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解释世界各民族发展差异现象时，已有的研究会更加关注种族智力、灌溉系统等因素。戴蒙德认为，种族主义和基因决定论缺乏必要的史实支持—“各族群间的确存在技术发展程度的差异，但是并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各族群间有智力的差异”。相反，在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国的案例里，西班牙征服者的胜利来自四大优势。第一是军事技术优势，即“枪炮”。西班牙人拥有钢刀大炮、护甲和马匹，比之印加帝国以石头、青铜棍和木棒为武器的军队，拥有巨大的优势。第二是病菌，入侵民族带来了杀伤力更强的病菌，他们自身却具有更强的免疫力，疾病的传播又导致了被入侵部落内部的分裂。早在1492年以前，95%的美洲土著是被欧洲人带来的病菌杀死的。在美洲以外，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1713年欧洲移民把天花带到了南非，1788年英国人把传染病带到了澳大利亚，杀死了大批土著。第三是中央政治组织，行政组织的统一使得航海这种需要资金、技术、人员、装备的活动成为可能，发达的航海技术又使欧洲民族掌握了侵略的主动权。第四，文字也是造成民族差异的重要因素。西班牙人因为拥有文字，航海的书面记录激发起后来的探险者的兴趣，也为他们提供了经验指导；印加帝国缺乏文字，也就缺少关于欧洲殖民者的情报，在信息传播的能力上也落后很多。
技术、病菌、组织、文字这四个直接因素虽然带来了社会发展的优势，帮助西班牙征服者获得了一场史诗级的胜利，但是在戴蒙德看来，这四个因素并非终极因，继续向上追溯可以发现，“食物生产及社会间的竞争与兼并，都是终极因，征服的各种近因（病菌、文字、技术、集权政治组织）都是从终极因发展出来的，其间的因果链在细节上各不相同，但是全部涉及密集的人口与定居的生活形态。由于那些终极因在各大洲上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故而各大洲上的征服近因也有不同的发展”。
为什么食物生产是其中的终极因？戴蒙德指出，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在大部分时间里靠狩猎—采集来获得食物，只是在过去的11000年里，人类才开始转向食物生产。有的族群从来没学会过食物生产；在懂得食物生产的族群里，有的是自己独立发展出的食物生产（如中国人），而另外一些族群则是靠其他地方传播而来（如古埃及人）。因此，在不同大陆的民族能否或者什么时候变成农民和牧民方面的地理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以后的命运。
在此，戴蒙德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论点：“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换言之，各大陆地理环境的差异最终导致了现代世界各个民族间巨大的发展差异—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食物生产的地理差异，包括食物生产起源的地理差异，以及食物生产传播速度和质量的差异；食物生产这一终极因进一步导致了技术、病菌、文字、政治的差异，从而构成一条完整的因果链，决定了世界各民族不同的发展路径。
02
首先，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体现在资源禀赋上。以欧亚大陆与美洲大陆的对比为例，欧亚大陆为东西主轴，东西宽度始终如一；美洲大陆是南北主轴，在中美洲陡然收紧。太阳辐射是地球气候形成的主要原因，不同纬度间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差异比不同经度间的差异更为显著。同时，美洲大陆适宜生产生活的地区分布不均，会被一些既不适于食物生产也不适于发展密集人口的地区分割开来，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地质、海洋资源、地形破碎和隔离程度等条件的差异，造成了两个大陆社会发展的差异。
