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时间2月24日凌晨4点多，爆炸声将人们从梦中惊醒。中国夫妻宋先生和苏倩正在基辅，他们带着一对一个半月大的双胞胎，不可思议地意识到，战争开始了。

第二天凌晨，轰炸声更大了，从窗外就能看见爆炸处燃起的火光和浓烟。妻子苏倩抱着孩子躲到楼下的防空洞，一个孩子发起了烧。防空洞里什么都没有，苏倩无法照料生病的孩子，只好返回公寓。夫妻俩把两个孩子安置在走廊，远离带玻璃窗的房间。休息时，苏倩不敢回房间，她睡在卫生间的浴缸里。一家人就这样担惊受怕地度过了几天，战局却越来越激烈。必须尽快回国了，当大使馆统计华人华侨信息时，他们立刻做了登记，等待撤离的通知。

28日这天，宋先生到楼下超市买生活物资，队伍排得很长很长。

苏倩独自在公寓里焦灼地刷手机，看新闻和华人群里关于撤离的消息。那天，俄乌政府正进行谈判，许多人说，一旦谈崩，基辅将戒严多日。俄方发出通知，在基辅留出一条平民撤离通道——再不走便危险了。苏倩十分揪心，感到不得不走了。

这时，她恰好看到一个人说，他本可以今天就走，但司机要价1000美金，他嫌贵便放弃了。苏倩想，既然这么贵，应该是靠谱的，马上联系到了司机孔阳。孔阳向她要价，一家四口共3000美金。苏倩同意了。另一对同样带两个婴儿的中国夫妇白兰和她的丈夫决定同行，他们已经在地下室躲了四天。

■ 白兰夫妻所在的防空洞。

■ 地下防空洞环境。

宋先生买回东西上楼，被告知马上出发。他心想，现在走不是找死吗？但没时间考虑了，他和妻子急忙收拾行李，扔了好多东西。他始终感到不安。

就在撤离的第二天，宋先生在途中中枪，子弹打入他的左后腰。随后的几天，他丧失了行动能力，独自躺在基辅以西约60公里处的一所战地医院里，没有手机，无法联系任何亲友。夜晚他难以入睡，听到炮火和枪击声覆盖四周。他无从设想明天，不知道将面临什么。

2月28日乌克兰时间下午4点多，一辆七座三菱和一辆路虎，分别载着两对带孩子的夫妻从基辅市区出发，目的地是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

宋先生和苏倩坐上了三菱车，开车的是孔阳喊来的另一个司机。他们先行出发，接上另一位拼车的蔡先生。司机开车走了一段，突然停下来，要求他们交钱。

苏倩很恼火，此前他们并没有说好何时付款。现在，这个司机把车停到一个不知何处的地方，说必须马上给钱。她提出先给一半的钱，到达利沃夫再给另一半。司机不同意。他给孔阳打电话时总是下车打。蔡先生说，你就在车上说，我们有什么不能听的吗？他不做回应，仍要下车。他告诉车上的人，是孔阳要求现在给全款，否则不走。

苏倩转了账。她没有办法，很害怕司机把他们当场扔下。她感到身处被动的境地，这趟路途才刚开始就不对劲。

另一辆车上，司机孔阳是个东北人，一上路就开始跟后座的夫妻俩搭话。他说自己是做旅游接待的，经常带人去狩猎，还说他娶了个乌克兰老婆。但当孔阳说，他们打算赶宵禁前出基辅，一路开夜车到利沃夫时，这对夫妻开始担心了。夜晚很不安全，他们害怕遇到空袭。孔阳说，“没事，只要离开基辅就OK。”在路上，他不断和人联络，还让夫妻俩去华人群里问，有没有其他人想搭车。他计划这条路如果走得顺利，明天再回去包一辆大巴车拉人。

