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注：部分为记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

崔树义指出，在家庭思想观念上，丁克家庭等观念会导致家庭人数变少。 而更深层次的，一代户比重高跟人口流动、城镇化有很大关系。

“在工业化社会，大家庭消失是大势所趋，可以看到欧美国家在工业化社会的时候，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模式就逐渐成为主流。”董登新表示。

但是，在我国，“三口之家”的模式也已经不是家庭最主流的模式，因为过去10年二代户占比从47.83%缩水至36.72%。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一代户形式：独居、夫妻二人、空巢老人等等。

从省份的情况来看，尽管情况各不一致，但一代户的增长也是非常迅速，且无一省份低于40%。

具体来看，吉林、内蒙、天津等13个省区市的一代户比重已经超过50%，其中上海、黑龙江、北京、浙江均超过58%。相对来说，海南、云南、福建等地占比则仅略超过40%。

可以看出，不少人口流入较多和人口流出较多的省份，一代户占比较大。以东北三省为例，黑龙江、吉林和辽宁最近10年一代户占比分别提升23.45个、21.49个和19.66个百分点，已经达到了59.65%、56.11%和57.18%。

与此同时，一些此前一代户占比较低的省份，在最近10年的占比提升非常迅速。以人口大省河南为例，2010年，河南一代户的比重仅为25.16%，这一数据在2020年达到42.99%，10年提升17.83个百分点。

这说明，一代户比重提升，并非在某些地区单独发生，而是在全国统一发生的现象。

崔树义表示，一代户的增长是必然的，这里面主要涉及空巢家庭、丁克家庭、独身家庭等家庭类型的增长。

02、空巢老人抗风险最弱

必须要承认的现实是，一代户的增加，使家庭整体应对风险的能力减弱。其中，又以空巢老人的应对风险能力最为薄弱。

如何应对这一局面？

11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

董登新表示，因为经济等因素，大多数的家庭不可能把老人交给养老院。同时，对于可以自理的相对健康的老人，一般是不愿意进养老院的。因此国家提倡以居家养老为主，如果跟子女靠近的话更方便照应。

“如果说不能就近居住，实际上还可以推动高度智慧化的联动的居家社区养老，把社区的养老平台延伸到家庭，同样可以起到照顾的作用。”董登新说。

崔树义指出，虽然我国社会化养老发展得越来越好，但是家庭还是发挥养老最重要的作用，居家养老也是绝大多数中国老人的现实选择。同时，在鼓励生育的背景下，老人和儿女住在一起还可以发挥照顾第三代的责任。

在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中，最关键的是农村养老，以及人口流出地养老的问题。由于青壮年流出较多，这两个地方的养老问题最为严峻。

崔树义指出，青壮年流出多的地方，空巢家庭肯定越多。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角度，从完善人口结构、改善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各地都需要出台政策来应对。国家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关键在于建立和加强整个政策体系，包括更多的去管关心留守老人、空巢老人。

“此外，农村的老龄化程度要明显高于城镇，在更多的‘留守儿童’也跟随着父母投入到城镇化的大洪流中去的时候，农村剩下的都是老人。而农村的社会服务、基础设施相对来说更薄弱，尽管也出台了像农村幸福院、助老餐厅、老年协会等在农村互助养老等机构，但是现在来看实际的效果可能并不是太好，还需要政府和社会更多的来给予支持。”崔树义表示。

据崔树义介绍，他们今年在山东全省抽样调查将近3000个样本，表明农村老人的现金收入这一块，有将近60%依靠政府的基本养老金，因此建议在统筹城乡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方面，对于农村地区要给予更多的支持。

此外，由于一代户增长过于快速，出于平衡人口结构和促进生育率的考虑，其他社会服务政策也应该跟上。

董登新表示，家庭单位的大小不应该影响生育率的高低，但是在一代户崛起的背景下，社会服务必须要跟上。

“一方面，从怀孕、生产到哺乳，再到托儿所和幼儿园整个育幼的过程，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有更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另外一方面， 在家政服务上，要更加职业化和社会化，不能够仅仅把爷爷奶奶当保姆。”董登新表示。

03、人口增长之困

老龄化只是人口问题的一面，还有更让人担忧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问题。

从人口自然增长率来看，我国近年来的下降幅度很快。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显示，在1997年以前，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长期在10‰以上，1998年为9.14‰，2009年跌穿5‰。此后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一定反弹，但长期下行的趋势未变， 201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2‰，2020年只有1.45‰。

各地人口形势同样不容乐观。

根据湖北统计年鉴（2021），从2010年到2019年，湖北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在4‰以上，但2020年快速下滑到0.61%。

江苏更已经逼近“人口零增长”。根据江苏统计年鉴（2021），从2000年到2019年，江苏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3‰，但2020年仅为0.17‰。