在植物方面，人类族群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的过渡需要历经漫长的岁月。食物生产制度的渐次形成乃是许多关于劳力和时间分配的不同决定叠加的结果，伴随着气候的变化，获得野生动物的可能性减少，驯化野生植物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如果再加上采收、加工、贮藏技术的发展与人口密度的增加，发展食物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之下，人们开始驯化植物：“栽种植物，（有意或无心）使它们发生遗传变化，变得对人类食用者更有用。”
相较而言，欧亚大陆更易发展出农业食物生产，而美洲大陆面积较小，可驯化的植物资源在所有植物种类中本就属绝对少数，再加上由于缺乏畜牧业带来的动物粪便肥力和播种脱粒动力，而只能人工点种、撒播，使植物驯化、种植相对困难。同时，不同地理和生物环境使得不同民族得到的野生动植物组合也不尽相同。动植物组合的某些特点，如更高的生物多样性、更多的一年生植物等，可以有助于它们在自然环境中更稳定地生产粮食；如果某些民族获得了这些组合，他们就会不自觉地开始驯化植物并发展食物生产，又反过来使植物向更易驯化的方向进化，最终获得较高的食物生产发展水平。
随着人们从迁徙到定居，从采用原始技术到掌握更精致的技巧，能够驯化的植物种类也不断增加。戴蒙德通过实证研究，对比论证了驯化动植物的能力与人种无关。植物的驯化能力取决于整个植物群驯化的可能性，只有这种模式能够产生相对于纯粹采集的额外收益，弥补转变生产方式的机会成本。
在动物方面，动物的驯化机会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依赖动物自身的属性：“能驯化的动物都是相似的，驯化不成的动物各有各的原因。”戴蒙德发现，欧亚大陆的环境提供了更多可供驯化的食草性哺乳动物，而这类动物既可以用于食物生产，又可以作为食物来源，更可以作为粮食的运输工具。一种动植物在某一地区接受驯化之后，就会迅速在气候和环境相似的地区传播开来，当地的居民则不必重新驯化类似的野生品种，从而能够更快地发展食物生产。因此，相比纬度差异较大的美洲和非洲，欧亚大陆的食物能够迅速在同纬度地区传播，这些地区的气候更加相似，因此欧亚大陆的民族可以更快地发展食物生产。
食物生产占优势的民族，显然会带来更快的人口增长和更高的人口密度。人口的增加会带来三方面的主要影响。
第一，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潜在发明者、可采用的发明创造、互相竞争的社会，以及更大的使用和保有发明的压力，这些都为包括金属冶炼、军事、动力机械、航海造船等方面的技术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第二，更多的人口加上相对稳定且有所富余的粮食储备，能够养活一批不事生产的人员，负责管理、技术研究类工作，职业军人以及具有统治权威的官员和君主也因此出现了；人口增长带来了更大的竞争，竞争之下失败者或者被杀死，或者成为奴隶，从而促使等级更加森严的社会制度成形。这种规模较大、人口稠密、等级森严的社会政治组织有着调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长期战争的能力，对维持常备军、派遣探险舰队、组织征服战争至关重要，美洲大部分地区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第三，家畜饲养带来了新的病原体，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传染源，密集的人口又为疾病传播创造了机会。欧亚大陆族群在这一过程中因祸得福，获得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的抵抗力。