两辆车会和后，三菱在前头领路，一起向西行进。苏倩觉得不对，她反复比对地图，提醒司机，“俄罗斯人说的撤离通道是往南走的，我们方向不对”。司机说没问题，昨天就有认识的人从这个方向安全撤离了。他看起来很难沟通，不太搭理人，苏倩觉得自己说的话都被他当成放屁。

车过了第聂伯河大桥后出了基辅，进入了乡下地区。夜色降临，两辆车在一个接一个的村子里穿行，每个村都有联防民兵的哨卡，有的地方还能看到坦克。宋先生忧心忡忡。此前，他看过很多乌克兰军队的负面新闻，过这么多村，这么多民兵，能保证不碰上一个极端分子吗？

他们在一个哨卡前被拦下来，司机换了个路口试图通过，又被拦住。民兵说，前面正在交战，不能再走了。此时，基辅已进入宵禁时间，两车人无法掉头返回，乌克兰民兵便将他们领到附近小镇住宿。

夜里2点多，苏倩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立刻出房门查看。她对司机已经没有信任了，很怕他们开车跑路。司机说他们要去接两个留学生——是大使馆派的任务。另一个好消息是，使馆发出通知，将在第二天中午12点统一组织撤离，自驾的华人华侨可以跟随使馆的大巴车队。他们决定跟使馆车队同行。大家都挺高兴，觉得路上的安全有了保障。

但不知为什么，司机们并没有接回人。第二天清早，他们又开车出去，载回两个留学生。距离使馆组织的撤离时间还有几个小时，两个司机决定不等了，即刻出发。他们说：“放心吧，这个路线我们熟悉。”搭车人无从反对。

这天是3月1日，再次启程是早上8点多，两位留学生挤到了孔阳驾驶的路虎上。两台车继续向西，往日托米尔方向前进。

路上不断有人跟司机沟通，有乌克兰民兵，也有前方掉头回来的普通民众。车上的乘客没人懂乌克兰语，但人家分明做了手势，在摇手。司机并不解释，他一只手开车，一只手拿手机看导航，又开到了村里。在一个村口的哨卡，他们再次被民兵拦下。孔阳开着路虎上前问另一个司机，怎么还不走？两人商量了几句，换了一条路，仍旧往这个方向走。

出村上了高速，整条路上几乎看不到别的车，景象逐渐令人心惊。宋先生看到很多倒下的树，被炸毁的车辆和废弃的坦克，残骸碎片散落路面，还有一辆冒浓烟的装甲车。他们已经听到炮声了。宋先生说，“前面肯定是战区”，他已经很慌张了。“我们快点开过去就好”，司机说，他不多言语。

后头的路虎车上，孔阳一路都在用手机拍视频，一边配以“这儿正在打仗”之类的解说，录完一段马上发出去。车上的白兰忍不住提醒他，你这样开车很危险。他便用调侃的语气应付过去。当看到一辆被炸过的坦克正在燃烧时，白兰已经心慌极了，而孔阳竟然拿手机拍了起来。她眼睁睁地看着车碾过一块烧焦的长条形车辆碎片。他们的轮胎被扎了，油箱也划破。

三菱车一直开出去两三公里，到达一个休息站，才发现后面的车没有跟上。司机不顾乘客们的反对，掉头回去，找到了坏在路边的路虎。一个开车路过的乌克兰人看到车上有未满月的孩子，便建议他们先坐到他的车上，提出可以载上白兰一家与一位留学生先走，离开这块危险区域。另一个路过的乌克兰人也停下了车，他们一起帮孔阳查看车辆。

路虎一时半会儿修不好了。白兰带着孩子坐到了乌克兰人那辆两厢福特车上。车很小很旧，能装的东西不多，她的丈夫便开始挑拣必要的行李。东边天空飞来一架无人机，大家并未在意。乌克兰人帮助孔阳从路虎车里抽汽油为路上做储备。

在距离西边日托米尔仍有约7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三菱和路虎以头对头的方向停在路南侧，大家正忙着搬行李和抽油。

