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宫附近的广场）
涅瓦河是圣彼得堡的灵魂，冬宫位于河东岸，其对过则是彼得保罗大教堂，这里本来是保卫冬宫的兵营以及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后来又建造了安葬彼得大帝以后历代沙皇的教堂。在东方，人们对死亡比较忌讳，逝者的世界往往被安排在远离生者的荒野之中，而无论是基督教世界还是伊斯兰世界，对死却看着没有那么阴暗，闹市区甚至宫殿中都会有陵寝。彼得保罗教堂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安葬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的纪念室，四壁整洁，上面刻着沙皇一家的名字及生卒时间。沙皇一家在十月革命后被安置到叶卡捷琳堡一带，1918年7月全家七人及四位忠实的侍从被契卡杀害。1998年在其遇害8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隆重举行国葬，将其遗骸迎接到彼得保罗大教堂重新安葬。
（安葬尼古拉二世一家的纪念室）
圣彼得堡是座英雄城市，1941年纳粹德国包围了这座城市，市民进行了殊死的抵抗，德军几次都要马上打进市中心，占领整个城市，却一直未能得逞。这个城市很多地方都留下战争纪念地，古朴建筑的墙上刻着某某英雄在此牺牲或战斗过。圣彼得堡（当时叫列宁格勒）为了守住城市，付出了200多万生命的代价，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催的城市保卫战。这么惨痛的损失，一方面可以归咎于纳粹的凶残，另一方面则跟斯大林塑造的僵化的体制不无关系。由于30年代全盘国有化以及户籍制度的建立，个人失去迁徙自由，个人离开户口所在地就意味着失去粮食供应和工作，也就等于失去生存之路。所以，战争状态下，列宁格勒人民除了被国家组织动员疏散的外，其余人只能坐以待毙，在围城中约有67—110万死于饥饿，虽然有145万人被国家疏散到外地，也因为计划体制下整个运输和安置系统的低效，40万人又死在迁徙中，到1944年解围的时候，曾经350万人口的大城市，仅剩下70万人。
（11岁小女孩Tanya的日记，记录了她的全家在围城期间饿死的情况）
这种户籍枷锁对农村的伤害也同样巨大。在德军占领的俄罗斯联邦境内14州，战前集体农庄成员约1694万，战后仅剩下1118万，减员三分之一以上，终究还是因为户籍制度下，社会资源网格化，即使逃亡也很难有生路，被困于农庄的农民只好任残暴德军宰割。相反，抗战中的中国，虽然农村经济条件更差，交通更不方便，但是由于人民有逃难的自由，所以伤亡概率远远低于苏联。比如，抗战中损失最严重的是山东，当时山东人口3800万，战争中死亡人数估算在89-200万之间，伤残在250万—450万之间，人口减员率为2.5%—5.3%，远远低于苏联沦陷区的人口死亡率。战场上的僵化的官僚机制的弊端则更明显。由于前线指挥官缺乏机动权，只能向前冲，不能向后退，军队任何行动都要请示指挥部，甚至莫斯科大本营，否则会被军法处决。因此，英雄的苏联人民为战争付出了太多无所谓的牺牲，战争初期，发生过明斯克战役32万苏军、基辅会战66万苏军因得不得命令不敢撤退，最终被德军集体俘虏的骇人听闻的事情。在战场上，由于对生命不爱惜，过度强调人海冲锋战术，造成苏军伤亡比率一直是二战所有军队中最高的，在战争早期，苏军死亡率甚至达到德军的十倍以上。涅瓦河西侧的一座苏联时代高级公寓楼上有基洛夫故居，内部面积400余平方米，简朴而庄重。基洛夫是斯大林的挚友，30年代初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1934年12月被刺杀，由此拉开苏联肃反的序幕。这本是一个个人恩怨导致的刑事案件（凶手怀疑妻子与基洛夫有暧昧关系），但是生拉硬扯，上升为“反党集团”对斯大林的政治阴谋。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加米涅夫这几位苏联开国元勋被判处极刑，整个国家有400万人被捕，68万人被枪决。作为最高领袖的斯大林真的相信他身边的这些战友、同事和下属是帝国主义间谍、资产阶级异己分子吗？如果真的相信是，为什么不给他们一条生路，给他们改正机会呢？
（基洛夫故居）
