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以来，各种分析文章、视频动态、群友评论、民间观点纷纷，可大致概述为：知识分子、中产群体总体挺乌反俄；民间多挺俄，并多见“纯爷们”“战斗民族”之类情绪化表达；官方则理性务实，不拉偏架，审慎表态，还借助《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等契机释放对美、澳的友好信息。
笔者不以地缘政治、国际形势或军事学为研究方向，对谁“对”谁“错”、发展趋势并无特别见解，本无意作文。然天天被朋友圈、小视频、一些“智库”“论坛”微信群中，各种缺乏专业甚至拼凑的观点“轰炸”，并多见双方、多方互相站队、指责、“亲切问候”、网战……纷纷扰扰，还是想表达几个观点。
不去评论“对错”，也不参与任何一方。
一是，毛泽东早就做过总结，“问题的根本在于感情和立场”。站在俄乌、“自由世界”、普通民众不同立场，和对谁抱有更多的感情，得出的结论肯定不同。所以谁都不可能绝对正确，谁都说服不了另一方；
二是，俄乌问题确实错综复杂，牵涉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等全方位。事实上，约翰·米尔斯海默、塞缪尔·亨廷顿等政治学家早在十多年前就预测到俄乌必然爆发战争，今天这场战争，何尝不是双方长期准备、甚至为防止战争而爆发的战争。大多数人从某个点甚至某几个点切入去谈都有失偏颇。除了客观论述、报道，任何负责任的学者、媒体都不应草率地夸夸其谈，误导他人；
三是，在这里要反对以商业和流量为目的的假新闻、假消息，和不加辨别的生产、扩散违反公序良俗的各种危言耸听。
不管我们如何呼唤“peace&love”，战争始终是人类的一大旋律。据网上流传的不完全统计（2014年版《人类战争的历史》），在有记载的5560年的人类历史上，共发生过大小战争14531次，平均每年2.6次。另据美联社调查报告，仅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就爆发了大约300场局部战争，大约有1000万人死于战火。
我们对战争并不陌生。作为一个80后，襁褓时期的“对越反击战”，儿时的1991年“海湾战争”，我们都没有特别印象，当时的媒体也并不发达；少年时期的1999年科索沃战争，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第一次感同身受；青年时期，美国的全球反恐战，通过互联网图文、视频的形式，直观地刺激着我们；渐入中年，又遇上叙利亚战争，这场战争多国角力、一打十年，无论多么惨烈、多不人道，打得久了，跟生活一样变得麻木。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战争硝烟刚刚散去，2022年，正当我们埋首生活，疲于奔命，这场俄乌战争又必然地爆发了。3月3日，俄罗斯首次披露“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伤亡数据，俄军死亡498人，1597人受伤，乌克兰超过2870人死亡，约3700人受伤。
“人”，在战争面前就是一串数字。期望作为“人”的斗争各方，能从不同立场，渐渐站到“人”的共同立场，去面对和处理。
另一面，我们所见那么多侵略战争、惨烈战争，何以只有今天的俄乌战争才能炸网？真要说人道、人性、义愤填膺，反应这么激烈，口诛笔伐，那么，对水深火热的叙利亚、阿富汗，被灭国的南联盟，被摁在地上摩擦的伊拉克人……再上溯四十年，我们的父辈，上溯七十年我们的祖辈的惨烈牺牲，是不是有点过于厚此薄彼，不太公平？
战争并不遥远，不要忙于指责、批判。尊重别人的感情和立场，坚守自己的一点血性，力所能及地帮助而不是煽风点火，及至做好自己最坏的打算，或许才是应有的理性态度。
各种论战，反应出长期积累的一种文化撕裂。四十多年来，我们存在一种社会分化、固化的危险，我们不能让这种撕裂扩大成社会裂痕——这也是今天国家坚定不移地反垄断、乡村振兴、倡导共同富裕的根本所在。
我们首先要勇于自我批评。
不止俄乌战争，这些年，在许多重大社会问题上，作为社会中坚力量和中产阶级代表，许多知识分子群体已习惯言必“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普世价值表达，下不接地气，置平民立场、充满不平衡矛盾的社会实情不顾，上容易偏激，常常陷入普世价值、西方经验的一叶障目，或者“光破不立”——对谁都一顿批判但又给不出实际意见或建议。