突然，枪声响起。

听到枪响，几个人迅速跳上老福特。乌克兰人猛踩油门冲出去，走了个S型，把车甩到马路对面，径直撞上一棵树。

车上的男人相继爬下了车，只有白兰懵在车里。她闻到硝烟味，听到子弹飞过。射击还在继续，正前方的挡风玻璃被打穿了。她唯一的反应是趴下身护住孩子。那位开车的乌克兰人又返回来，趴在地上打开车门，把白兰拉下车，匍匐在地。树边一栋三四层的房子里冲出几个乌克兰当地人，把他们拉了进去。

外头炮声响起，当地人把开车的乌克兰人、白兰一家与留学生转移到这栋建筑靠后的房间深处。听着外头“砰砰”的交战声，两个孩子大哭起来。慌张的留学生说，能不能让他们别哭了。安抚奶嘴已经丢了，白兰把手指头放到孩子嘴里，他们还是哭个不停。她绝望地说：“我没有办法。”

大概几分钟后，枪声稀疏了一些，几个当地人前后掩护着他们上车逃离。老福特竟然还能开，简直是奇迹。一个当地人从车窗扔进了孩子掉落的帽子。乌克兰司机载着三个中国人和两个孩子，一路逆行狂奔，半小时后，他们驶出了战区。

■ 车窗上的玻璃已被击碎。开车的司机即是救助白兰一家及留学生的乌克兰人Igor。

■ Igor（中）是一位牙医，原计划前往乌克兰南部家中，后来改变路线直接将几位中国人送到利沃夫，且拒绝了白兰夫妻的金钱回报。

车开到第二个加油站停下加油，白兰把孩子抱进休息室换尿布喂奶。包着孩子的抱被上有很多血迹，是她的丈夫爬在地上时蹭破了手流的血。一个当地大妈看到他们，也许以为孩子受了伤，她拥抱着白兰落泪。白兰的眼镜在逃亡时掉了，看不清大妈给他们抱来的一大袋东西。后来才知道，里面是很多尿不湿和湿纸巾。

■ 白兰的丈夫手蹭破了，血迹留在孩子的婴儿被上。

乌克兰人开了六七小时车，将他们送到了利沃夫。逃亡的路上，白兰两口子一直给宋先生夫妻发消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应。

宋先生：“我回到车上没两三秒就听到‘哒哒哒’的枪声。我立刻趴在座位上，把婴儿放在身体下面，我老婆也是那样做的。刚趴下两秒钟，门‘铛’地一声响，我后腰一麻，下半身失去知觉。我用手往后摸，腰上软了一块。我心想坏了，脊柱坏了。我说了一声：‘我不行了，我中枪了。’

子弹是从西北方向射过来的。我们的车头冲东，正好帮路虎挡了一部分，我又坐在后座左侧——也就是靠近枪击方向的一侧。门把手那个位置有两个并排的弹孔。我想枪手是瞄准我射击的，他可能一直观察这边，我迅速趴下，他就瞄准了我的腰部，一发子弹打进我的左后腰，另一发擦着我的左肋过去，烫出了一排水泡。”

苏倩：“我一直把孩子护在怀里，头埋得很低。起先听到枪声我以为只是旁边交战，心想千万不要误伤。结果声音越来越大，其实已经打到我们的车了，我还是不太相信。直到我老公叫了一声，我明白过来，在打我们。他们对着我们的车一直打，我想，是要把我们打死为止吗？

这时我那侧的车门突然被打开了，是那个帮孔阳检查车辆的乌克兰人。他看了一眼就把门关上，没多久又来了，把两个孩子接过去塞给同行的人，又把我拽了出去。我看到其他人都蹲在那辆路虎后，绕着车躲子弹。趁着火力转移开时，乌克兰人带着我们，赶紧往南跑下公路。依然能听到枪声，但射击方向已经离开了我们这里。我们跑到一栋民房背后，全都趴在地上，听不到枪声了，但耳边都是炮弹轰炸的声音。我的心思全在我老公身上，特别绝望。他受伤了，我想他可能会死在车里。”

