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世界经济重大不利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产业链重新的布局。我们在疫情前，有一个全球化运行相对有效的产业链，中国是一个最大的生产地区，但是疫情爆发以后，很多发达国家在疫情前就开始说的一件事情现在开始凸显出来了，他们认为这么依赖中国经济，对他们自己未来的经济安全是不利的，要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

产业链要重新布局，很多从前在境内生产的很多生产能力会逐步逐步地调整到发达国家，或者是其它的新兴市场国家，这对我们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绝不可掉以轻心。

第三个我们一定要关注的（因素）是什么呢？我称之为“碳衰退”。发达国家现在在减碳的问题上最积极，如果你追究一下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呼吁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是哪些国家呢？第一是英国，其次是北欧。

坦率地讲，在科学领域，气候变暖是一个自然的大周期的过程，还是人类活动带来的，还不能说有百分之百确凿的证据。但是几十年前，英国就开始讲了，北欧也跟着发出倡议。

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英国也好，北欧也好，他们心知肚明，一旦气候变化，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他们的经济，对他们社会的影响是最直接、最大的。

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国家的纬度是很高的，伦敦在英国的南部，可是伦敦的纬度跟咱们哈尔滨一样高，但是伦敦冬天不冷，夏天不热，气候非常温和。所以，那个地方得益于什么呢？为什么纬度这么高，但是又气候温和呢？得益于大西洋（3.360, -0.02, -0.59%）暖流。整个北欧也一样，北欧的纬度也更高，瑞典到了北极了，但是它的气候相对是温和的。

这就是很多人讲“工业革命在英国起源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气候温和，很快就解决了农业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畜牧业问题，总的来讲风调雨顺，能腾出手来有积累才能搞工业。所以，英国和北欧这些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是最关注的，他们一直推动着全球在减碳问题上不断发展，他们现在急于求成，一定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限制传统能源的使用、化石能源的使用。

这一限制以后，全球经济一盘棋，化石能源的价格一定会上升。化石能源价格一上升，对我们工业化中后期的还有很多百姓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的经济体而言，影响是最大的，对我们经济带来的负面的冲击是最大的。

所以，我称之为“碳衰退”，弄得不好，全球就出现“碳衰退”。碳衰退同时还会引发通货膨胀，因为碳的价格一涨，整个用碳的产品的价格和服务都会上升。所以，国际市场警惕三大衰退，一个是债务衰退，一个是产业链衰退，一个是碳衰退。

国内的经济也不可太乐观，从表面上看，我们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内需不足。再稍微讲细一点。

一个是，老百姓的需求现在不能说是很旺盛的，“双11”现在的增长速度20%以下了，网上消费的热情不像以前那么狂欢上升了，为什么百姓的需求下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工资的上涨没有跟上，百姓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跟GDP基本上是同步的，并没有超出多少。

再加上我们有大量的本来可以消费的这部分人群，他们在农村或者是在城里打工，还没有获得城市百分之一百居住的权利。所以，这个需求没有释放。

同时，很多企业家比较迷茫，找不到投资方向。最近半年以来，我跟很多企业家交流，大家共同关注一个问题“我投哪儿呢？如果不投金融市场，我如果投实体经济，有什么方向可投？”找不到方向。很多产业现在国家限制，也应该限制，要防止资本的有序扩张，我们百分之百都要支持国家的政策。但是大家总得找一个新方向，地产现在下行，带来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观望，投资者观望、消费者观望、买房子的人观望，地方财政也更加困难，很多地方的实体经济又找不到投资的方向，教育培训肯定是要调整的行业，娱乐业也是国家要有很多监管政策出来。这就是中国经济内需不足的一方面。

再往下分析，为什么内需不足？我的理解是，我们传统的长期依赖的内需领域正在退去，像房地产，老百姓要置业、要装修，带动家具的成长。百姓要买汽车，带动汽车上下游发展，传统的这些产业饱和了，甚至要下行了，但是新的需求又没上来。

