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鲁迅的1906到孟晚舟和旅美教授事件

【1906年鲁迅在日本看到，日俄战争中有些中国人围观日本人斩首中国人，而围观者对其他中国人的痛苦麻木不仁、甚至跟着日本人喝彩。今天，海内外华人当然与那时不同。但有时、有些事件中，有些海外和国内的华人，也滑到当年的边缘，在美国政府以中国国内的孟晚舟为例对海内外全体华人发出警告、在美国政府对旅美教授肆意打压所发出的对所有与中国合作人士发出警告时 ，误认为是无关的、孤立的、特定的事件，而且居然也有华人为美国政府这些警告而喝彩。这种自身就是被警告者而为警告鼓掌的怪事，希望能够尽快消失。一些旅美华人出于公益的维权努力，才值得我们鼓掌】

海外华人和国内的中国人，在白人为主的世界范围，一百多年来一直吃亏。

主要当然是因为白人对华人的种族歧视。

但也不可忽略海内外华人不团结的因素。有时只顾短暂的利益、只顾自己和家庭，有时甚至互害。

这个问题在逐渐减缓，但并未消失，在孟晚舟事件和美籍华人教授集体被迫害的过程表现尤甚。

华人孩子，在美国申请大学入学时吃亏，是众所周知的、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事实。只是争论原因、拿不出解决办法（支持Trump主义是愚昧、而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

2022年2月3日，我的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詹裕农教授在学术刊物《细胞》用数据指出亚裔生物学家在生物医学获奖被歧视，华人获得的比率低而且近十年不见改善。曾有人和他套近乎，但原来是误认他为日裔诺奖得主利根川进。

詹老师引用文章之一是James Meixiong与SH Golden在2021年《临床研究杂志》发表的。该文用数据指出美国生物科学雇佣教授时歧视亚裔。詹老师不知道梅熊杰明是我的同学梅林的儿子，哈佛学士、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和哲学双博士。

2021年6月6日，《纽约时报》刊登Brian X Chen的文章，指出华人主要在企业任中层，但因歧视而难以成为高层。

2005年，因为我考虑离开美国，所以做了一件公事，通过批评白人而暂时、小规模取得缓解学术界局部种族歧视的一点经验。

从那时到后面几年，我和施一公等一道继续努力，得到美国科学院前院长Bruce Alberts等的支持，取得了一项有长远作用的结果：美国科学院选举过程，亚裔被视为应该支持的族裔，可以通过女性和少数民族提名组而获得提名、参选。这一决定，是全美唯一将亚裔作为需要支持的少数民族行列。实施的第一年（2012年），60位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名单中7人为亚裔，为亚裔当选空前多的一年。这一渠道仍然存在，可有长期效应。

这种经历说明，通过努力，可以加快问题的解决。

动物就区分“组内”、“组外”。虽然人类在左翼思想影响下不断离开原始的动物性，但时间有限，而且保守的、自私的右翼动物倾向很难在人类根除。有些人嘴上高唱平等，可以唱的非常出色到可以成功地欺骗自己的子女，但遇到实际情况，还是歧视。在近五十年到百年之内，很难想象种族歧视会完全消失。

所以，共享一些观点和经历，也许有助于后人努力。

孟晚舟事件

相当多的海外华人（少数国内的人），不仅对孟晚舟及其家人幸灾乐祸，还自以为自己懂而居高临下教训国内的人。

旅美华人教授集体被美国政府打压，相当多的国内的人（以及少数做不到教授而酸葡萄的人），也兴高采烈地支持美国政府的做法。

这两群人，犯的都是华人的传统错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孟晚舟事件，明显是美国政府用来教训全体华人的事例。

孟晚舟没有违法，连特朗普都多次说他可以考虑撤销引渡要求。

A国公民在B地做了违反D国法律的事情，在C国旅行时被D国要求引渡，是D国持枪凌弱、C国卑躬屈膝。

因为，如果这是可以引渡的违法，那么，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几乎全体公民，到中国旅行的时候，都可以被引渡到中东某个伊斯兰教立法的国家，因为这些游客基本都在他的母国进行过违反伊斯兰法的行为。显然，这是不对的。

有些海外华人，自以为懂所在国的法律，其实不知道凡涉及国家之间的法律实践，都需要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需要考虑对等问题。脱离国际关系，单独考虑国内法，是不懂装懂的笑话而已。

国际外交史是强国保护自己国家及其公民利益的历史。各国国内法律不能强求其他国家的公民在其他国家遵守。

有些国内的人，因为孟晚舟家有钱，而为美国政府喝彩。殊不知，美国政府这样做，不是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家庭经济问题，而是以孟晚舟为样板警告全体海内外华人：大家都属于受警告的对象。