宋先生：“我觉得我完蛋了。动也动不了，万一飞来个火箭什么的，我就跟车一块儿烧了。过了不知道多久，我感觉到腿脚还能动，决定还是要走，于是打开了车门。幸亏这时正面战场打得特别激烈，没人注意这边。我刚绕过车尾就没劲了，趴在地上爬了两下，再也爬不动。

然后就出现了那位乌克兰大哥，他冲过来架起我一点一点走下高速。下面有一段草地，草地上还有雪，我们跌跌撞撞的，摔了两三次跤，终于到了大家躲的那栋房子那儿。不一会儿乌克兰大哥找到一个防空洞，他让我们赶紧进去。他们把我放到一块板子上。

我的伤处看起来很吓人，就像脊柱断了一样。其实当时并不觉得特别疼，只是感觉身体麻木，无法动弹。我这个人总是越到紧急的时候越清醒。我看到所有人都为我的伤非常着急慌乱，我就不断地喊，‘我没事’。”

防空洞是个地下室，里面有老人、妇女和孩子，她们已经在这儿待了4天。妇女给苏倩拿来毯子，帮她把孩子包起来，孩子们身上全是汽油味。防空洞外炮声不断，声音特别响。一个老妇人一直在祈祷。交战的声音听起来特别近，苏倩觉得恐惧，仿佛下一秒就会有人跑下来，把下边的人全杀了。

■ 枪击发生后，宋先生被当地人带到安全地带，他趴在板子上，无法动弹。

有人出去求助，很快军医就来了，用担架把宋先生抬上了车。那是一辆白色的闷罐车，车壁很厚，同行所有人都上了车。一块写着“SOS”的牌子立在车前，车在村里绕来绕去，来到距离高速路约15公里的镇上的一所医院。附近枪声像爆竹一样密集。

下车时，苏倩问丈夫，你怎么样？他说没问题。她掀开他的衣服看到一个很圆的伤口，子弹嵌在里面。她从丈夫兜里摸出他的手机，她自己的已经落在了三菱车里。随后丈夫被医生抬走，她抱着孩子被领到了楼上。那或许是个儿童区，苏倩看到很多受伤的小孩。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半边脸没有了。女孩的妈妈抱住苏倩哭了起来，哭完又问她需要什么？很快，医生和本地人就给她找来了牛奶，送来了热水和食物，还有纸尿裤和一些小孩的衣服。

与此同时，其他人——两个司机、蔡先生和另一位留学生，则被本地人带到一个由学校改造成的难民营。这里破旧，味道很大，有很多其他国籍的人也在这里，都是战乱中滞留当地或无家可归的人。地上铺了一些被子，几个中国人就地休息。

司机孔阳这时才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刚刚逃过一劫。他心里难受，走到室外自拍录像。他刚说了一句“老铁们，我们刚刚……”，便哽咽了，扭头吸了吸鼻涕再继续说下去。他把这段短视频上传快手，约5分钟左右，播放量就超过了五万。

本地人给几个中国人送来食物和热汤，但没人有心情吃饭休息。他们刚刚逃出枪林弹雨，心乱如麻，只想尽快离开战区。他们向当地人、远方的各个朋友和组织求助，未果。附近，袭击的枪炮声再次响起，难民营里很多人哭了起来。两三个小时后，本地人找到一辆正好路过、前往利沃夫的大巴，通知了他们。他们赶紧去医院接出苏倩和两个孩子，一起上了大巴车。
苏倩猜想那是一辆运送难民的车，载着各种肤色的外国人，车上同时贴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国旗。

2月28日乌克兰时间早上6点，身处基辅的孔阳刚打开直播，防空警报拉响。他随即把手机架到窗台，自己躲了出去。镜头里是天色初亮的基辅黎明，尖利的警报声在空中回荡，几分钟后安静下来。