其次，我们要看到更多的希望。
我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思维模型，应当是——民众讲血性，中间阶层讲人性，上层讲理性。
民众缺血性，譬如日韩，资本与阶层固化，民众以级别、资历定胜负并无意反抗，社会缺乏活力、创新意识，必然陷入中产陷阱难以挣脱；
中坚需讲人性。其一、一个国家必须有足够的中产阶层才能保持稳定发展，而培育中产的根源在全球化市场分工，他们崇尚国际化、普世价值是正确、且应当倡导的。其二、作为社会主导力量，也应首推“人性”，只讲血性不讲人性必然导致混乱（如众多动乱的第三世界国家），而全民高知理性又并不现实；
上层建筑须理性。上层建筑牵一发动全身，影响全体国民的身家性命，情绪化、讲大道理，时常是行不通，甚至要误国误民的——例子近在眼前，乌克兰便是。
一个理想社会，应当是三者互相理解、尊重、融合，而不是充满偏见、互相指责，大家同心协力，才能对内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外谋求民族复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事实与希望也正在于此！
我们的社会，亿万民众有血性，“我命由我不由天”，人人不迷信“命”与虚无，人人各求前程，人人各自奋斗，敢于反抗、突破、创新，社会与国家又给予较充足的空间，构成了伟大国家的底色；
我们的社会，拥有庞大的中坚阶层。他们拥有专业的技能，开放的思维，较稳定的家庭和物质结构。这个勤于思考的民族，他们没有耽于物质，而是乐于思考，勇于追求和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一国稳定进步的根本动力；
我们的社会，拥有理性而智慧的上层思考、清晰而稳定的国家战略。在百年大小战争、复杂斗争中，植根人民，目光远大而清晰，脚步坚定，依托稳定的体制和一定的纠错能力，始终不依附于人、由弱而强，也足以证明其成功。
对一个人来说，血性+人性+理性，才有健全人格，国家同样如此。放眼全球，具有这种健康“国格”的国家屈指可数。纵然不完美，纵然某些方面进步还有点慢，但我们的社会，依然健康，依然在进步。
何谓“文化自信”，这便是文化自信！
另一面，单方面的“文化自信”，也充满历史教训。
2019年火爆全网的《长安十二时辰》，就描绘了“万国来朝”的大唐盛世。整个大唐，国民上下充满血性，尚武，追求功业，以军人治国。但血性之下，高潮来得快去得也快，帝王好大喜功，唐中期安史之乱后，国家陷入持续动乱、民不聊生。
宋代，军人出生的统治者矫枉过正，推行文人治国，史学界对其评价完全两极化。
一种观点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巅峰”：宋代政府开明、重文重商，知识分子有着崇高的地位，以致文化大家辈出，且儒佛道千年轮流“坐庄”的思想混乱后，以程（程颐程颢）朱（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融合儒佛道学说而成宋明理学、心学，影响深远。
经济上，两宋GDP占全世界60%～70%，商业发达，但商税平均仅2.5%，还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并顺带刺激了欧洲资本主义启蒙和社会变革；
另一种观点是宋朝“积贫积弱”，物质与精神丰裕的背后，是两宋的死循环：知识分子“歌舞升平”的狂欢，和“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民间血性丧失——打不过，对外四处求和、花钱买“和平”，对内施行“历史上最坏的兵制”，即“禁军”+“厢军”的职业雇佣兵制，战斗力低下——国家靠花钱撑着，财政收入的十分之六七，甚至六分之五用于军费——积贫积弱，在低级游牧文明、不要你钱只要你命的蒙古人冲击下亡国。可见，知识分子治国、文明程度再高、经济再发达，照样有致命危险。
宋代以降，元明清统治者吸取教训，既不让军人掌权，也不让知识分子夺势，始终走集权之路。他们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取消丞相（知识分子首领）制、大搞特务制、大兴文字狱，打压知识分子，同时重征商税、推行官营、抑制商业，并用各种反人性的制度压制民众和社会，中下层、社会活力尽失。统治者一眼望去，一派“天朝大国”景象，却在与西方的短兵相接中一触即溃。
如上，历史反复证明，哪怕再正确的唯一论、一言堂，都将演变为民族和人性灾难。