新的需求在哪里？新的需求、新的增长点，如果让我高度概括，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就是两条。一条是还没有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这10亿人口，这10亿人口大部分在农村，中年人进城打工了，但老人和孩子还住在农村，这10亿人口中间，至少4个亿应该有希望用15年的时间把他们吸引到城里来，在城里安置，成为新的中等收入人群，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这10亿人口中的大部分人身体是健康的，受到比较好的九年义务教育，汉字没问题，不仅能读、能说、能写，普通话都没问题，而且你给他个操作手册，告诉他怎么操作一个订单，怎么送外卖，他们是非常熟的，没问题，劳动技能是有的，身体是健康的。

年龄虽然逐步在成熟，不能说很年轻了，但是他们的干劲是非常足的。跟印度甚至跟泰国东南亚国家横向比较，我们这10亿人口的人群干劲是很足的。

我跟很多企业家交流，他们到非洲，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他们很恼火、很痛苦的一点是当地的劳工小富即安，你给他发了工资，他过两天不来上班了，他喝酒去了，喝完酒之后没钱了又来上班。我们没这个问题，我们这10亿人口中间，绝大部分的百姓是非常非常勤奋的，绝对有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不断奋斗的进取之心。

这一条我们一定要牢记在心，是中国经济长期能够保持增长的肾气所在。中医讲肾气，就是生命力所在。但现在这个潜力没发挥出来，城镇化受阻。

第二个我们新的增长点是产业要升级，产业升级里说的非常多的是通过科技让产业变得更有效率、竞争力更高、我们的生产效率提高，除了这个之外，产业升级还有一方面，就是从传统的产业变成绿色的低碳的产业，这个过程需要投资，产业升级离不开投资，说得更明白一点，不换机器设备，不换工厂，怎么能够绿色呢？怎么能够低碳呢？一换机器设备，不就是投资了吗？投资就会拉动经济。

所以，这两条，一个是10亿人口的这个课题要破题，10亿人口怎么能够让他们纳入现代化生活的轨道，纳入共同富裕发展的轨道，这是中国经济的第一增长点。

第二，怎么能够实现产业的科技升级和低碳化，引发新一轮投资。很可惜的是目前这两个增长点还没有营造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目前出现了困难，今年第四季度和去年第四季度同比，今年第四季度弄不好会到4%以下。明年如果我们疫情控制得还不力，如果碰到一些重大冲击，我们的经济可能面临一个“保5”的问题，怎么样能维持在5%以上。短期的肯定我们要充分充分意识到，一定要意识到，千万不能盲目乐观，一定要意识到经济工作也是要有勇气，要付出比以前更多的努力，才能够保持它的健康增长，才能成为民族复兴的根基。经济是根基。

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怎么才能够释放出我们经济的活力，怎么才能让中国经济仍然充满着活力，把充满着的肾气释放出来，变成我们强劲的动力？肾气营造出我们整个身体正常的气血，而不是越走越慢，就需要我们想方设法释放我们的增长潜力。

怎么释放增长潜力？还是要回到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我想结合我们的工作，我讲一个概括性的道理。

应该像上课一样，重修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什么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就是把政府的行为放到经济分析中去，去理解我们的经济运行，更好地制定经济政策，就是要真正地把政府的行为调整到位，才能够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才能够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

所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层次道理是什么呢？政府自身的激励要对，政府自身的行为也要对。如果政府自身的行为、自身的激励不到位，就乱作为了，就不是有为政府，是乱为政府，这个我们是不愿意看到的。

怎么样才能把政府的激励调整到位，才能够促进政府变成有为政府呢？我讲我的一个观点。一定要加强各级政府的激励，这个激励当然包括政治上的激励，同时也必须要给各级政府包括地方政府足够的经济激励。

什么是“经济激励”？经济激励并不是说给单个政府官员的工资要给够，不是这么简单，各级政府本身也是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它有非常明确的经济激励，包括要给它留足够的财政收入，那它才有动力去谋发展。大家说你说得太抽象了，能不能具体说，好，我们具体讲，两件事，这两件事情如果能够逐步逐步调整到位，我相信我们中国经济经过一段时间调整，我们能闯过目前的这一关，就是经济增长的下行、国企的三大衰退。

第一个具体事情就是一定要给地方政府足够的经济激励，让它去促进城镇化发展，让它去主动地吸纳外来人口，让它们能够帮助我们中国经济去吸收那还没有纳入中等收入群体的10亿人口，让他们进城。