戴蒙德指出，这三点在欧洲对美洲的入侵中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金属冶炼、军事、机械技术的发展使得欧洲的军事装备和力量远远超过美洲，武器在欧洲人初达美洲时形成了震慑；航海技术使欧洲人可以到达美洲，而美洲人则尚未具备这种能力。更严密的政治组织和专职军队使欧洲获得入侵、征服的力量，并得到全国性的统一支持；美洲的政治组织形式相对松散、力量薄弱、不成熟，缺乏组织反抗的能力，当领导者缺位时变得异常脆弱。此外，文字最初主要服务于专门的政治人才，这一需求促使欧亚大陆部分地区形成文字，发挥记录、传播的功能，帮助欧洲人获得更多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性认识，以及对不同地区状况的了解，军情的探查和汇报也为入侵和征服增加了很大胜算。传染病的洗礼则使欧洲人具备了对这些疾病较强的抵抗力，进入美洲后，他们携带的病菌在缺乏抗原的美洲原住民中肆虐，尤其是天花病毒，在西班牙人1520年入侵时杀死了阿兹特克近一半人口，并直接杀死了称帝没多久的蒙提祖马二世。
其次，地理环境的差异也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文化的传播。例如，以南北为轴线的美洲和非洲大陆比起以东西为轴线的欧亚大陆，人类社会之间、动植物物种之间的交流所受到的环境阻力都大很多。在欧亚大陆上可直接挪用的技术和物种资源，在美洲和非洲大陆上则可能受到气候的限制，需要因地制宜重新改进或无法挪用。
此外，在美洲大陆上大多数掌握文字的社会并非自己独立创造了文字，而是依靠“蓝图复制”、向邻近社会借用等方式获得，但是与文字中心的距离和地理阻碍又使得美洲社会拥有文字的难度增大。另外，由于地区间的社会相对独立，竞争压力较小，外来威胁少，现有技术即可维持生存需要，对技术的需求也因此相对较小，研发动力不足。技术、作物、文字都是造成欧亚大陆与美洲大陆社会之间差异的重要因素。
此外，戴蒙德对为什么是欧洲而非更早开始食物生产、早期优势更显著的肥沃新月地带或中国实现征服进行了简要解释。戴蒙德认为，肥沃新月地带所在的地中海地区自然环境较为脆弱，在修建汉志铁路时，树木遭到大量砍伐从而导致脆弱的绿洲变成不可修复的沙漠，失去了原有优势。中国的海岸线相比欧洲较平直，除西南部青藏高原外少有难以逾越的高山，因此形成了更稳定的大一统政权。然而，中国在经济生产、航海技术上本处于优势地位，但远航活动不断受到内部政治权力斗争的拦阻，过于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得中国的航海活动过于轻易地彻底被中断。同时，中国与欧亚大陆上其他文明国家之间距离较远，相对孤立，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发展。
总而言之，在戴蒙德看来，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不同民族的食物生产，而食物生产能力的提高与人口密度的增长相互促进，生产劳作日渐复杂，集约化的食物生产有力促进了社会的复杂化。因此，在食物生产方面占优势的民族，就会在病菌、文化、政治组织和技术等方面占优势，进而能轻易地战胜在食物生产上居于劣势的民族。由此，民族间产生出不同的发展情况和文明道路。
03
在书中，戴蒙德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族群、部落、酋邦、国家。族群和部落体现出“平等主义”的社会，没有正式的社会等级，权力运行也是非正式的。随着人口增长，社会经济生产和人际关系复杂化，拥有对武力独占权的酋长出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得以管理：“人类开始学习面对陌生人的第一课：如何面对经常遇见的陌生人，不互相残杀？”此时，世袭酋长和平民阶级也开始得到区分。酋长作为公权力的雏形，同时扮演着保护者与掠夺者的角色。酋邦进一步扩大，国家形成，以地域而非族群界限划分管辖领地，行政管理层更加分化，制度也走向正规化。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社会想要实现从原始酋长部落到国家的质的跨越，意味着必须达到一定的复杂程度。其中，人口是预测社会复杂程度的最有力根据。
前文已讨论过人口增长如何与食物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组织食物生产使经济专门化和社会层次化成为可能，而食物生产与储存又要求一种定居生活，定居无疑为各种复杂的社会制度的固定化创造了条件。结果，为了更加有效地解决冲突、政治决策、经济发展和空间扩张，就要求复杂的社会实行中央集权体制，这样才能维持国家的存在。统一的政府由此建立，为了强化政府的合法性，有组织的宗教也建立起来，并带来了一系列更深远的影响—种族对病菌的免疫力增强，政治组织越发复杂，文字体系形成，技术也不断发展。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占尽天时地利的民族能够抢占先机，取得世界形势中的优势地位，并可能实现对其他民族的征服。