知识在互联网上，而智慧在文明的血液中。古人云，兼听则明，求同存异，诚哉此言。
我经常在与朋友的讨论中说，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经济当然有问题，但国外的问题、美国的问题，并不比我们少；也不是治理——治理当然也有问题，同样，国外的、美国的问题也不比我们少。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文化。
如果朋友还不理解，我便问要他这个问题——你，信什么？
市场？主义？传统？宗教？科技？都是，又不都是。那到底是什么？
我曾在《乡村觉醒年代》中打过一个比方，今天的中国，就像武侠小说中一个出生贫寒的有志青年，历经万般磨难，终于学成各种武林绝学——无论自由市场，还是共产主义，无论传统文明，还是现代思想，无论宗教信仰，还是高科技理念，无不样样精通。
他终成一代大侠！行走江湖，自是有余，但内在功法太多（且越来越多），又不可能放弃，便得承受各种内力冲突，乃至经脉堵塞之风险。风不止，树亦不静，各种声音时常打架，非要争个你死我活，只会让这个大侠精神分裂、乃至走火入魔。
人再厉害，再富有，再强大，终究还得面对自己。相比西方文明的外向性+“与神对话”，这正是东方文明之所长。这位大侠应该做的，应当是正本固原，再融贯各派所长，最终开创属于自己、而不是拿来主义的新功法！
他终将成为一代宗师！让我们助他一臂之力，而不是相互抵消。
这样的冲突与融合，我们并不陌生。中国历史上，总体有两次“内功大融合”。
第一次在汉代。
春秋战国，相对一国来说，都是外国，诸子百家，也多是外来思想。好在社会开放，百家争鸣。及至秦国，儒、法联盟，一统天下，但随后又走向强权、暴政，不过十来年便告倾覆。
汉朝立国，高祖后，文景二帝又用黄老之学治国，休养生息，积蓄力量，才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汉武盛世。武帝时，董仲舒融合儒、法、道、墨、阴阳家学说，以“天-地-人”为架构，以三纲五常为秩序建立“大一统”思想，直接而深远地塑造着中国此后数千年历史。
此后数千年，尽管国家分分合合，乃至几经外族屠杀、驱赶，始终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促使一个民族在坎坎坷坷中生存下来，并不断同化异族、不断壮大。今人以现代眼光，或出于革命、创新需要，不顾历史规律、时代背景地简单批判，有失偏颇。
第二次在两宋。
汉末，思想大一统支持下的皇权大一统走向专制、荒淫，儒家礼教成为帮凶，逐渐被世人遗弃，此时佛学传入，一度兴盛。魏晋南北朝期间，兵燹不断，社会动荡，各种道理都不管用，主流知识分子用以躲避现实的玄学大行其道。至唐朝初期，李家王朝寻根问祖至老子李聃，仍尊道家。武则天篡位，又借礼佛抑道，推动外来的佛教再度盛行。
只是无论道、佛，面对藩镇割据、内斗都无能为力。此后是唐末、五代十国的人心大动乱，数百年乏善可陈。及至宋朝立国，知识分子再次主导社会变革，以程（程颢、程颐）朱（朱熹）为代表，融合儒、佛、道思想，开创集大成的宋明理学。内功大成，内可帮助国家抵御“积贫积弱”，外使中华文明再次影响东亚。时至今日，宋明理学、心学依然备受东亚各国推崇，是东亚文明圈的基础。
近代历史，大家耳熟能详，各种外来思想冲击下，各种自我革命、改革中，国人逐渐自我压制文明传统，直至当前文化的外在繁荣与内在冲突并存的时代。
有充足的思想养料，才能有充分的精神融合。有激烈的思想冲突，才能有存异求同的前行动力。冥冥之中，中华文明千年一次大融合，今天，我们能否将市场与主义、传统与现代、信仰与科技融合，进而实现自身文明的第三次“大融合”？
“人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在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这不仅是民族复兴的希望，也是帮助全球解决西方模式导致的“现代化陷阱”、构建人类命运新共同体的希望，亦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机遇与时代使命。
愿人们从各种喋喋不休、翻来覆去、“圆环套圆环”的低级争吵中醒来，去照见自己，去拥抱更开阔且伟大的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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