圣彼得堡集中了俄罗斯文明最灿烂辉煌的部分，冬宫博物馆、俄罗斯博物馆、俄罗斯民族人类学博物馆、马林斯基剧院等等，不过归结起来可以发现，这些文化圣地都是建于沙俄时期，展示的是帝国时代俄罗斯文明的成就。那么苏联时期，为我们留下什么值得观赏的？在脑海中盘算一下，除了那些烈士纪念碑、工业展览馆外，的确乏善可陈，属于苏联的更多是老城之外残破的工厂和毫无美学内涵的居民楼。这些工业化的东西，产生了普惠性的成果，改善了占社会多数的基层人的生活境遇，但是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在工业化中创造出更发达的现代文明。有人说苏联时期，是俄罗斯文明由盛转衰的时代，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圣彼得堡新城旧城的差别，是有力的例证。莫斯科是苏联的新首都，1918年新政权迁都于此，以示对旧帝国和旧文化的彻底告别，按照苏维埃的理想去建设新首都，莫斯科因此成为20世纪上半叶全世界革命者心中的“红都”。圣彼得堡典雅精致，而莫斯科庄严大气，不愧是一个冉冉上升的“新帝国”的政治中心。如果推选出最能代表苏联历史的莫斯科建筑，笔者并不认为是大家熟知的红场和克里姆林宫，而是七姊妹建筑和莫斯科地铁系统，他们是苏联国家经济能力、审美艺术和意识形态的最直观体验。如果在沙俄时期，短时间内能完成这么宏伟的建设工程是不可能，这些建设项目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快速发展的工业能力。七姊妹建筑我去过其中三个，分别是外交部大楼、莫斯科大学主楼和乌克兰大饭店。其中莫斯科大学主楼高240多米，一度是社会主义世界最高建筑，今天也恐怕是全球大学校园里面的最高建筑。其实对于教育机构来讲，并不需要这么高的楼，用起来非常不方便。但是斯大林为了彰显大国实力，非要建造一个比肩美国帝国大厦的建筑，并不合时宜地把这个建筑选在了莫斯科大学。这种畸形设计导致整个大学的主要资源都集中在这座摩天大楼上，里面既有实验室，也有教室、图书馆，还有宿舍，内部房间多达3万多个，好像一个大迷宫，也充满各种风险。这些年随着建筑的老化，经常发生实验室着火，然后引燃宿舍，带来惨重伤亡的事情。
（240米高的莫斯科大学主楼，建国初一度成为我国大学模仿对象，比如清华大学主楼就是其缩小版）
苏联还在1920年代推倒了克林姆林宫西面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计划在这里修建全球最高建筑——苏维埃宫，按照设计图纸，这座摩天建筑主体高490米，其中顶部是高达75米的列宁塑像。然而，挖好地基后就因各种原因停工，最后地基只好改建成莫斯科最大的游泳池。苏联解体后，新政府开始重视东正教在国家的作用，又复建了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这所教堂背后几十年曲折的故事，成为反思乌托邦主义的一个有趣例证。
（苏维埃宫设计图，以及地基上修建的游泳池）
莫斯科的古建筑没有圣彼得堡那么多，总体是个现代城市，这个城市的建筑绝大多数都是60年代之后修建的，因此是我们研判苏联鼎盛时期的国力的最好参照物。就建设规模来讲，苏联中后期的莫斯科与巴黎、伦敦相仿，远胜于当时的北京、上海；就发展水平（建筑质量、基础设施、绿化和管理等），莫斯科大致与当时新崛起的香港、里约相仿，但是落后于东京，更比不上纽约、巴黎、伦敦、多伦多这些西方发达世界的都会。可以说苏联在鼎盛时期，发达程度开始超越一般发展中国家，达到准发达国家门槛，但是苏联没有完成向发达国家转变的“龙门一跃”，到至今50余年时间里，一直深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了。莫斯科也有一些关于苏联历史的纪念地，经典的有市中心的现代史纪念馆、卫国战争纪念馆，还有最近在自由派推动下，建立的“悲伤之墙”（纪念政治镇压受难者）和古拉格博物馆。后两个纪念地落成的消息被传到国内后，很多人想当然认为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在“走向邪路”，彻底告别苏联历史。其实俄罗斯当局对苏联的态度是实用主义主导，他们不反对民间的反思苏联极权主义的做法，因为争执历史问题只会造成国民分裂，弱化执政根基。但是俄罗斯领导集团内心是同情和支持苏联，虽然他们不喜欢苏联的共产制度，但是他们喜欢苏联的权利制度和大国霸气，他们时时刻刻在效仿苏联，他们何尝不想恢复苏联体制，只不过有心无力罢了。在俄罗斯可以见到不少列宁相关的遗址。列宁成年后的多数时间在国外流亡，因此，他青年时就读的喀山大学，以及西伯利亚流放地对于他早年经历来讲是最重要地方，这两个地方我都访问过。2018年国庆的时候，包车从列宁出生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到喀山，一路上低缓的山峦起伏，路旁就是宽阔的伏尔加河，天光云影荡漾在河中，少年时的列宁也常常往返于这条道路。宽阔的河流和两岸人民的苦难，都给了他精神力量和斗志，他从这里走出来，从少年乌里扬诺夫变成举世闻名的政治家列宁。喀山大学是列宁的母校，他在这里读书时尚风华正茂、满头乌发，他所就读的法律系至今仍保存着曾经用过的教室。有意思的是，我国的著名法学泰斗江平先生也曾经就读于喀山大学法律系，前年见到江平先生的时候，他还饶有兴趣地问起喀山大学的现状。回去的路上我想：19世纪80年代，列宁为了美好社会理想去读喀山大学，发现资产阶级法律靠不住，转而投向革命；而江平先生早年投向列宁所开辟的革命道路，到头来发现革命还是靠不住，到了20世纪80年代，又转而致力于国家的法治建设。