按照戴蒙德的观点，“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范式框架阐明了各民族文明发展差异的关键，但这种解释的逻辑链还缺失了关键的一环—仅看到作为解释支点的几个因素，却没有指出这些关键因素以何种机制在各大陆之间配置，从而一步步导向了民族之间相异的权力格局。
对于这种寻找普遍模式的努力，戴蒙德做出了一些辩解。历史系统有其终极的确定性，即历史发展有基本的规律可循；历史系统也有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亦即这一规律适用的条件是不可预测的。借此，戴蒙德否认自己的理论为“地理决定论”，声称为历史中的行动者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留下了空间。不过，依旧不可否认的是，戴蒙德在这本书中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不同文明发展轨迹的决定性作用，这一逻辑思路对我们透析历史给予了巨大的启示。
在他之后出版的《崩溃》（2005年）、 《 昨日之前的世界》（2012年）、《剧变》（2019年）等著作中，戴蒙德依旧从宏观历史比较视角出发，探讨不同国家迥异的发展轨迹和共性的周期性危机。其中一条一脉相承的主线，就是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里提出的对于人类历史发展互动的假设。
“人类各族群通过征服、流行病与灭族行动而互动的历史，就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力量。族群冲突在历史上的回响，经过许多世纪，至今未尝稍歇，仍在今日世界上某些最动荡不安的区域发酵。”
相关讯息：戴蒙德：病菌在历史上的角色
近代史上的人类杀手有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等——这些传染病都是由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奇怪的是，引起人类传染病的微生物，现在几乎只在人类社群中流行。对人类来说，疾病一直是最可怕的杀手，也是塑造历史的关键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战乱中蔓延的微生物比枪炮刀剑更恐怖，夺走的生命更多。所有的军事史只知歌颂伟大的将领，而忽略一个让人泄气的事实：在过去的战争中，并非有杰出的将领和卓越的武器就可所向无敌；事实上，胜利者常常是那些把可怕的病菌散播到敌人阵营的人。
病菌在历史上的角色，最可怕的一个例子，就是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班牙人的征服大业从此开始。西班牙征服者固然手段毒辣，杀人无算，但是他们带来的病菌，杀死的美洲土著数量更惊人。为什么欧洲与美洲之间恶毒病菌的交流会这么不对等？为什么美洲土著身上的病菌没能消灭西班牙入侵者，并传播到欧洲，一举消灭 95% 的欧洲人口？ 在欧亚大陆发源的病菌不单在美洲猖狂，还在许多其他地区肆虐。在非洲、亚洲的热带地区，欧洲拓殖者没有像西班牙征服者一样势如破竹，反而难以跨越当地的病菌壁垒。为什么？
致命微生物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从欧洲人征服新大陆的史实来看，再清楚不过了。因欧亚大陆病菌而死的美洲土著，比战死沙场的多得多。这些凶残的病菌取走了大多数印第安士兵和将领的性命，使他们的军力彻底瓦解，更让幸存者心有余悸。例如， 1519 年，科尔特斯率领 600 名西班牙随从登陆墨西哥海岸，企图征服有数百万人的阿兹特克帝国。科尔特斯到了首都特诺奇蒂特兰，不久就被逐出城外， “ 仅 ” 折损了三分之二的兵力，但他 又企图杀到海岸，以展现西班牙的武力优势，笑傲那些天真无知的印第安人。然而，科尔特斯再次发动攻击时，印第安人已经学乖了，在每一条巷道严阵以待，准备拼个你死我活。西班牙人凭什么本事获胜？答案就是天花。 1520 年，有个奴隶在古巴感染了天花后来到墨西哥。结果这场流行病杀死了半个阿兹特克帝国的人，连皇帝奎特拉瓦克也难逃一劫。这种神秘的疾病专挑印第安人而放过了所有的西班牙人，劫后余生者因而信心全无。墨西哥人口本有 2 000 万，到了 1618 年陡降至 160 万。