孔阳返回屋里，将手机镜头转向自己。他是从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袭击那天，开始每天直播的。头两天他还走出家门，拍一拍战争阴影下的基辅街头，后来便不大敢出门。夜里他总被炮弹声震醒，索性起床洗漱，打开直播。他说，不时响起的防空警报已经把他搞得神经不正常了。

26日，家里一点食物都不剩了，附近商店全部关闭。孔阳没有办法，来到了住在基辅左岸的朋友章铁与人合租的公寓里。

战事越来越紧张，听说俄罗斯军队即将打到基辅城市内。使馆还没有发出撤侨通知，孔阳得到消息，使馆撤侨会先安排留学生。再等下去不是办法，28日这天清早的直播中，他吃完了公寓里的最后一袋泡面，和章铁商量起租借汽车，带上几个中国人，自行撤离的办法。规划路线、联系人、找车、加油，一切都非常仓促。第二天，他们遭遇了枪袭。

枪袭发生不久，央视新闻发布简讯：“当地时间3月1日，有华人在从乌克兰东部赶往利沃夫的路上中弹受伤，目前已送医救治。”消息在国内互联网上传开后，网民们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是国籍：所谓“华人”，是否是中国国籍，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当天晚上，采访到受伤者随行同胞的中新社记者李翔发布微博，就了解到的事实进行了简要说明。他特地转达了受访者蔡先生的澄清：“我们100%拿中国护照，都是中国人。”李翔写道：“反对一切平民攻击！无论是华人，华裔，还是其他人，只要平民被攻击，就是最大问题！”

这条微博下有人评论：“有中国护照不代表他一定是中国人，这个不要混淆了，这哥们儿出国后直接换国籍，中国护照只要移民局不收一直在手上。”

我们在枪袭发生当晚联系到开三菱的司机章铁。在前往利沃夫的大巴上，他说，“你们一定要如实，我们刚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不希望别人拿我们的生死去搏眼球”。第二天，他通过语音电话讲述了经历。

“我昨天跟你们说一定要如实就是因为，好多人怪我们，说我们路线走得不对，这样那样的。我觉得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不用大家安慰我们，但你起码不能跑过来骂我们对不对？还有很多虚假新闻、谣言，看了真的很生气”，章铁说。

那是3月2日乌克兰时间下午3点半，章铁说他和朋友刚刚坐上去罗马尼亚的车。

但就在这天当地时间早7点半，司机孔阳突然向我们求助，说他看到新闻，今晚10点要对基辅实施轰炸，他和他兄弟（指章铁）需要一辆车，回到那个村子接出中弹的宋先生。他断断续续发来消息，说那边医院的人都联系不上了，打电话报警，警察说医院所在的镇子昨晚遭到轰炸，死了很多人。

我们担心他们的安全，不断劝他再想想别的办法。可他看起来情绪激动：“我和我哥们现在不在乎生命，只在乎这个中枪的哥们。昨天撤离的时候，我一路抱着一个（他的孩子）一直到利沃夫的酒店。所以我决定必须去营救他。我和我哥们是爷们，不是胆小懦弱。”

到了当地时间下午1点多，他说正筹集美金，打算买一台车过去。我们非常着急，把他的求助信息发到了利沃夫华人群里。两个小时后，白兰夫妻以当事人身份在群里发言：“不要相信他，我们从来没有要求众筹，也没有委托他去救”。

向苏倩问及此事时，她说：“在去利沃夫的大巴车上，司机孔阳自己提过要把我老公接走。我说他现在的状态不适合移动，你作为普通人，这是你们做不到的，也不该你们来做。当时有个朋友在一个群里指责这两个司机把我们带到了危险的路段，才导致我老公中枪。孔阳让我跟朋友说，不要在群里乱说。虽然我认为就是他们的责任，但那时他一直帮我抱着一个小孩，我并不想计较这些。在车上，他们确实提到要返回基辅，还说要帮我们拿回落在基辅的行李，但我对此存疑。他们一直在讨论那两辆车怎么样，要找保险公司什么的。他们比较关心他们的车。”

