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敢闯敢试的改革城市，一所肩负“试验田”使命的大学，一个素以改革闻名教育界的校长，在中国高等教育急于寻求突破与改革的今天，这三个元素碰撞所形成的“化学反应”，让人产生了无穷的期待。而至今仍还未得到主管部门正式批复、“比想象中慢得多”的筹办进展，又充分折射出高教改革中的现实处境。

• 想打破办学常规，一步到位建成国际知名大学，是异想天开吗?
• 立志“去行政化”的高校，频遭“行政化”烦恼，原因何在？
• 首次在全球“海选”、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中国内地大学校长，能否探出高校新路？

　　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终于迎来了办学新突破——9月30日，校园建设正式开工；同日，55名应聘者参加了首批教辅、行政岗位的公开招聘考试。

　　与8月底接受采访时的焦急不同，10月14日，正在北京会议中心参加院士研讨会的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明显轻松了不少。这天上午，他又一次向教育部领导汇报了办学进展，心情颇佳。事实上，就在几天前，他已经急不可待地在应聘者中先挑选了5位校长秘书候选人，因为，“接下来将有大量的事情要办了。”

　　在长达三年零六个月的筹建、南下履职一年零一个月之后，朱清时、南方科大、深圳，乃至关注中国高教改革的人，此时此刻，有一种“大戏开场”的激动。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进展，被解读为“释放了中国高教改革的积极信号”。

　　这所被教育部领导寄望为中国高校改革探路的新型大学，想探出一条什么样的路？对正在急于寻求突破与改革的中国高校来说，它会是一条期望中的“鲶鱼”吗？

　　在几次面对面采访后，我们近距离地观察着这所学校经历的一切，从中感受着中国高教改革之路。

深圳梦想

　　很少有一所地方院校的筹建，能像南方科技大学这样备受关注。

　　2007年3月，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目标是参照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计划经过若干年努力，办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初步设想无论研究轨道还是教学轨道上的师资，50%以上由海外引进。希望培养大量的科技创新型人才，为深圳提供强大的动力。

　　即使放眼世界高校建设史，香港科技大学也绝对是个“传奇”。1991年才由香港斥资近20亿美元打造的理工科研究型大学，仅仅十几年，就已经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上跻身百强，一些专业甚至处于世界一流。

　　而这所学校崛起的最重要因素，人们普遍认为，一是办学理念国际化，半数以上师资来自海外；二是采取了“教授治校”的办学方式。

　　建一个深圳版的香港科技大学，几乎是这个特区不假思索的选择。

　　同样怀揣梦想的，还有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高校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壮大发展后，也留下了一些隐痛。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即为典型。2005年，中国科技大学创始人之一、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曾这样感慨：“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话也许有点刺耳，但中国大学的同质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不足，确实成为公认的现状。朱清时也只能无奈。

　　朱清时：以我多年大学校长的体会，很难。因为,现在高校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太僵化了。“官员化管理”的色彩太浓。

　　朱清时，中科院院士，无论是在科研领域还是教育界，都鼎鼎大名，于1998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这几年，他以教育改革而为公众广泛熟知。而在他看来，当前中国难有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原因，在于“学校官僚化，教授官员化”，是在以行政思维而不是教育规律指挥与管理学校。

　　朱清时：教育有其特定的规律，教育必须由真正懂得教育客观规律的人来管，按照科学的规律来办，这样才能办好。

　　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一开始就显现出了“去行政化”的试验性。2008年，深圳开始为南方科技大学挑选创校教育家。这场挑选之所以引起轰动，因为它通过海内外猎头公司，在全球“海选”出200多名校长候选人。

　　朱清时：这在中国内地还是第一次。要知道，现在大学校长都是上级任命，且不少过去是行政官员。深圳这个改革很有魄力。我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和思路。它显示了一个办学理念：大学不是先盖大楼，而应该先引大师，“以校长招聘为核心，先确定校长，再会同校长商定其他人才招聘”，校长对人才的自主权力被前所未有地扩大。

　　但朱清时没有想到，不久后，自己竟在这场“海选”中进入深圳视野。当时，深圳方面邀请了教育界专家、学者、官员组成校长评审委员组。根据南方科技大学的定位，确立校长选拔标准——这个人必须同时是科学家、管理学家和教育家，200多名候选人经过几轮筛选，变成了一份10人名单。最终，朱清时以全票当选。

　　朱清时：我一开始有些犹豫，但最终打动我的是一位院士的话：“我们这一代人，追求教改追求了这么多年，条件总是满足不了，到退休了都很遗憾。现在深圳这些条件都具备了，让我们干，也只有深圳具备所有这些条件。”

　　深圳具备的不仅仅是雄厚的财力，更有“敢闯敢试”的特区精神。早在1983年筹办深圳大学，市政府就拿出5000万元建校区，从筹建到招生，只花了8个月，和当年国贸“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同时被誉为“深圳速度”。此后，学生交费上学、勤工俭学、毕业生不包分配、教职工聘任制、学分制等教育改革，每一次都震动全国。

　　而这一次，深圳和朱清时的“野心”，则是要在南方科技大学里“去行政化”，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回归大学的本来面目——变行政主导为学术主导，由官员治校转为教授治校。以一系列的招生改革、院系设置、教研模式，打造一个精英化的科研型大学。

“南科”尴尬

　　不过，出乎深圳和朱清时意外，一心要“去行政化”的南方科技大学，却遭遇了一系列的“行政化”挑战。

　　听起来不可思议。按说，深圳政府既有改革的意愿，也不缺改革的财力；朱清时既有改革的坚定，也不缺改革的思路。但双方携手，却发现，原来“合作”与“创新”的过程，也许还要经过“磨合”与“习惯”，甚至是——“妥协”。