（喀山大学主楼，顶部还有列宁像）后来去西伯利亚的阿巴坎参观米努辛斯克博物馆，意外地发现列宁早年流放时的故居博物馆就在这个镇上。1897年2月，列宁因煽动罢工，被沙俄政府判处流放西伯利亚3年的惩罚，最终被安置在叶尼塞省米努辛斯克附近的舒申斯克村监视居住，直至1900年离开。列宁流放的寓所颇为安静舒适，这是有独立院子的二层公寓，里面有舒适的床铺、地毯、书房，还有很多乐器，这显然是那个时代，富裕家庭才能享受到的居住条件。在流放地，列宁可以被允许外出打猎，到城市图书馆查阅资料，并且还可以跟其他被流放到这里的革命者互相拜访，坐在一起讨论时局。第二年，列宁的女友克鲁普斯卡娅也被政府批准过来陪同他，二人在此举办了婚礼。在流放期间，列宁还完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等文章的写作。
（列宁流放期间的寓所）
在莫斯科古拉格博物馆看到的苏联时代政治犯们的待遇，显然与列宁流放期间的生活是天壤之别。列宁所处的尼古拉二世时代，俄国监狱关押的囚犯不过3万人（包括刑事犯），而到1939年，仅古拉格接纳的政治犯就多达167万，据美国普利策奖得主Anne Applebaum在《古拉格：一部历史》中统计道，苏联早期被送进古拉格的公民先后有1800多万，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囚犯们被强制在严寒下参加重体力劳动，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食物供应仅有400克干粮，因此带来惊人的死亡，比如修建修建227公里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短短20个月的工期死亡人数就达12000多人，是开凿巴拿马运河死亡人数的二倍多（5609人）。据统计，死于古拉格劳改系统的“阶级敌人”或家属，多达275万人。
库茨克是我到过的地球最北的城市，也是世界寒极，这里的森林内部的土壤终年永冻，市区有个猛犸博物馆，新出土的猛犸遗体，由于长期在冻土中保存，就像刚刚去世的一样。9月初，北京还是穿短袖的时候，这里已经需要穿羽绒服。俄罗斯北极圈及附近有很多像雅库茨克这样的工矿业城市，比如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他们多数都是牺牲了大量古拉格劳改犯生命建立起来的。雅库茨克早在1630年代就被沙俄征服，但是因为这里条件恶劣，一直只是个殖民据点，这里发展成为规模可观城市要到苏联成立以后。30年代后，政府迁徙大量欧洲人来到这里，他们主要是内务部管理人员、劳改犯和工程师。陪同我的司机告诉我他的老家在库尔斯克，他的父亲是一名军人，1950年代来到这里，我想他父亲很可能是管理犯人的内务部人员吧。距离雅库茨克最近的大城市是鄂霍次海沿岸的港口马加丹，马加丹北方900公里有个叫科雷马的小城，这里是苏联时期条件最恶劣的劳改营所在地。1932年从欧洲地区发配到这里的第一批16000名囚犯，只有9928人活着到达营地，其余的在路上就被冻死了，此后二十年囚犯们源源不断的从这里路上经过，一个又一个倒毙路上，因此被称为“尸骨之路”。现在很多中国人到西伯利亚自驾游，这里除了雄壮的自然风光，没有多少人文历史景点，因此，“尸骨之路”和古拉格营地成为他们经常打卡的地方。列宁身上有四分之一的卡尔梅克血统。卡尔梅克人，就是中国史书上的土尔扈特人，17世纪初期，在阿尔泰一带游牧的土尔扈特人，因牧场狭小，无法生存，举族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建立起土尔扈特汗国。然而，土尔扈特人没有早期西迁的突厥人或金帐汗国蒙古人那么幸运，可以征服其他游牧民族，建立强大的游牧帝国。卡尔梅克人一来到这里，就碰上了正在崛起的俄罗斯帝国，并且这是个国家组织近代化，又拥有强大火器的新式国家。不堪俄罗斯奴役的土尔扈特人，在1771年1月策划秘密东归，由于这年是暖冬，伏尔加河没有结冰，因此，在河西岸游牧的部落未能随大部逃走，被俄罗斯人称为“卡尔梅克”（Хальмгуд），俄语意思是“留下来的人”。
（卡尔梅克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