皮萨罗在 1531 年登陆秘鲁时一样走运，他只带了 168 个人就征服了几百万人的印加帝国。 天花早他一步在 1526 年左右来到秘鲁，带走了不少印加帝国的子民，连皇帝卡帕克和他指定的继承人都魂归西天。正如第 3 章所述，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卡帕克的两个儿子阿塔瓦尔帕和瓦斯卡尔因而陷入内战。这反倒让皮萨罗成为得利的渔翁。
说到 1492 年新大陆人口众多的人类社群，今天的美国人能想起来的可能不外乎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我们忘了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河谷还有人口稠密的印第安人社群，那里是今日美国的农业重心，当年有如此发展也不足为奇。白人不用一兵一卒就将此地化为鬼城，关键就是来自欧亚大陆的病菌。欧洲远征军首度踏上美国东南的土地是在 1540 年，领队的就是皮萨罗的手下埃尔南多 · 德 · 索托。有一天，他经过一个在两年前已成废墟的印第安城镇，镇上所有人都因流行病而死。西班牙人一踏上新大陆，就把传染病送给了印第安人，病原体随即往内陆前进，脚步比西班牙人快多了。
德 · 索托还是在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低地看到了几个人口稠密的印第安城镇。这次远征结束多年后，欧洲人才又来到密西西比河河谷，而那时来自欧亚大陆的病菌早已落地生根，四处扩散。直到 17 世纪末，欧洲人才再次出现在密西西比河下游，这回是 法国的殖民者。那些繁华的印第安城镇早就从密西西比河河谷消 失了，空留一座座土墩。最近我们才发现，其实，那些印第安社 群在前哥伦布时代一直相当活跃，灭族惨案发生在 1492 年和欧 洲人有计划地在密西西比河河谷发展之间 — 这应该也是病菌的杰作。
小时候，大人告诉我们，北美洲本来只有 100 万左右的印第安人。这是为白人的殖民强辩，表示这个大洲在白人来到时几乎是一片荒芜。然而，考古学证据显示：当时应该有 2000 万的 印第安人。可见，哥伦布登陆后，削减的印第安人口高达 95% 。关于这一点，第一批踏上美洲的欧洲远征军也做了翔实的记录，可供佐证。
印第安人从未接触过旧大陆的致命病菌，因此无从产生抵抗力或基因变化。 天花、麻疹、流感和斑疹伤寒等，都是逞凶斗狠的头号杀手。如果嫌不够，白喉、疟疾、腮腺炎、百日咳、鼠疫、肺结核和黄热病还等着呢。很多白人都见识过致命病菌蹂躏人类的本事。例如 19 世纪北美大草原上有一支曼丹印第安人（ Mandan Indian ） ，他们是文化发达的印第安部落。 1837 年，有艘从圣路易斯沿密苏里河开来的汽船带来了天花病毒。不出几个星期，本有 2 000 人的曼丹人一下子变成了不到 40 人。
十几种来自旧大陆的恶性传染病在新大陆站稳了脚跟，却没有一种致命病菌是从美洲传到欧洲的。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梅毒，但梅毒的起源仍存在争议。群聚疾病不是在人口数量庞大且稠密的地区更容易发展吗？为什么会有这种严重失衡的现象？如果最近估算出来的前哥伦布时代的人口才是正确的，那么新大陆人口的稠密度其实不下于欧亚大陆。墨西哥的特诺奇蒂特兰就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城市。为什么特诺奇蒂特兰没有致命的病菌可以送 给自己送上门来的西班牙人？
会有这种结果，可能是因为新大陆的人口发展要比旧大陆来得晚。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美洲人口最为稠密的三个中心（安第斯山脉、中美洲和密西西比河河谷）从未联结成繁忙的贸易网络，而在罗马时代串连起来的欧洲、北非、印度和中国，成了微生物繁衍的天堂。然而，这几个因素仍无法解释为何新大陆没有发展出致命的群聚流行病（根据文献报告，有人在秘鲁印第安人的千年木乃伊身上发现了肺结核菌的 DNA ，但这种辨识程序并不能判断其到底是人类肺结核还是在野生动物间颇为流行的近亲病原体牛型结核菌）。