受警告者居然为依靠强权的警告者鼓掌，除了糊涂，另一解释可能是心灵扭曲。

华人为加拿大政府鼓掌，同样没有基础。加拿大政府总理特鲁多，在被记者提问其对特朗普某些行为的评价时，二十一秒钟嘴唇蠕动而说不出话来，被记录到一个活脱脱的奴才像。

还有华人为这种奴才及其政府欺负华人鼓掌，只能是不可理喻。

旅美华人教授事件

几十年来，中国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外流。

2008年，施一公、陈十一、钱颖一和我建议国家设立引才计划。我国实际对此早有思考，所以一拍即合，很快实行。

引才计划在青年层面（博士后回国任助理教授），非常有效。

引才计划在年资高的层面（正教授回国），效果很差。原因包括：个人瞻前顾后，引人单位信用问题，被引者认为国内院士普遍不如其水平却将成为其领导的问题，国内一批人担心自己地位受影响而想方设法批评和阻碍高年资回国，等，不一而足。

青年引才计划公认成功。

高年资引才，除了2007至2010年左右，未到退休年龄、也没有被美国调查而主动、全职回国的正教授十几位，迄今全国可能不到25人。费了很大力气，平均一年不到两个人，肯定不能说成功，说失败也不是不可以。

而且，如果没有根本方法的改进，这一问题将长期存在。

高年资引才是被国内批评最多的，所以出现中美兼职而不全职回国的问题。这一问题，是引才遇到了障碍。

但是，美国右翼政府上台后，与其国会右翼分子一道攻击中国。

最初，确实有美国一些人以为中国引才有可能偷知识产权，兼职有可能故意的策略。但美国很快就搞清楚了，中国引才根本没有几个有价值的知识产权。而兼职也不是故意的策略。

但是，在右翼分子故意煽动下，就诬陷中国引才计划是偷知识产权，诬陷兼职是中国故意设计的进一步偷美国知识产权的方式。

美国国会会要求美国科研经费机构防范华人和与中国有关系的人。有些机构知道是小题大做，大部分机构走过场搪塞NIH和国会。而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却在其院长和一位另类的犹太裔副院长的主导下，煞有介事通知全美上万个机构，对与中国有关的研究人员严加防范。实际上，找到极少偷知识产权的问题，只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编织其他罪名。

大多数美国机构的白人都知道这是针对中国种族歧视。多个美国教授告诉我以上情况：开始有疑问，调查后发现根本没有问题，又有一些人不肯收场，才编织罪名。

而美国有些机构，召集了严肃的讨论，其中有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参加会议，得出的结论，美国大学教授有权与中国任意方式的合作，包括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合作。因为大学教授有学术研究自由，有选择合作伙伴的自由，有选择应用场景的自由。

麻省理工学院就是在慎重地研讨了问题之后，挺起腰杆，反对美国右翼分子迫害华人。美国哈佛大学在这一过程中，现任校领导和有些学院的现任领导，只能以其嘴脸极为丑恶来形容。

美国国家的科学经费，无论是NSF还是NIH，都是grants，不是合同。Grants是需要申请，但得到后，并不需要按grants上面的文字进行研究，而可以改变研究方向，改变合作对象。

合同可以对研究者进行各种要求，grants不能，只是要求符合学术规范（例如不能造假）。所以，从来没有追究是否写全了合作对象的问题。如果是问题，也只能要求以后仔细写，而不能把以前的当成什么大事来追究。

因此，大多数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对华人教授不大力追究。

但机构中有希望趁机迫害华人、或某特定华人的，或者当地监察机构有希望立功、或歧视华人的人，他们如果积极搞事，一般也不容易被阻止。最后真正积极迫害华人教授的学校并不是非常多，而最后积极起诉的地方监察机构也不多。

监察机构主要是波士顿和克利夫兰。波士顿那位地方检察官，是特朗普政府任命的，想通过迫害与中国有关的事情，帮助自己的官运。他一下台，波士顿就安稳了。

如果被指控者早早请律师、舍得费钱，起诉的结果大多是美国政府败诉。

多个例子，大家读不到新闻，不知道它们是因为高价律师给解决了。

哈佛大学的犹太化学家自认为没什么事（他实际也没得到中国多少钱），请律师的最初他出钱很少，犯了一些错误，后来有些难以扭转。

而其他很多位所谓“问题”远比他多的人，都靠律师摆平了。田纳西州的陪审员，事后都公开说华人被美国政府迫害的很不像样。

但是，在以上事件中，国内有些人，少数国外的华人，却对华人教授一片喊打。他们的理由是这些华人在美中两边捞好处。但是，美国政府是因为这样而打压华人教授吗？显然不是，而是杀一儆百：教训所有往来中美的人员少为中国做事。也就是说，对华人教授喊打的人，本身就是被教育的对象。这样喝彩，与鲁迅1906年所看到的有类似的可悲。

孟晚舟事件和华人教授事件，虽然看起来是国外对国内的人不同情、或国内对海外华人不同情，实际还是华人受欺负而不自知，根本还是不团结的问题。

李凯、谢宇等挺身公益

虽然今天还有问题，但越来越多的华人不仅认识到问题，而且挺身而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鲜为人知的是，一批华人团结起来，维护合法权益。

普林斯顿大学的计算机系教授李凯和社会学系教授，不仅学术出众，而且为华人权益，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以后有人把他们和其他人的努力记录下来。

希望有更多人像他们一样，团结努力，让海内外华人堂堂正正站立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