卡尔梅克共和国非常落后，首府埃利斯塔发达程度也就相当于中国一个县城，位于市中心的历史博物馆，丰富的展览资料诉说着民族的哀伤。卡尔梅克人在苏联成立之初有20余万，然而由于这个民族能征善战，沙俄军队里面有大量卡尔梅克人，因此，被新政权视为不可信赖民族，数万人死于国内战争及肃反，到1939年第二次人口普查，这个民族只剩下13.4万。二战中，毗邻斯大林格勒的卡尔梅克是德军与苏军的重要战场，卡尔梅克人再度锐减至9.4万人。由于卡尔梅克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不公平对待，在战争中有些人选择投靠德军，希望依靠德国获取民族自由，苏联国土获得解放后，斯大林毫不留情地对卡尔梅克整个民族施加残酷处罚。全体卡尔梅克人被迁徙到西伯利亚或中亚荒漠，其自治共和国亦被取消，在流放中又有近20%的人死于恶劣生活条件，到1956年结束流放时，卡尔梅克人仅剩下不足8万，成为濒临灭绝的民族。
（卡尔梅克历史博物馆的民族被流放期间的照片）
卡尔梅克人只是苏联时期黑海—高加速一带少数民族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这些强悍的民族反复遭受各种战争或政治运动的蹂躏，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也在二战末期被集体流放，伤亡惨重，因此，积累了很多对俄罗斯人的怨恨。苏联解体后，车臣人、印古什人都爆发了激烈的反抗战争，这些地方至今仍动荡不安。在苏联，藏传佛教民族除了卡尔梅克人之外，还有图瓦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少数阿尔泰乌梁海人也信仰这个来自中国西藏的宗教。这些民族（图瓦除外）虽然早在18或19世纪就被沙俄征服，但是中央政府允许他们保持自治，生活方式、宗教和社会组织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沙俄对中亚穆斯林民族的态度也是如此。然而，苏联成立后，国家机器的触角开始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旧的社会组织、宗教体系被粉碎，即便是在遥远的边疆，深山老林里的游牧民也被国家有效地管理起来。布里亚特共和国历史博物馆里也有大量资料在展示喇嘛和贵族群体如何被集体肉体消灭，佛寺如何被夷为平地，跟苏联境内其他弱小的少数民族一样，民族文化呈现断层，近几年布里亚特人、图瓦人不断从中国藏区及印度达兰萨拉引进佛教，延请高僧，通过复兴藏传佛教来复兴民族文化。卡尔梅克向北走300多公里就是俄罗斯南部最大城市——伏尔加格勒，这个名字或许对中国人比较陌生，但是它的原名——斯大林格勒，可谓妇孺皆知。伏尔加格勒到处都是战争的遗迹或纪念地，虽然战争已经结束70多年，依旧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战争的血腥和恐怖。
（千疮百孔的巴甫洛夫大楼遗址）
苏德战争是两个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殊死搏斗，其杀伤力、破坏力是是任何战争都不能比的。斯大林格勒战争期间，双方为了争夺面积30平方公里的市区，战死人数达150万，意味着每平方公里死亡5万人。据统计，投入市区作战的士兵，平均存活时间不超过一天，底层军官不超过三天。近卫13师在9月16日马马耶夫山岗争夺战中，两天即由1万人减员到3000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以牺牲32万人的代价即取得杀死、杀伤和俘虏近700万俄军的效果，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把多数兵力投放到苏德战场，却最终惨败。这客观反映了由于采用了社会主义制度，工业生产能力、国民动员能力比沙俄时期有质的提升，如果俄罗斯继续维持以前的制度，虽然有可能凭国土辽阔打赢二战，但是能够成为抗击德军的主力是不可能的。在西伯利亚地区，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和乌兰乌德是最重要的四个城市，他们分布在从贝加尔湖向西的一千公里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四大城市共同构成苏联时期新兴的西伯利亚工业带。西伯利亚地区的中心原来在托木斯克，1890年代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时候，线路取直，在托木斯克以南设了一个站，这个站后来迅速发育成为俄罗斯联邦境内的第三大城市——新西伯利亚。新西伯利亚等四个城市的迅速发展，是苏联体制奇迹的一个象征。