为什么致命群聚流行病不能在美洲兴起？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用另一个简单的问题来回答：这些病菌是从什么微生物演化来的？欧亚大陆的群聚传染病是从牲口身上来的。欧亚大陆可豢养的牲畜不少，但在美洲被驯化的只有 5 种：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的火鸡、骆马（或羊驼），安第斯山脉的豚鼠，南美热带地区的疣鼻栖鸭和遍布于全美洲的狗。
话说回来，新大陆驯化动物之少反映出一个事实：野生物种贫乏。 在上个冰期，约 1.3 万年前， 80% 的美洲大型哺乳动物已经灭绝，剩下可供驯化的动物寥寥无几，根本不可能和群聚疾病 的来源如牛、猪等相提并论。疣鼻栖鸭和火鸡都没有群居的生活 习惯，也不是像小绵羊般可让人搂搂抱抱的宠物。豚鼠则可能是 恰加斯病（或称南美洲锥虫病）或利什曼病的祸源，但未有定论。安第斯山脉的骆马（或羊驼）乍看之下和欧亚大陆的牲畜最为类 似，但让人不得不惊讶的是，人类疾病中没有一种源于这种动物。有四个地方可看出为什么它们不利于人类病原体的发展：第一， 它们不像绵羊或山羊那样被大量饲养；第二，由于骆马从未翻山 越岭到安第斯山脉以北的地区，总数和欧亚大陆的牲口相比只有 九牛之一毛；第三，人们不喝骆马的奶，因而不会被藏于骆马奶的病菌感染；第四，骆马不是在家里豢养的动物，和人类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反观新几内亚高地，那里的女人还会以自己的奶喂小猪，而猪、牛也常常和农民住在一个屋檐下。
源于动物的疾病有远超过新旧大陆冲突本身的重大历史意义。 欧亚病菌是使世界许多土著灭族的厉害角色，遭到毒手的包括太平洋岛民、澳大利亚土著和南非的科伊桑人（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根据统计，因未曾接触过欧亚病菌而丧生的死亡率在 50% 和 100% 之间。例如，伊斯帕尼奥拉岛在 1492 年哥伦布发现这个新大陆时，约有 800 万人，到了 1535 年，这 800 万人全成了白骨，无一幸存。斐济的麻疹是一个酋长在 1875 年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 “ 纪念品 ” ，导致斐济一下子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 口（而在那之前，斐济人口已因 1791 年欧洲人到来后引发的流行病而大大削减）。在夏威夷， 1779 年，随库克船长前来的是梅毒、淋病、肺结核和流感；在 1804 年之后登场的是斑疹伤寒和几种来头较小的传染病，但也使原本 50 万人口（ 1779 年）的夏威夷只剩下了 8.4 万人（ 1853 年）；祸不单行的是，在 1853 年又暴发天花，取走了 1 万条人命。这种实例不胜枚举。
然而，病菌并非一面倒地向着欧洲人，做专属他们的爪牙。新大陆虽没有发展出本土的传染病来对付欧洲人，但亚洲热带地 区、非洲、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确实有准备对付欧洲人的致命病菌：旧大陆热带地区的疟疾、东南亚热带地区的霍乱和非洲地区的黄热病，都是赫赫有名的热带杀手、欧洲殖民的障碍。这也可解释为何欧洲人瓜分新几内亚和非洲大部分地区，要比欧洲人攻占美洲几乎晚了近 400 年。此外，一旦疟疾和黄热病随着欧洲汽船登陆新大陆，不但使美洲人感染，也在新大陆的热带地区形成殖民的阻碍。法国人开凿巴拿马运河的计划就因疟疾和黄热病而流产，最终修成运河的美国人也差点遭遇同样的挫败。
铭记这些史实，有助于我们重新看待病菌的作用和亚力问题的关联。没错，欧洲人在武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占尽优势，胜过他们的手下败将，也就是大多数的有色族群，但单凭这些优势无法解释为何欧洲白人从一开始便能以寡击众，大败为数众多的美洲土著，并在其他地区造成族群更替。 少了病菌这个亲密战友（欧亚族群和驯化牲畜长久以来朝朝暮暮相处的结果），欧洲人恐怕难以称心如意地主宰其他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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