3月2日乌克兰时间下午4点，孔阳给苏倩发去信息，说现在出发去接她老公。苏倩回复他，你们自己走路上很危险。又过了两个小时，孔阳来电话说，他们在距离医院还有100公里左右的地方被拦住了，无法再往前走，他已经与医院沟通过，医院现在是安全的，有国际红十字会的保护。

苏倩到达利沃夫后，决定跟白兰夫妻和蔡先生一起走。白兰的先生联系了斯洛伐克领事馆的副领事，对方非常积极地协调，欢迎他们过去。但交通工具是个问题，车很不好找。四人对私家车已经有点害怕了，而且去斯洛伐克有很多山路，不知道路况如何。白兰说坐火车去，她很坚持去斯洛伐克，还专门找留学生帮忙买了火车票。

2号一大早，他们赶到火车站，利沃夫的火车全部晚点。他们在人满为患的车站一直等到11点，白兰的先生联络到一个当地的私家车司机，将他们送到了斯洛伐克边境，一人只收了100美金。蔡先生一路帮苏倩照顾着一个孩子。

这一路非常安全，有很多当地人的车同路。检查站变少了，路上没有任何战争的痕迹。山广阔低平，山路平缓，风景很美，有些地方下着雪，有很多宁静的农庄。路上四五个小时，苏倩感到回到了人间。

事实证明斯洛伐克是他们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过境非常顺利，他们带着孩子，每个关口的工作人员都把他们排到最前面，还送来很厚的抱被给孩子们挡风。关外，当地大使馆组织的车队已在等候，都是开私家车的华商志愿者。出关口有很多为难民准备的物资点，有一切生活用品，还有孩子所需的东西。这里的志愿者很温和，并不打扰，只在你找东西时才上前帮助。住宿酒店房间很大，苏倩一进门，就看到了奶粉、尿不湿、衣服、宝宝用的热水壶，甚至还有婴儿车。

侨领严苏芳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巴尔代约夫经营着三个工厂，生产拖鞋、纸杯、纸吸管和拉杆箱。他已经在斯洛伐克生活了27年，是当地的领事保护志愿者，素来是个热心肠的人。在1月28日，中国驻斯洛伐克大使馆正式组织起华人难民救援之前，他已经自行运送了两趟各五六万欧元的物资送往边防。他在三个海关口来回转了两天，并向遇到的每个外事警察询问：“有华人过来吗？”

他包下了巴尔代约夫温泉度假村的一栋楼，以日均超过三万的步数在酒店里奔忙，每天接待一两百号人，脚不沾地，只能抽空在椅子上眯一会儿。

3月3日下午，入住酒店的蔡先生找到严苏芳，向他讲述了撤离途中遇袭的遭遇。严苏芳感到震惊，立刻请蔡先生带他去见伤者妻子。苏倩看起来非常疲惫，“我不知道我老公还能不能出来”，她满脸都是泪水。严苏芳说：“你放心，我帮到底。我用我所有能力、所有关系肯定把他弄过来。”

苏倩无法平静，她受伤的丈夫还身陷战区。落脚斯洛伐克的第一天，她打了几次医院护士的手机和丈夫通话。他不大着急自己的境遇，倒是很害怕孩子们挤到收容所里。他的声音听起来松懈，说伤口不疼，只是精神不好。但有一次又突然发起烧来，好像整个人都快不行了。后来他又说，发烧出了一身汗，精神反而变好了。

但到了3号，电话就打不通了，她不知道宋先生到底处在怎样的境况。呆在那里始终是不安全的，但转移就需要一辆救护车，何况路上也有危险。她联系了很多人，国内的、乌克兰的、斯洛伐克的，不分时差地回复信息，反复讲述遭遇，提出诉求，却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解决办法。

