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施政的重头戏显然落在了“协调”二字上，不但要协调经济发展理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还要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变“国富”为“民富”。同时，“内需消费”也助全球解决经济失调问题。

　　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主基调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落幕，中国执政党对该国未来五年的思考与部署明晰呈现。而这份经过下一步程序安排就会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中国政府未来施政蓝图，重头戏显然落在了“协调”二字上。

　　一是协调经济发展理念。经济的增长不仅在于数量的增长，还在于质量的提高，需在利益协调中满足多数人利益，与社会的进步、民众生活的改善同步进行，使经济发展目标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转变。

　　早在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06年3月批准实施的“十一五”规划，明确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以往最被看重的经济增长列入预期指标；次年，中共十七大又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08年，决策层意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不起、慢不得”；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呼吁“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此次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则定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表述的逐步改变，当然不是字面游戏，而是中国追求和谐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共识的逐步凝聚。因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调整生产要素结构，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则还要涉及需求结构、供给结构等，与社会发展的挂钩更紧密。

　　二是协调经济结构。尽管胡温领导层执政以来倡导“科学发展观”，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步伐没有松懈，但由政府主导型经济的高投资、低消费，以及低附加值、高资源消耗产品出口导向的传统模式并无太大改观。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不惜一切代价”投入资源能源，大量依赖廉价劳动力追求GDP，早已被国际经验证明行不通。故而中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选择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

　　与以往强调“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的顺序不同，此次中共提出“要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更强调消费的重要性，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装上“内需消费”的引擎，意在加快形成三大需求协调拉动经济的局面。内需消费能否拉起来，已攸关“十二五”规划之成败。未来内需消费旺，经济就能保持强大、持久的动力，整个大陆都会旺。

　　三是协调收入分配格局。内需消费一直被寄予厚望，但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难以明显提高，在于现行收入分配机制存有问题，压制了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表述，为增加劳动者收入提出具体要求，是理顺收入分配机制的努力。毕竟，收入分配关系不仅关系消费能力，更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甚至关系民心向背。早日解决这个问题，才有助于厘清公平与效率、劳资关系、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利益协调等复杂问题，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改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理念，真正变“国富”为“民富”。

　　四是协调推进中国整体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源于经济领域，但其所具有的重大关联和重大影响远超经济领域，也触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全方位的改革内容，可谓一次全方位发展模式的转型，因此被外界视为中国继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社会制度转型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转型之后的第三次历史性方向之变。中共此时提出“一揽子”改革方案，各领域齐头并进，必将打破改革在某些关键领域“裹足不前”的尴尬境遇。

　　五是协调国际经济失衡。今天的中国已是不容忽视的经济体，开始影响世界的经济结构甚至生活方式。除了原本就存在的国内社会矛盾倒逼中国加速转型，各种外来压力都直接或者间接指向中国的发展方式与国际战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贸易保护主义加剧，曾经严重依赖外需拉动的中国经济面临随时可能爆发的经济战，如今年以来国际贸易战、汇率战就阴云密布。中国改以“内需消费”为经济发展之核，既是自身发展之需，也有助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减少外部摩擦。

　　不难看出，“十二五”规划承担任务极重。毕竟，现在距离中共“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预设目标只剩下十年，中国未来五年必须集中攻坚一些影响全局和长远的改革任务。但要彻底摒弃过去管用、好用、能用的熟悉理念、手段，改弦易辙，并非易事。尤其是如何落实那些不具约束性的大部分目标，更是对中共执行力的再一次严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