依托举国体制，以及国家超强的人口调动能力，工业化资金积累能力，短短二十年中就在西伯利亚原野上成长出四个工业中心，这里有苏联最大的冶金工厂、农业机械工厂、电机工厂，并且在二战中，成为最重要的工业后方，保证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二战结束后，苏联政府又将新西伯利亚打造成为苏联最大的科学中心，在城市南部兴建了科学城，这里汇集了新西伯利亚大学、布克核物理研究所、察布里津航空学研究所、拉夫连季耶夫流体力学研究所、激光物理研究所等当时世界第一流的科研机构，在里面工作的科学家多达5万人，在当时来讲，其规模远远大于硅谷。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西伯利亚工业带的工厂纷纷限于破产或濒于破产，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行走，几千公里内看到的工厂几乎都破败不堪，堪称一个苏维埃工业博物馆。一个个由过去行政命令移民建立起来的小城市纷纷被废弃，成为鬼城，据统计，苏联解体后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左右，四成以上的小城市濒临死亡。
（西伯利亚到处可见的废弃城镇）
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也江河日下，只能说是勉强维持，整个科学园工作人员已经离开了40%，一个个科研院所的办公楼、科研人员居住的公寓，也都是呈现出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才可以看到的残旧景象。今天福布斯公布的全球创新企业100强里面没有一家俄罗斯企业，普华永道做的Global Innovation 1000里面也只有2家俄罗斯公司，俄罗斯全国SCI论文发表量不足中国的五分之一，这都是苏联以举国体制打造的僵化的工业能力和科技能力轰然坍塌的体现。俄罗斯的“锈带”延伸到整个西伯利亚大铁路，即便是身处最东方，有着大量中日韩移民和投资的海参崴也不能幸免，这座苏联远东第一大城市，现在繁华程度仅仅相当于中国东北的一个地级市。海参崴的昔日最大荣光是苏联强大的太平洋舰队，它拥有占全部海军的三分之一吨位，大小舰艇700余艘（包含两艘航母），服役人员13万，几乎与美国在亚太的海军力量持平。苏联舰艇自由游弋在日本海、北太平洋、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后来在越南金兰湾还获取了军事基地。然而，随着俄罗斯工业制造力的江河日下，今天海参崴的太平洋舰队已经今非昔比，仅剩下70余艘舰艇，3万余服役人员，当年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影响力，正在被中国取代。
（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部）
文明的兴衰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在北亚土地上演。苏联时代，俄罗斯文明影响力在这达到顶峰，然而，兴也勃焉，亡也忽焉，辽阔的西伯利亚大地上，蒙古语民族的力量在觉醒，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的经济文化影响力在无孔不入地渗透。只有城市广场上残破的列宁像、胜利纪念碑，在诉说往日的辉煌。这就是俄罗斯的苏联，给俄罗斯人带来无上光荣，也给他们带来持久伤痛的苏联。俄罗斯人已经告别苏联，但是还是长久不能走出苏联。虽然苏联的历史只有70多年的历史，但是上演了太多悲壮的、英勇的、精彩的故事，产生了太多杰出的人物，足以让人类永远铭记。最后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对苏联的观感，那就是：“苏联是人类20世纪最大的政治思想实验室”。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中，人类近代以来产生的几乎所有主义思想，都在这个广袤土地上进行过试验，今天试验现场仍旧在俄罗斯被完好保存，对关心社会发展的人们来说，这是一部最好的政治学、经济学教材，给人们的教育启发力度，远远胜于哈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知名经济学家的课堂——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说，当你在俄罗斯触摸到这些苏联的细节之后，国家发展的要义是什么。
打印本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