两个孩子每隔一两钟头就需要轮番喂奶照料。孩子们很多天没有洗澡了，身上发出酸味。经历了战乱，波折、忍冻挨饿的逃亡，原本安全感很高的宝宝也变得敏感惊惶，很难安稳喝奶和入睡。哭声时不时就在房间里炸开，苏倩正跟人通着话，那边孩子就哭嚎起来。电话的间隙，可以听到她低沉、克制地发出“嘘——嘘——”的声音。她在努力维持自己和局面的稳定。

这天夜里，苏倩看到新闻，俄乌政府第二轮谈判结束，就建立人道主义通道和平民撤离期间暂时停火的可能达成协议。这一定是最后的安全撤离机会，她想，再也无法冷静了。她需要一辆能够回战区接人的救护车。她向所能想到的一切组织和人求助，同行的朋友、国内的朋友、华商、媒体、华人群，求助信息扩散出去，许多人都在帮忙联系使馆和外交部，又发动私人关系找人找车。
中午，苏倩终于打通了医院的电话，酒店遇到的一位乌克兰姑娘帮她翻译，医院说：伤员越来越多，已经没有床位给你老公了，请你们今天把他接走，不要再打电话来了。这个消息让苏倩无比焦灼。她不知道谁能营救她的丈夫。

3月1日遇袭后受伤后，宋先生被乌克兰军医送入Brusyliv镇上的医院。Brusyliv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南部，这个小镇一半人口都是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从核污染地区被迫移民过来的。

Brusyliv医院医务主任OmelyanKavtysh确认，宋先生在医院期间，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给医院打过电话，“中国使馆的代表要求我们尽一切可能帮助同行的中国公民。他想知道伤者的状况及所受治疗。我们都告诉他了。他说大使馆哪都不会去，就在基辅，他说‘我们支持你们’，同时感谢了我。”

宋先生：“中枪被送到医院后，医生给我处理了伤口。我在病房里躺了一会儿，想叫护士把我老婆叫来交代事情，得知他们已经走了。我想，又去送死。他们肯定继续往利沃夫去了，这么长的路程，要是再碰见个火箭什么的，岂不是全完了。我非常为他们担心。

护士只会一点点英语，我勉强跟她交流，问她，我们这里安全吗？她说，不安全。

这是一个野战医院，不断有伤员送过来，条件简陋，没法做比较复杂的手术。我当时不能坐，不能躺，只能侧着，完全不能动。血止不住，床单上流得全是。一个医生跟我说，“fifty-fifty”，我不知道具体意思，可能是有一半几率会好，另一半会死。后来我换了一侧躺，血终于止住了，也许是姿势对了，压住了某根血管。

当天晚上附近打得非常激烈，各种枪声、炮声。我的病床位置挨着窗户，于是特别担心有个榴弹或者什么东西扔进来。真要打到医院的话，没人会冒险往里冲，只会先炸。

我老婆走的时候可能记了护士的电话，第二天她跟我通上了话。我听说他们到了安全的地方，放心多了。当时我心里只想着老婆孩子。我自己这儿，夜里打个不停，我动也动不了，担心也没用。我心想，来什么是什么吧。

第三天护士换班了，老婆也联系不到我了。这个医院条件特别艰苦，每顿饭都只有土豆汤、黑面包，还有一种用带点皮的麦子煮的黏黏糊糊的粥，只有一次吃到了鸡骨头。这天晚上，终于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似乎停战了。但我估计是碳水吃多了，胃里东西下不去，往外反酸水，折腾了一宿。

伤口在缓慢恢复，到第四天终于比较干爽了。白天起床，我听见外头又有“刷刷”的声音，他们把我从四层的房间换到了一层。我有点害怕，猜是不是要轰炸了，需要把我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然后我才知道，是边上的高速路通车了，一直在走汽车。

这天吃过午饭，来了两个乌克兰人，说要把我接走。他们说错了，说要把我送到波兰，我一听不对劲，很害怕，怕是美国那边要把我劫走来恶心中国。他们打电话联系到基辅的一位中国使馆官员，解释了一下。我在后座躺着，那天走的路程不长，傍晚他们就把我放到了中途的一个医院，说“See you tomorrow”。

