的克格勃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了，派安德羅波夫去任主席，乃是不讓他在中央領導核心占據舉足輕重地位的意思。這個安德羅波夫有點文化，有點理性，有點世界眼光，並不大搞恐怖，所以他當了十五年克格勃主席，在國內外至今無大惡聲，這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1982年初勃死後，安比較順利地就上了台。無奈安德羅波夫是病人一個，在位一年零一個多月就死了。安死後，一個蘇共中央的內掌櫃、蘇斯洛夫角色似的繼承人、長期擔任蘇共中央總務部長的契爾年科上了台。此人是勃列日涅夫的親信，他的工作經驗還不如勃列日涅夫，又是一個重病人，上任不久即臥床不起，在任一年也就嗚呼哀哉了。

    從1982年冬到1985年春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內，蘇聯連死了三個總書記，均是作為重病人相繼死去的，堪稱有史以來未有的奇聞。如果還有一個輪著該他上台的人，即使是重病人，也要上台執政的。而且這幾個人之間還有這麽一個相生相克的關系。勃列日涅夫上台，是為了扼制赫魯曉夫的改革傾向的，契爾年科上台則是為了制止安德羅波夫的改革勢頭的。實在看不出那個寡頭統治集團，還有任何自我完善的傾向和能力。

    勃列日涅夫確實是一面鏡子。不過，它不是空空道人手裏的“風月寶鑒”，而是現代歷史巨人手裏的一面“興亡寶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