　　朱清时：一项新事物的建设，一定会与现有体制、机制不同，遭遇阻力。我预想到“吃螃蟹”会很难，但困难和烦恼来自想不到的地方。

　　让朱清时“想不到的”，是些什么事呢？朱清时举了一次行政楼修缮的经历。深圳政府将原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划给南科大作启动校区。验收时有人报告，教学楼楼顶漏水。朱清时想也没想，就吩咐明天找人来修。

　　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却拖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动静。朱清时急了，下属的解释更让他哭笑不得——按照深圳市的规章制度，这件事先得找人评估，评估之后招标，而且一定要有3家以上公司投标，中标之后定合同，报深圳市财委申请经费。

　　朱清时：一个月的时候，投标还没搞呢，哪谈得上修理？我去找市领导，这种事情都要花这么长时间，我还怎么建学校啊？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深圳形成了一套严谨的行政化管理体系，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此时，这套体系竟也带给朱清时诸多“想不到”的窘境。甚至，他连买一台办公电脑都很费事，需要两个月左右的“走程序”。

　　朱清时：这套体系防止行政出错，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有效的。但对于南科大这样的新生事物，要买的东西太多了，没有自由支配的经费，寸步难行；而且很繁复，一件事情都要拖很久。

　　在朱清时的计划中，今年9月，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字将拿掉，并进行招生。7月，学校方面甚至喜出望外地对外发布“招”到了第一名学生——来自山东泰安的10岁“神童”。然而，令他稍稍有些失望的是，由于学校未获得教育部的正式批复，还没有资格招生。这对于年过花甲、校长聘任期为5年的朱清时来说，也有一些“时不我待”之感。

　　去年年底，教育部将南科大的教改建议为“一场全国试验”。今年5月，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率教育部专家考评组对南科大进行考评，肯定南科大在引进人才、运行、招生、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创新思路，对全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启发意义。而今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鼓励高校改革，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朱清时觉得，自己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而社会各界，也把南科大的筹建试验看成一块“试金石”，成为教育改革者与守旧者攻防的标志之一。

　　其实，对教育管理部门来说，南科大的办学思路，又何尝不是向现行的高校设置等规章制度发起冲击和挑战？

　　根据规定，高等学校的设置，必须从大专开始，然后是学院、大学，要按部就班地发展，然后再申请博士点，十年、二十年才能成为研究型大学。但是，南科大的目标，却是一步到位建成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朱清时：南科大既挑战了既有的教育制度，也挑战了政府现行的审批模式。可以说，所有的规章制度都“失灵”了。又该怎么办？南科大的筹备者在焦虑中也有信念：新兴事物遇到的矛盾和冲突，反而会成为推进改革的最大动力。

相关评论：南方科大，是教育特区还是搅动高教的“鲇鱼” （姜泓冰）
　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到了“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建设人才强国”的目标。近日，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集科学家、知名大学校长于一身的朱清时院士牵头筹办南方科技大学一事，也十分引人关注。

　　不过，筹办三年，并没有在预期的时间内获得教育部的办学许可；教学楼顶漏水，买几台电脑，尚不能校长一声令下立即执行，仍然需要“走程序”几个月。这样的报道，又使人不免有些担忧。因为几乎所有教育业人士都清楚地知道，决定南方科大“去行政化”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握在大学手中，而是在乎政府管理部门的态度与立场，看他们是否甘心、能否及时放权。

　　对于筹办中的南方科大，至今我们能够了解的，仅限于它的办学宗旨、选才标准和比例、“去行政化”的目标，而远远未知其实施细则。比如，要实现50%以上师资来自海外的预期，对于内、外两类人才之间的薪资如何区分和浮动，怎样避免目前高校人才引进中尴尬的二元体制；破除了行政化之后，要实现大学的高效、持久管理，究竟需要遵循什么样的治理原则和制度框架；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教授治校”是否就能做到公平、理性、有效，成为打造一流大学、实现教育改革理想的一剂灵丹妙药？

　　一切刚开了个头儿。南方科大只是拿到了那张“准生证”，其“去行政化”和招生改革措施还在小心试探阶段，远未到可以见出成效、论以成败的时候。眼下，它已成为从媒体到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大多数正处在改革彷徨期的高校校长们的围观对象，一举一措，都将被放大打量，甚至还被教育部定义为“一场全国试验”。关注的焦点，则集中于“去行政化”的具体操作。

　　然而根据以往经验，列入“国家级”的试验项目或是惟一的“特区”，这样的改革相对容易。何况，还是一所全无历史包袱的全新大学，眼前有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全套制度办法可供参考仿照，跨出去的“去行政化”那一大步，纵使会遭遇日常的补漏、买电脑之类繁琐小事的磨合不适，最终总会因“特事特办”的特殊地位而获得诸多便利。

　　南方科大，究竟会是彷徨多年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亩观赏价值大于实际的丰产试验田，还是会成为高等教育深水区里游来的一尾可以搅动一池春水、催生满园活力的“鲇鱼”？期望，会是后者。

　　比起放大研究南方科大如何“去行政化”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它是否能够在摆脱行政思维、按照自己理解的教育规律去指挥和管理学校之后，复制香港科技大学乃至当年的芝加哥大学那样的神话，通过制度创新、教育与学术研究和传播体系的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为中国打造一所独具特色的高水平大学，为眼下已如饥似渴的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一种富有启发性的范式。

　　从政府到大学，改革已成急切之势。无人甘于守旧。问题只是，在迈出“去行政化”这第一步之后，对于教育发展的规律，对于自主发展，我们这个人人都对教育现状表示不满的时代，究竟有多少人敢说自己真懂教育，不会走近新一轮急功近利的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