医生给我做了个心电图，然后给我弄了一盘火腿肠，半个鸡腿、黄瓜和奶酪，两个面包我就没吃了，实在吃腻碳水了。之前几天在那个战地医院，营养非常缺。我的肌肉打坏了，需要蛋白质来修复，但没有。这天我终于吃上了肉，效果非常明显。睡了半宿，夜里我就能勉强挣扎着站起来，拉了泡屎。

医院看我吃了东西恢复很快，给我打了一针大剂量的激素。然后我头晕目眩，就像抽大麻似的，身上瘫软，眼前都是花的，还心跳加速。护士又让我填表，都是乌克兰语，见我不懂，也不去找个会英文的人来跟我说。这是要干啥？我都吓坏了。

隔天很早，天刚亮，来了三个人。我一看都不认识，不是“See you tomorrow”那两个了，又吓坏了。他们只好再打电话给使馆，跟我说了几句。这是第五天，我已经能坐了，于是坐在副驾驶。这天走得特别长，车一直开过了利沃夫也没停，感觉从早上6点一直开到了晚上8点多，我的后背都磨得流出了很多液体。

这天晚上就住在开车的司机家里。司机是个华商，老婆是乌克兰人，他们家帮助了很多人，两层楼的房子都住满了。这家乌克兰大姐非常好，我到达时鸡汤已经炖好，他们还准备了橙子、苹果。从医院出发时，他们胡乱给我套了些不知道谁的衣服，穿一双破拖鞋就走了。乌克兰大姐送了我衣服，让我加了条秋裤，还给我一件羽绒服。

第二天华商把我送到斯洛伐克边境，我就穿着他们家送的羽绒服，拄着从他们家拿的一根棍子过境。在边境，我听到斯洛伐克那边的领事和华商不断地给这个乌克兰华商打电话嘱咐，许诺给他很多好处。我想我能到这里，应该是斯洛伐克那边的华商和领事努力安排的。他们一直在跟边检商量能不能把车开过去，让我少走几步，后来又找红十字会的人用轮椅推着我过去。非常周到，非常热情。”

■ 斯洛伐克边境的乌克兰难民。

宋先生一过境，4名医护人员立刻把他送上救护车。护士把他后背的衣服拉上去，严苏芳一看，拇指大的一个洞，塞一块浸着血的破棉花。他问宋先生，子弹有没有取出来。宋先生不知道。严苏芳立刻让救护车直接开往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里的医院。

■ 宋先生（白衣者）到斯洛伐克后，医护人员把他送上救护车。斯洛伐克侨领严苏芳（左）与他交流。

医生说弹孔里有碎片，计划明天手术，清洗伤口后缝合。但宋先生的核酸报告结果显示阳性，于是手术又被推后了。他立刻被隔离起来输液。不过，斯洛伐克华商为他准备了新衣服、毛巾、拖鞋和洗漱用品。严苏芳给他买了一部新手机。他和苏倩通了视频，看到老婆和孩子都很好。孩子们看起来又长大了一些。

这是3月6日，宋先生终于回到了安全、稳定、干净、舒适的环境。

真是漫长的六天。宋先生在讲述时语速很慢，语句间有很长的空隙，有时像在搜索记忆中的细节，有时又像吞下了还没讲完的话。“我觉得从刚开始，我们这边是恐慌，司机们是贪婪，这两个不好的东西加在一起，就出事了，没有一个人是非常理智的”，他说，可是，“你说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怎么能想到有一天会挨枪？”

总之，一些原本相信的事，现在不那么确定了。
隔离中的宋先生有充足的时间反复琢磨所经历的。他越想越觉得，在这场不幸里，他的中枪可以说中得“恰到好处”——既不太重，位置又很吓人，这使得有人很快叫来军医，用车拉走了所有人，撤离得非常顺畅。那天晚上，附近发生了轰炸，许多地方夷为平地。“如果我没有中弹，我们就耽搁在地下室里，当天夜里灰飞烟灭。”