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前的今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落下了帷幕，中国从此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品格，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策。四十多年来，党始终不渝坚持这次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3周年之际，重温这段不平凡的历史，深刻认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坚持三中全会路线和改革开放道路不动摇，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显得格外重要。

在百年党史中，曾经有两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一次是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者成就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后者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在中国共产党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正是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关键作用所在。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于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像《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指出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回想4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根本上就在于要系统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深重灾难，拨乱反正，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之所以必须结束这场灾难，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走不下去了。更深层次说，是“左”的社会主义走不下去了，必须打破以往僵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新路。改革开放的初衷和实质，是跳出传统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是一种僵化的社会主义“老路”，以对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和对内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为主要特征。所谓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就是党和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各级一把手，形成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家长制、一言堂、个人独断专行的局面；所谓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就是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唯一主体，形成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窒息了市场和社会的经济活力；所谓高度集权的文化体制，就是所有的思想文化只能定于一尊，形成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教条主义泛滥。同时，“两大阵营”对立和对抗，又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封闭，这种自我封闭与僵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相互助长，断送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条死路。

新中国成立后，以苏联为师，总体上沿用了苏联的模式和体制。虽然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对苏联模式也有反思，但没有实际突破高度集权的体制，未能走出这一“封闭僵化的老路”，以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客观上宣告了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于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如何打破这一模式，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如果说，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历史新纪元，那么，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则开辟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严重教训基础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这个重要论断是党的十四大报告首先提出的，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近3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时沿用了这个重要提法。这就是说，新时期是同改革开放相伴相生的，没有新时期，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无所谓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高度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战略决策，标志着继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又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路线就是党的生命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关键是实现了党的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高度的评价，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和正确的干部政策，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正是这一系列“拨乱反正”，造就了伟大历史转折，为改革开放奠定的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从历史过程来看是有特定的内涵和逻辑的。首先真理标准大讨论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真理标准问题成为一个热点。邓小平在闭幕会上总结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没有思想上的解放，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后来中国的一切发展与变革都无从谈起。

改革开放，就是要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来助推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是对内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对此邓小平在1985年曾概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很多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在于创造了“经济奇迹”，这当然是事实。但要创造“经济奇迹”，不仅要破除思想的禁锢，而且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在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的1979年2月，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并在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旨在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系统纠正改革开放前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实际存在的家长制、一言堂、个人独断专行以及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现象。紧接着，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更加聚焦和明确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这一改革主题。

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里程碑。虽然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显著成果是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改革开放的最伟大创造。但从历史线索上看，“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要远远晚于“民主政治”。从结果上看，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改革是相互作用，互为条件的。没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思想解放和民主法治就不可能深入进行；没有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和思想解放也无法取得广阔的空间。

可见，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思想上要解放思想，克服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政治上发扬民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经济上开放搞活，破除单一计划经济的桎梏。同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改革和开放需要形成良性互动，这就需要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处理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这四个方面，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改革开放的内涵和逻辑所在。

一言以蔽之，所谓改革开放，“改革”在于破除传统社会主义的僵化，“开放”在于摒弃传统社会主义的封闭，亦即摆脱以往“封闭僵化的老路”，因而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这是改革开放的核心要义，由此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场伟大革命。

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真正走向繁荣富强，而且引发了广泛的社会革命。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三个历史巨变的大视野，对此作出了高度概括，即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历史性转变、历史性突破、历史性跨越——这三大历史巨变，大气磅礴，一气呵成，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改革开放的最好评价。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日益加剧，腐败现象不断滋生，党风和社会风气严重损坏，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趋严重。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对改革开放有所怀疑的新动向。有些人把目前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甚至敌视改革，否定开放。必须认识到，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并不是改革开放的逻辑结果，而是改革开放还不到位所带来的。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是去走回头路，而是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逐步落实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更大力度地兴利除弊，把现存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真正化解掉。

邓小平曾经语重心长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引用了邓小平这段话，并郑重宣示：“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概念，与以往我们党所一贯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道路”、“和平发展道路”等核心概念，在内涵和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党曾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而改革开放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同时，要坚持改革开放道路，就必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而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和平发展的复兴，必须跳出“国强必霸”的窠臼；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道路”、“和平发展道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并不是五条道路，而是内在统一、逻辑一贯的同一条道路，即“中国道路”。上述“五位一体”的中国道路，就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新时代必须坚定不移、一以贯之的正确道路。

换言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改革开放道路，改革开放道路就是和平发展道路。这一中国道路，根本就在于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新征程上，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置身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正视国内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必须顺应时代潮流，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切实全面深化改革，拓展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在这个重要时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正确路线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全面现代化的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