这10亿人口大量还在农村，即便进城，在城里也没有正式居住的身份，没有户籍。所以，要给地方政府足够的激励，让他们去促进城镇化，让他们去把我们的经济规模做大。

目前是没有激励的，为什么没有激励？很简单，因为过去十几年以来，地方政府主要在经济问题上忙活一件事，主要是搞基础设施建设，像机场、高铁、城市道路、城市花园，非常好，没有问题，应该做。基建应该先行一步。

但是到目前是什么情况呢？目前是基建搞得非常不错了，中国所有的地级市，只要不是特别偏远的地级市，但凡是一个地级市都有一个旧城，一个新城，新区一定建得不错，马路宽宽的，没有电线杆子，都是走地下，地下的管网做得不错，但是没有人。

过去地方政府花了极大的精力搞了新区建设，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沉重的债务，地方债，隐形债和明债放在一块儿，占GDP50%以上，我还算的比较保守。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大量都是背有沉重的包袱，债务总的来讲是没问题的，对中国经济而言是扛得起的，也值得扛，因为它对应的债务是各种基建、各种硬件设施。但是问题来了，现在地方政府背了这么多债，再往下走，它疲于奔命，每天都在找我怎么能够发新债、补旧债，怎么能够把这些旧债的利息付清了，以至于不要引爆金融市场，它没有心思去再吸纳新人口进来，因为每吸纳一个新人口是需要花钱的，少的是5万块钱，你要把一个外地人口转变为本地人口的话，幼儿园要不要配套？小学要不要配套？中学要不要配套？公安要不要配套？马路上十字路口维持交通的协警是不是得配套？这些都是要花钱的。

现在地方政府没兴趣，凭什么干这个？我把我本地的户籍人口搞多了以后，对我是一个包袱。所以，现在这个激励不对。它的激励还是还债，它的激励还是搞硬件建设，它的激励不是把人口做大，有条件地吸引外地来的人口，它没有这个激励。

现在的问题该怎么办？一定要把现有的地方的债转到中央去，我到处讲这个道理，讲了快十年了，我说地方债应该变成国债，不仅利率降低了，因为国家信用担保，而且对外也可以搞人民币国际化，国外也可以来买了，最主要是能够促进地方政府的行为转变，让它轻装上阵，给它新的目标，然后要推动它去吸纳外来人口。

农村的宅基地、农村建的房子可以给适当补偿，那个钱是很有限的，这样也是稳定了房地产市场。外来人口多了，这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就稳定下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件事，要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同时给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的流程，让它能够感觉到本地的人口多了，消费上升了，经济规模上升了，我这个地方的财政也上升了，我可以办事了。所以，很多税也要从生产那一方转到消费这一方。

比如我买一个汽车，现在买汽车，主要的税叫增值税，主要是交给工厂的。哪里搞汽车厂，哪里就可以收增值税，增值税当然中央跟地方要分。北京的北汽生产北京奔驰，它的很多税收是交给北京市的，但是奔驰汽车如果卖给了旁边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收不上税，本地居民都买了北京奔驰的汽车，它没什么好处，反过来公安还要维持交通秩序，这是个麻烦。所以，以后汽车的增值税要逐步逐步放到买车的这个地方，鼓励本地政府能够把人口规模做大，把交通管好，把消费搞上去。这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第一个简单的推论。

第二个推论，也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门课要修好的，就是一定要政府去培育碳市场。低碳是我们国家的国策，现在是两个思路。一个思路是学欧洲，把排碳的企业叫过来，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给一个上限，你排碳只有这个上限，你们之间可以交易，英文叫“Cap and trade”，限排+交易。这个思路有问题，我认为这个思路不好。第二个思路是我来算煤炭、天然气、石油，这都是碳的来源，只要你排碳了，我就给你征一个税，我根据石油、天然气、碳的碳排放征一个碳税，让买石油的、用石油的用碳的所有的企业都来感受到这个价格上升了，因为加了税了。我们都知道经济学基本的道理，如果你对生产方加税，这个税在一定程度上会转移给需求方，税赋是互相到处跑的，是转移的，让整个社会都感受到碳税的成本。