江苏省之所以在全国各个省份中，人口自然增长率先接近0，也与江苏202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21.84%有关。

比如镇江，其人口自然增长率其实已经跌破0。根据镇江2021年统计年鉴，该市2020年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98‰。不过，该市仍然保持了常住人口小幅增长，2020年为321.1万人，较2019年的320.35万增长不足1万人。

与此同时，在江苏省内，镇江市的老龄化程度排名中上水平，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3.56%，低于南通、泰州、盐城和扬州，在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中排名第五位。

而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的南通市，早就在2002年就已经出现自然人口负增长，201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2.76‰。

04、年轻人不想婚

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何会创下历史新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表示，2020年，出生人口明显下降，是导致自然增长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因为相对来说死亡水平是比较稳定的。

杨舸进一步称，“出生人口下降受到一些短期因素，比如说疫情的影响，但从疫情暴发的时间来看，更多影响的是2020年怀孕的人数，对2020年出生人口的影响并不大。因此，总体上看， 导致出生人口下降主要是长期趋势，尤其是生育高峰年龄妇女的人数明显下降。”

国际上，一般把15-49岁女性计算为育龄妇女。根据全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字，当年的育龄妇女约3.8亿人，2011年育龄妇女人数增加200万，达到约3.82亿人，随后进入持续下降通道，平均每年减少500万左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9年，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8年减少500多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600多万人。

民生证券在研报中提到，建国以来我国共有三次生育断崖期。第一次是 70 年代后期，新出生人口大幅下降主要是那一时期生育政策的收紧带来的。第二次是 90 年代后期，由于 75 年的新出生人口数下降，育龄妇女人数减少，95 后的新出生人口数随之减少。第三次发生在 2019 年之后，由于 95 后人口下滑，根据生育惯性，结合 95 后平均生育年龄比 75 后推迟了 5 年这一现实情况，作为 95 后子女的 20 后人数也会明显下滑。

与此同时， 当代年轻人在婚姻、生育上的观念转变，同样影响着出生人口的数量。

和欧美国家非婚生育的情况较为普遍不同的是，中国人崇尚“结婚生子”，生育与婚姻密切相关。

然而据官方统计数据，2020年，官方统计的结婚登记人数共计814.33万对，较2019年减少了113万对。这也是自2013年达到1346.93万对后，连续7年下降。

一方面，我国年轻人的晚婚趋势已渐凸显， 25-29岁接替20-24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主力军”，生育年龄也随之延后。 数据显示，2005-2019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9.7%，25-29岁从34.3%升至34.6%。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陈卫表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与高等教育的普及是其中关键原因。

数据显示，在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比已达63.89%，较10年前提升了14.2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也由2010年的8930人上升为2020年的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由9.08年提高至9.91年。

具体到女性。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团队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的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呈明显上升趋势，从2006年的23.6岁上升到2016年的26.3岁。

另一方面， 很多年轻人干脆选择单身状态。与老一代人对婚姻充满美好期待不同的是，当代年轻人在择偶这件事上愈加慎重。

今年8月，百合佳缘集团联合艾瑞咨询发布的《2021年中国当代不婚主义白皮书》显示，不婚人群在单身群体中的占比约为25%。换言之，每4个单身的人中就有1个可能是不婚者。

白皮书在总结原因时提到，从客观角度看，适婚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生活成本和压力不断上升，使得婚姻对当代年轻人来说成为了“奢侈品”；从主观角度而言，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主张追求个人幸福，虽然不愿意选择将就，但也从未放弃追求自己理想的婚姻。

在选择不婚的人群中，女性并不少见。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国家统计局曾披露一项数据，2018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7%。而这些进入职场的女性往往在择偶时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继而也加大了婚姻市场的匹配难度。

时代变了，即便那些步入婚姻的女性，在“在生还是不生，什么时间生”等问题上也有了和前辈们不一样的答案。

“丁克”是指主动选择不生育的无孩家庭。这个概念起源于欧美国家，于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90年代开始逐渐被中国年轻人接受。

早在2002年，上海市妇联一项针对全市家庭状况所作的调查显示，结了婚却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已经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12.4 %。

彼时相关报道中，负责这项调查的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孙中欣介绍称，调查选取了1200多个不同年龄阶层的上海家庭作为样本， “如果只选取20岁至40岁年龄段的样本，丁克家庭的比例会更高。”

此外，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2，打破了以前的经典一家三口结构。这意味着在众多的家庭中有些是只有两人的丁克家庭。

究其原因， 有主动的因素，即有的夫妇本身不喜欢孩子或者不愿意承担养育责任。但更多的还是被动的因素，也就是对生育成本高企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