这两个思路，我认为第二个（思路）远远好于第一个。为什么好？我讲一个简单的道理，多年前我在哈佛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叫马丁·威茨曼，他写过一个经典的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就是《控制价格好还是控制量好》，跟这个问题几乎是同一个问题。

很多时候政府去控制量还是控制价格？是用价格调节还是用数量调节？他的基本结论是，当价格要素如果看不清，它如果有很多噪音，你就应该限制量。如果量看不清，就应该用价格。

威茨曼教授，大伙一般认为应该能得到三年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低碳工作有革命性的贡献，但是出于各种原因，没得奖。没得奖之后，他的精神健康又出了问题，所以过早去世了，非常遗憾，但是他的贡献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为什么说威茨曼教授讲的，在今天的碳交易和碳税里面可以用呢？就是碳交易给出的碳的价格是非常不稳定的，碳交易是非常有杂音的一个交易。比如此时此刻欧洲的碳交易量比中国大多了，欧洲交易出60欧元/吨的碳交易，我们是40人民币。为什么欧洲跟中国碳的价格，通过碳交易，通过cap and trade完全不一样呢？因为参与者不一样，参与的量不一样，而且政府很难去测度每一个企业具体的碳排放。因此，碳交易这个市场是无效的。反过来讲，碳税很容易加，煤炭、天然气、石油的碳排放量太容易算了，这是工程问题，统一一个碳税就完了，很简单，用威茨曼教授的理论，价格看得很清楚，那个量我看不清楚，我不知道未来的钢铁行业应该排多少，这个算不清楚。所以，只要你把碳税搞清楚之后，全社会各个产业就会一盘棋去调整，而不像今天。

今天是什么？现在发改委有一个总体目标，但是各个部门各自为政，钢铁行业出自己的限碳的目标，这是荒唐。钢铁行业怎么能自己规划自己的碳排放呢？应该全国一盘棋。比如我经常讲钢铁可能还要增加产量，为什么？因为钢铁是可以再循环、再利用的。水泥是不行的。所以，未来一定为了减碳是用钢代替水泥，很多建筑是钢建筑，而不用水泥建筑，水泥只能用一次，很难回收，碳税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怎么解决？如果你对煤炭加一个税之后，炼钢厂就根据它用的煤的量，就可以把这个价格部分地转移给消费者，消费者感受到钢价上升之后，就可能会减少钢的需求，这时候钢厂怎么办呢？就去找废钢，少用铁矿石，铁矿石炼钢是长流程，排碳量很高。就用短流程，就搞废钢，废钢的价格就上去了。废钢的价格上去以后，很多用钢的企业说不错，盖一个楼，多年以后如果这个楼炸了以后还可以卖废钢，总的生命周期的成本下降，一下子就把整个复杂的计算就调整到位了，钢的生产的成本会逐步下降，从铁矿石炼钢变成二手钢炼钢。用钢的企业也愿意多买钢。反过来水泥不一样，炼水泥还是那个技术，水泥又不能够回收，没有说二手水泥，不可能。

通过这么一调整，全社会一盘棋，钢的产量略有上升，水泥的产量大幅度下降，铜、铝的产量上升，因为铜和铝是可以回收的，另外铜还用于新能源产业导电的材料。这就是政府的作用，政府应该培育一个市场，政府通过简单地加一个碳税，培育出一个减碳的大市场。如果短期出问题了，政府去匡正这个市场，可以适当地做点调整。

我今天讲的整个意思是，中国经济面临着艰巨的结构调整的压力，艰巨性我们不要掉以轻心，要重修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政府自身的激励要搞对，把政府自身的激励搞对以后，政府才能从乱为的政府变成有为的政府，才能够去培育市场，去匡正市场。

我坚信我们这门功课一定能学好，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是我自己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这几年下功夫做的，在国际上已经有了一个学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跟我们一块儿作为联席主席，我们有自己的杂志，是“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我们最有可能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新知，从而能够让全世界更好地理解、更好地借鉴中国经验的一个经济学的新方向——政府与市场经济学。

总结是两句话，经济结构的艰巨性不可忽视，必须重修政府与市场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